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20年：与当事者一同看恐怖主义与日本社会-冀浩然

造成13人死亡，3000余人受伤的东京地下铁沙林毒气事件将在今年3月20日迎来20周年祭。从1月16日开始，作为沙林毒气事件最后一位未受审的犯人——逃亡长达十余年的前“奥姆真理教”骨干成员高桥克也，也被送上东京地方法院，接受迟来的审判。

东京地下铁沙林毒气事件是冷战之后第一起在特大城市内针对普通民众，利用公共交通工具进行的恐怖袭击。在东京这场悲剧十年之后，伦敦公共交通系统也在2005年夏季遭到连环炸弹恐怖袭击。东京、纽约、马德里、伦敦、孟买、昆明……放眼全球，在冷战结束之后，世界各个大城市里已发生数十起针对公共交通系统的恐怖袭击，公共交通工具正成为袭击的重点目标。几十天之前发生的日本人质事件，也给我们抛来了更多关于恐怖主义的思考。

20年来，受害者对东京沙林毒气事件还有哪些感受？日本社会对邪教乃至恐怖主义的态度又如何？毒气事情过去20年后，在多方帮助下，笔者联系到了一些受害者，希望通过了解这些人的经历，来回答东京地下铁沙林毒气事件留给当下最重要的问题。（本文出现的幸存者姓名均为化名）

2012年6月15日，在日本东京，奥姆真理教最后一名被通缉的嫌犯高桥克也被押送至警察局。

“向前努力地活着吧”

1995年3月20日早晨，浅见比佐子和丈夫浅见裕行一同乘坐东京营团地下铁日比谷线上班，在列车经过秋叶原车站的时候，她闻到了车厢里的异味。

那就是“奥姆真理教”信徒林泰男带来的沙林毒气的气味。林泰男携带的包裹由于被扎的洞最多，所以毒气释放的速度最快。在5个攻击方向上，林泰男所处车厢最先开始有乘客感到不适。

起初，列车上的乘客仅仅是觉得不舒服，并没有人按下报警按钮。列车也开始向下一站人形町前进。“我感觉头晕，而且鼻子也很难受”，比佐子夫人觉得车厢里可能有危险，就通知自己的丈夫。于是浅见夫妇决定在人形町车站下车。可是等到列车抵达人形町的时候，夫妇二人均已出现沙林毒气的严重中毒反应。

“我感觉车厢里的灯都好像关上了一样，两眼一片漆黑”，浅见先生描述了他当时的感觉，这是由于沙林毒气的影响导致瞳孔缩小后的反应。夫妇二人在列车抵达人形町车站停稳开门后，踉踉跄跄地走到月台上，之后便瘫坐在站台的座椅上晕了过去。

“我并不知道之后怎么样了，等我再醒过来的时候，已经躺在病床上面。”浅见先生对于现场的处置一直抱有不满，“我觉得我还没完全晕过去的时候，似乎是闻到了站务员或者列车员身上沾到的沙林的味道”。

尽管浅见先生表达了不满，但实际上很难要求当时的站务员对此能有应对手段——“毒气”对于1995年的日本来说，是50多年前战争时代的词语，只在历史和化学课本上有所耳闻。到底发生了什么，站务员、列车员、急救队员一头雾水。没有任何预案，也没有任处置的经验。东京的消防、急救系统在1995年3月20日的早上虽然有序地进行着病人的接入工作，但是除了给他们进行输氧之外毫无办法——因为没人知道这些可怜的乘客“得了什么病”。

1995年3月，日本警方和医务人员将一名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中的中毒者抬上急救车。

从1995年起，比佐子夫人一直饱受着沙林毒气的煎熬——她的眼睛留下了后遗症。每当她因为眼部不适就医的时候，医院方面只能回答她，“这是因为你年纪大了”。比佐子夫人只能慢慢接受了这个说法。“向前努力的活着吧。如果把一切原因都归咎到他们身上，没完没了地讨求不可能的赔偿，我们还怎么正常地生活？”

“像面对死亡一样的恐怖”

浅见夫妇下车之后，站务员和列车员依然没有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列车仍然继续前行。林泰男释放的沙林毒气仍在车厢肆虐。在列车抵达八丁堀车站后，一名普通的公司职员，时年30岁的高桥和之登上了这趟列车。

高桥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场景，“车厢里（我）边上的人，面色都十分可怕，鼻涕和眼泪止不住地流淌。有一部分人昏倒了，瘫坐在地上。我觉得情况十分不妙。”在列车抵达筑地车站后，车厢里还没有昏迷的乘客开始向门口移动，准备逃离这班列车。但不幸的是，多数人没有逃过这一劫。列车打开车门后，更可怕的场景出现在高桥和之的眼里，“几十人在走出车厢后就昏倒在了地上，我当时吓坏了，立马从座椅上站了起来，踉踉跄跄地往外跑”。高桥和之也受到了沙林毒气的侵袭，“（跑着跑着）就觉得喘气十分困难，鼻涕眼泪什么的都流出来了”“但是我觉得我不能倒在车站里面，就更加努力地跑”。终于，高桥和之连滚带爬地逃离了车站，昏倒在车站的地面出入口楼梯上。

在医院醒来时，高桥和之还没有完全摆脱沙林毒气的侵袭，看到自己身体上被插着各种管子，回想起刚才的恐怖场面，“感觉就像在面对死亡”。康复之后的高桥和之，对于筑地车站产生了巨大的心理阴影，每每想到这个车站，他就会想起那恐怖的场面和毒气侵袭带来的恐怖体感。这些回忆与感觉让他多年都不敢靠近这个车站，出行时也通过换乘等手段绕开。直到2010年，45岁的他才在心理健康指导人士的帮助下来到筑地车站，经过数个小时的努力，他在那里睁开了紧闭的双眼。“直到那时候，我才觉得，‘啊，总算摆脱了困扰’”。

作为毒气事件中最后一位被审判的被告人，前“奥姆真理教”信徒高桥克也说了这样的话——“（在逃跑过程中）我多次想，把‘末日裁判’提前降临给普通人，用这种手法惩罚世界究竟好不好？”

“我知道有不少的人面临着和我一样的问题与困扰，这都是那些疯子害的。我整整受了15年的折磨！没有什么比恐怖主义更恐怖的东西了，绝对没有！”在最后，高桥和之斩钉截铁地说。

“不再是被害者，而是体验者”

在另一条被袭击的线路——东京营团地下铁千代田线的霞关车站，装满毒气的报纸包被车站站务员高桥一正踢到了站台上。该站的另一名站务员丰田利明，用未加保护的双手将散发沙林毒气的报纸包装进了塑料袋中，并把它转移离开了站台。“当时我拿起了这个报纸包晃了晃，听到里面有‘扑哧扑哧’的声音，我害怕这是爆炸物，觉得这个东西不能留在站台上”。过程中，纸包里面的塑料袋又被高桥弄出了一个口子，液态沙林喷在了高桥的裤子上和丰田的手上，而丰田随手把这液体涂抹在衬衫上。

这是2005年3月20日，在日本东京地铁霞关站，地铁工作人员为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中的遇难者默哀，以示悼念。当天是这一事件10周年的纪念日。

丰田利明迅速返回车站办公室，希望在记录完工作日志后就通报警方来处理这个报纸包。就在这个时候，他开始有了沙林毒气的中毒反应，并且由于双手和衬衫上都有沙林液体的残留，中毒程度快速加重。意识逐渐模糊的丰田根本拿不动手中的笔。这时候，“我看见了他（指高桥一正）就在站台上晕倒了，他当时离我不到3米，满嘴都是白沫”。丰田还想向前询问这是怎么回事，可是他没有站起来，几秒钟之后，他也晕倒了，丧失了意识。不过幸运的是，丰田只用了几个小时就在医院里苏醒过来了。

而同样被沙林“包围”的高桥一正却用了将近一周的时间，才从死神手里夺回自己的生命。不幸的是，高桥一正也一样饱受着后遗症的折磨。

对于自己没有死这件事，“我就想，‘我为什么活下来了？’、‘我之后的人生应该怎么做才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两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

高桥人生的转机，是事件发生18年后的2013年。那一年，68岁的高桥一正，在高中同学的同窗会上，面对着200余人，讲述了事件中自己的经历与感受，台下听众在他讲完之后，对他报以热烈的掌声。“就在那一瞬，我觉得之前十几年的阴郁一扫而光。如果‘被害者意识’还是我思维感受的主流，我觉得我永远也不能向前看，当我以‘体验者’来去看待这个事件，我觉得我立刻就跨越了相当多的心理障碍。我不再是被害者，而是体验者”，“十几年过去了，‘被害者’的心理障碍再不克服，我觉得人生就要荒废了。”

二十年的时光，留下了什么？

3000余名死伤者中，相当多的幸存者将在余生中被后遗症和心理障碍困扰。这是恐怖主义袭击带来的可怕后果。与此同理，在美国“9·11”事件之后，相当数量的遗属连世贸大厦双子塔倒塌的画面都不敢观看，严重者甚至对双塔建筑都存在着严重的心理障碍。这些人中，一部分人通过合理的治疗和康复手段，成功跨越了心理障碍，但是恐怖袭击事件本身将永远成为他们一段痛苦的记忆存档。

对于记忆的不同解读，使得这些人对待邪教与恐怖主义的态度有了分歧，这也代表了日本社会内部的混乱状况。但是强调“一致性”的日本，对于邪教和恐怖主义又有着相似的整体态度。

邪教在1995年之后成为了日本国家安全部门严厉打击的对象，直到现在，教义较为偏激的宗教团体都是日本各地警察系统着重关注的“潜在犯罪群体”。因而对于偏离主流宗教教义的宗教团体，日本虽然有着法律保护的“宗教自由”，但暗地里也施加打压。进入21世纪，这一政策更是覆盖到了具有海外背景的宗教团体上。法轮功、伊斯兰教瓦哈比教派等等存在巨大争议的邪教或宗教团体都被严加看管。这些邪教或宗教团体散发广告、报纸的行为也常常被街头警察劝阻。“奥姆真理教”的恐怖回忆使得日本社会对于本国新兴宗教保持着长期性的排斥态度，宗教团体的登记人数在1995年之后暴跌，直到2009年以来才开始有小幅回升。

这是1999年11月18日，参加日本国会众议院全体会议的议员们起立赞成通过有关打击日本邪教组织奥姆真理教的两个法案的资料照片。

“奥姆真理教”在日本的传播，恰恰是借由日本社会人心混乱和信仰缺失的“后泡沫经济”时代才得以成功。1991年泡沫经济幻灭后，很多日本人在股票、房地产、收藏等虚体经济市场中“一夜回到解放前”。经济的崩溃带来的是对传统个人价值观的不信任，而伴随着这种现象社会化，日本社会在1991-1993年均保持着“信仰渴求”的状况，新登记的宗教团体数量呈几何式增长。一些教义激进的宗教团体更容易聚集起一批对社会现实绝望的“失意者”。

与此相似的是，1990年代面临着严重经济问题的其他一些国家与地区，一样是“气功”团体、激进宗教团体和邪教团体传播猖獗的地区。而日本社会在沙林毒气案之后，面对着经济状况与邪教、恐怖主义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也认为经济情况的改善有利于国家安全环境的水平提高，在国家经济增长陷入整体停滞时，改善国民经济状况和生活满意度是更加重要的事情。所以在1997年后，原本在发达国家中社保水平处于中等水平的日本才努力改善社会保障体系，仅用了几年时间就将社保水平提高到了发达国家中的较高水平。日本当下，宗教团体短时期内是难以具备转变为恐怖组织的能力了。

对待恐怖主义，日本社会尽管长期强调“打击”，但也只是维持在泛泛的口号上。沙林毒气案的发生使得之后十几年中，日本社会对于恐怖主义抱有一种略带悲观的态度——“我可能根本猜不到什么样的袭击会发生，所以我干脆努力让社会成员不去接触可能有恐怖主义存在的地域或者事物”。日本伊斯兰世界问题研究领域的规模、每年前往中东地区的人次在1995年后和80年代相比都有了一定程度的缩小与减少。

但是针对“如何打击恐怖主义”，社会分歧就凸显出来了。日本政府在这20年中，强调的是“铲除国内恐怖主义可能滋生的土壤，协助世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对于这个政策，日本国际关系和反恐问题研究者中持强硬立场的人士认为，这是“日本放弃国际反恐责任的行为”，是“妄想把恐怖主义堵在日本之外的无用功”。2005年，日本部分学者就提出了“不主动出击，日本所遭受的恐怖主义威胁就会越来越大”。而在今年人质遭到杀害事件之后，这个观点更是席卷全日本。

哪里有反对，哪儿就会有支持。有人强调日本面临的国际恐怖主义威胁是“被夸大的”，“一部分人只是想利用恐怖主义作为幌子，为其他政治行为找到法理正确的依据”。东京地铁沙林毒气案的多数受害者及其关连人士，仍然在强调日本社会内部的恐怖主义滋生土壤才更可怕。“国际恐怖主义是斩不断的，总会有信徒把恐怖主义带进日本，与日本社会内部矛盾合二为一，最后酿成新一轮大祸。”这是一位来自明治大学研究日本社会学者观点，也是这一部分人的典型态度。对于日本直接介入对抗国际恐怖主义的热冲突，他们认为日本既不具备这个能力，也不符合本国定位。这一派的观点目前对于日本的反恐决策影响深远。

二十年的时光，留下的东西除了恐怖袭击记忆本身，更多的是日本社会对于事件背景及其影响的思考。在经济发展停滞的大背景下，日本对于邪教，对于可能越来越大的恐怖主义威胁又能有多大的防范能力？笔者对此不持乐观态度。近几年来日本经济停滞，老龄化形势加剧，社会主流思想愈发“灰暗化”，多数日本人不得不承认，越来越感受到了“生活带来的压力”。

笔者恰恰认为，这种潜在的厌世可能，会变成日本社会的下一个炸药包。

这是1999年8月8日，人们在日本大田原市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政府驱逐聚集在这里一家客栈的部分奥姆真理教信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