林书友：如何确保亚投行主导权？先看美国的错误示范

英法德意等西方大国争相申请加入亚投行，被许多国际政治学者誉为划时代的大事件。

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文扬认为，英国作为国际金融领域唯一的“过来人”，“拥抱亚投行……相当于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个明确无误的讯息：国际金融体系并非谁的独家领地，新老交替，有过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第三次。”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者吉迪恩·拉赫曼也说：“曾几何时，世界要在强大的美元面前毕恭毕敬。但这些天，围绕亚投行发生的剧情，让许多美国盟友眼睛都看到了人民币。”

然而，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担心，西方大国加入亚投行会与中国争夺主导权。这并非杞人忧天，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前所长弗雷德·贝格斯滕就“明目张胆”建议：“美国应鼓励其亚洲和欧洲朋友加入亚投行，以便在中国采取任何不利行动时帮助美国一同加以反对。”

看看，中方一再表示亚投行将“促进亚洲地区团结合作”，但已经有西方学者在盘算，如何将它变成政治斗争的舞台了。这倒恰好证明，中国未来有必要确保亚投行的主导权，为“满足地区国家在基础设施投融资方面的需要，更好地促进地区国家共同发展和繁荣”的目标而服务。

那么问题来了，中国应该如何有理有利有节地确保主导权呢？目前，亚投行的管理结构只公布了大致的框架，可参看观察者网专栏作者魏峰的分析，但也难断言中国的对策。不妨先看看美国主导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时，是如何弄得满世界怨声载道的，或可从中吸取些经验教训。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都可以追溯到二战末期，是美国构建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元素。

1944年5月26日，美国总统罗斯福邀请43个国家出席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大会共设3个委员会：第一委员会负责筹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二委员会负责起草世界银行章程，凯恩斯任主席；第三委员会研究其他金融安排。

IMF最高权力机构是理事会，由各成员国派正、副理事各一名组成，一般由各成员国的财政部长或中央银行行长担任。每年举行一次年会，决定接纳新成员、增加股本等重要事项。执行董事会负责日常工作，由24名执行董事组成。总裁由执行董事会推选，负责基金组织的业务管理。IMF最有眼球的活动，是为陷入严重经济困境的国家提供紧急援助。

世界银行以行长为核心，一届期满为5年。名义上由执行董事会选举产生，兼任执董会主席，权力很大。各成员国在世界银行的执行董事则代表本国或本地区利益。世行的主营业务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低息贷款、无息信贷和赠款，类似于“扶贫”。

按惯例，世界银行行长都是美国人，IMF总裁都是欧洲人。美国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还算“尊重”欧洲在IMF的权力，但为了巩固美元地位，肯定要确保自己在IMF与世界银行同样都有主导权，大致有这么几招：

1. 一票否决

在一个金融机构里，出钱多的当老大看上去挺自然。但如果没有达到“简单多数”，凭什么操控呢？

1946年，美国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比例高达36%，却仍远远不足50%，于是在世行章程中规定，要修改章程，必须有65%的赞成票。美国如果反对，赞成票就只有64%，靠这1%，美国就实际上控制了世界银行。

随着美国力量的相对衰落，它也不可能负担如此多的份额。现在的规定是，修改章程须经3/5的成员国同意，并在执董会以85%的赞成票通过，才能生效。

美国的股份是多少呢？15.85%！美国继续靠那么一点点优势取得“独一份”的否决权，比在联合国安理会里舒坦得多。虽然合法，但其他国家憋了一肚子怨气也很自然。

IMF的情况类似，目前也是85%多数原则，否决权也是美国独享。

IMF改革前后的投票权

中国未来很可能也会将否决权抓在自己手中，但或许会相应背负更大的责任，不像美国那样，享受与投资份额严重不符的权利/权力。

2. 国会唱白脸

金融危机后，对国际金融体系、特别是IMF的改革呼声一日高过一日，美国理事都不好意思直接否决，怎么办？关门，放国会。

2010年通过的改革方案，美国国会到今年都没通过。中国另起炉灶，让奥巴马政府急了。美财长雅各布·卢17日警告说，如果国会仍不批准IMF的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美国在国际组织中的领导地位将面临被削弱的风险。

又如，去年12月16日，奥巴马签署一项支出法案。美国国会在该法案中，对财政部提出了严格的要求：驻世行执行董事应投票反对任何降低现行“环境或社会标准”的项目。“环境或社会标准”，是不是有点耳熟？他们现在就是这样非议亚投行的。

此外，美国国会听证会和非约束性议案，也会对世界银行和IMF施加压力。

未来亚投行即使是中国主导，也要警惕部分成员国联合起来，利用本国国会制度，冠冕堂皇地阻挠、拖延银行的重大决策。

3. 控制日常运作

世界银行实际上由美国政府任命，一直由美国人担任。首任行长尤金·梅耶因与美国执行董事关系不睦，上任仅6个月即挂冠而去。在历任行长中，还有些响当当的美国军界人物，通过旋转门进进出出。麦克纳马拉就从国防部长摇身一变成了世行行长，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后来也走上了行长宝座。

按惯例，IMF总裁通常来自欧洲，但鉴于美国拥有否决权，最后推出的必定是美国认可的人物。而其他掌握实权的高级管理人员也大多来自美国及其盟友。

尽管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上述情况直到近几年才有所改变，例如2006年12月，巴西人波图加尔担任IMF副总裁。

2008年2月4日，世界银行正式任命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林毅夫为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林毅夫虽是“民间人士”，但与中国官方关系密切，世界银行的这一任命，不管情愿与否，都是对中国改革成就的承认。

2011年7月26日，朱民正式出任IMF副总裁，中国作为大股东，终于在管理层中“上面有人”。此前，朱民于2009年出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2010年担任IMF总裁特别顾问，可见，中方为其最终出任IMF副总裁，做了很多铺垫工作。

但目前，这两大机构重要部门的很多执行经理、高管仍是欧美人士为主，很多人与华尔街、美国财政部都有密切的联系。发展中国家的声音依然孱弱。

亚投行在未来的机构人员安排中，很可能会采取更好的选任方式。如果能体现出选贤任能的中国特色，或许还能使外界额外增加对中国制度的认同感，收获意外之喜。

4. 胡萝卜加大棒

有了否决权和“可靠的”高管，还必须有一套“标准化”的办法，来贯彻美国的意志。简言之就是胡萝卜加大棒，把经济援助、贷款与政治经济“改革”捆绑起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IMF积极鼓吹“新自由主义”，开放市场，促进金融自由化，受援国必须接受“华盛顿共识”；美国一直要求成员国消除外汇管制，允许自由贸易和资本自由流动。

有趣的是，为了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尽可能少受美国政府与国会的干预，凯恩斯认为这两个组织应当设置在纽约而不是华盛顿。不过，凯恩斯当年的设想也有点“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如果1989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IMF、世界银行等在纽约开研讨会，得出个“纽约共识”，美国手中的“胡萝卜加大棒”又会有什么不同吗？日常管理中，从华盛顿打个电话到纽约更不是什么难事。

（受篇幅所限，本文主要聚焦于美国如何抓住“主导权”。世界银行和IMF在发展中国家推行“华盛顿共识”的劣迹，是另一个更为惊心动魄的宏大故事。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前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的著作《全球化及其不满》，以及约翰·珀金斯的《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5. 罗生门般的盘外招

2011年5月14日，时任IMF总裁的卡恩涉嫌性侵在纽约（不是华盛顿哦）被捕。正是他在半年前的2010年11月5日宣布，IMF执行董事会通过了份额改革方案。同时，卡恩也在积极推进“特别提款权”（SDR）的改革，降低其中美元的比重。

一时间猜测蜂起。普京表示，他曾收到一份由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局提供的报告，称卡恩被捕系美国中情局特工所为，因卡恩掌握了美巨额黄金储备“丢失”的证据。

但卡恩本人却反咬一口，称普京是法国总统萨科齐的好朋友，把卡恩拉下马是要阻止他竞选法国总统。随后又冒出其他女子指控卡恩……事情真相或许永远无法知晓。

2011年5月16日，卡恩出庭受审

70多年来，美国始终牢牢控制住世界银行和IMF的主导权，可谓是一种“成功”。然而，“有种失败叫占领”，其他国家的不满越积越多，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现在的“亚投行门”。说美国“众叛亲离”，显然为时过早，但这几天春日中的“秋凉”有目共睹。

“秦人无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好在中国有数千年历史的积淀，相关人士对这些问题想必已经看得很通透。

何以见得？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答记者问时，并没有过多地在“环境或社会标准”等问题上辩驳，而是明确指出：“亚投行将充分借鉴现有多边开发银行好的做法，同时也要避免其走过的弯路。”

唱戏的人有谱，我们听响的都应该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