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睿：反服贸学生何去何从？

【去年3月18日，台湾反黑箱服贸民主阵线等民间团体和学生突破警力，占领“立法院”，抗议《两岸服贸协议》，由此引爆持续将近一月的“太阳花学运”。时光流转，“太阳花学运”已经过去一年，这一年里，台湾经历了“九合一选举”，经济持续低位徘徊，年轻人依旧前途迷茫。当初轰轰烈烈的抗议活动早已归于平静，台湾却在“小确幸”里安然度日。时隔一年，曾经的运动到底给台湾带来了什么影响，又将把台湾引向何处？在3·18学运一周年之际，观察者网特此策划专题“太阳花一周年”，以飨读者。】

一年前占领台北公署的大学生何去何从？当年反黑箱作业是个堂皇的理由，但多年来对美军购恐怕是个更大的黑箱，它对台湾的经济耗损相比于和大陆的服贸收益，明显值得更大的反应，却为何无声无息？美国牛猪进口对人体健康、对台湾农户的危害，为何不见同一批大学生要求正义的行动？日本长年对台的贸易不平衡，独利大买办资本家的现实，为何不见同一批大学生要求正义的行动？是无知？还是无品？答案不在性骚惯犯以及为性骚惯犯辩饰的学运领头身上。

两岸服贸协议是个让利台湾的不对等机制，常被台湾不少政学媒解释为“以商逼政”、“以经促统”。或许，马云和雷军来帮台湾青年创业找出路，也是岛上政学媒眼中的统战阴谋。把一切问题往“亲中反中”的系谱上推，就可以轻松起到政治动员的效果，这是看准当代台湾青年的认知短板。台湾教改20年，也是“去中国化”教育20年，岛上受众被抽空后的主体性不是由代表大众利益的阶级或团体来取代，而是由新兴的买办和皇民资产阶级引入美日流行的价值观来填补认同真空，所谓“公民不服从”与“小确幸”即为其例。

反服贸学生何去何从？

公民主义被引进台湾，以取代民族主义操作，是上世纪90年代的事。那时北京坚决打击台湾“民族主义建国论”，高举“台独建国”的彭明敏“大选”惨败，日后陈水扁为图宝座而喊出“新中间路线”。在民族主义的高地上，虚构的台湾民族论彻底崩溃。同时，长年充当美日代工基地而欠缺产业结构升级基础的台湾，又因为政争加剧、投资环境恶化、生产成本增高，而迫使大中小企业纷纷迁厂到改革开放如火如荼的大陆地区，中国经济圈的形成已是无可逆挡之势。这引起岛上台独的精神恐慌，失却分离主义经济条件的台独政学媒，唯有拉起西方民主自由人权的公民主义帷幕来隐身。去年学运的绝大多数成员，恰恰是成长于这帷幕下的世代。

与西方新自由主义civil society相关的概念如市民、文明、社团等，混杂附会成台湾政学媒指称的“公民社会”。上世纪90年代以前依附在世界分工体系下的轻工业和消费文化，则是台式“公民社会”的经济背景。正因此，所谓台式公民其实是局部的个人主义市民阶层，去年学运所以充斥无知两岸服贸内容的妈宝，而不是与两岸服贸更切身相关的广大劳动阶层来积极参与，即为证明。至于以居高临下之姿鄙视后来居上者，支撑自己失却物质条件的心理优越，并借以凝聚“公民身分”的群体认同和区隔异己团体，则是他们选择的文明模式。例如泛指大陆人如厕不关门、“茶叶蛋教授”、“童子尿媒体”等现象。

但台式公民宣称代表“台湾人民”意志的同时，却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从心理上否认“亲中”台人的公民身分。而公民主义既是特定政学媒引为对抗一个中国而强加比附的进口概念，他们的排他性自然对“殖民高级论”失能，这又反证台式公民的主体虚妄──没有相应经济基础的认同建筑，原就是少数人政治动员的想象共同体。因此，像“勿忘历史”之类可能拂逆他们认同体的声音，也成了公民不服从的箭靶；与仇共反中相伴相生的拜美亲日威权意识形态，反而是他们拳拳服膺的历史承载。这种情形，还具体表现在他们反对中学课纲微调的行动上，理由仍是单薄的程序黑箱，而不是辨别或刻意忽视去殖民化的内容实质。

按说被现代讯息科技轻易集结起来的学运世代，若是处在信息平衡而开放的环境，理应“兼听则明”。但事实不然，去年的学运让人看到表面新潮、激情、个性化的言行之下，脱离社会实际的自以为义。他们或许不乏群体关怀，但更多的是个人权利受害恐惧的同质性反射。似乎宽容他们与听从他们，才是他们理想的公民社会图景，尽管现实的国际格局和生存环境不如他们的想象。这反映的是除了中学以前的教育影响之外，还有人为的视听环境保守、片面甚至反动。去年学运退场后，为台生赴陆就学服务达10余年的“夏潮联合会”突遭检调单位以违反《两区条例》起诉，或许是一个佐证。全台赴欧美加日就学的代办中心都受到详尽规范，唯独对台生就读大陆高校的业务没有整体政策，这仍是台北对采认大陆学历保守心态的余绪。而讽刺的是，台北计划未来5年内将裁撤岛上超过1/3的大学院校。

我曾和一位参与去年学运的研究生聊过，他的诉求或者说理念只有简单的“土生土长…”几个字。我反问他这里谁不是土生土长？谁不爱台湾？问题在于自己的方式是爱台湾？还是害了台湾？他陷入沉思状，没有正面回答。我们换个话题以后，他提到对未来就业方向的忧虑与迷茫，甚至说不排斥到大陆工作。其实多数参与或认同去年学运的台生和他差不多，关心的只是“小确幸”幻灭，装上“公民”引擎就能驱动他们义正词严地占地发声，但内容禁不住推敲，例如“自己的国家自己救”或者“2300万人决定论”等。陆生在台的用功与知能表现，让多数台生惊奇；而被教改抽离中国主体性的多数台生，又有什么知能上的优势去内地就业？现实是，大陆优惠台商与台生贯穿整个台湾教育“去中国化”的历史，至今仍是历历在目的政策，与台湾对陆商和陆生的态度形成反比。“公民”民主主义也好，“公民”民族主义也罢，如果真那么管用，还怕“统战阴谋”吗？

政治动员可以体现一个社会的活力，但也必须受到社会条件和标准的检测。如果学运的影响只是一时胜选和政党轮替，只是台湾经济和民生水平的进一步滑落，只是暴露思想上对美日全球战略的依附性，那么台湾社会的性质就没超过政经文教代工基地的时代，甚而是更加保守倒退。反之，如果这场学运辩证地种下台湾政经文教改革开放的基因，刺激台人重新认识被人为遗忘的中国史地和自宫多年的中国主体性，那么台湾社会就自证还有超越当前政治操作的价值与信念，引领自己朝向进步发展，而去年学运则成为这种发展的起点。

值得注意的是，去年学运若是“恃宠而骄”的产物，那么它又是考验北京“以大事小”的一道题目。考量该考量的，坚持该坚持的，集中表现在习总书记的对台四个坚定不移讲话。既做最好的打算，也有最坏的准备，怎么看都比搞不定“九二共识”的乱局服人。习总书记令人印象特别深刻的两句话是：“小康不小康，关键在老乡。”坚定不移为两岸同胞谋福祉，要到位至乡民，才能争取民心。公民不如乡民，在台湾的民主解释里，公民运动隶属于反对运动才具有正当性。这就决定和平发展道路和共同政治基础的关键在老乡，不在空洞的小确幸公民。

其实去年学运的多数成员想法简单，除了少数领头是特定政党的顺民之外，大多不愿成为寄生在街头与镜头前的公民而已。他们要的只是安居乐业和一分希望，这也是不分两岸每个乡民的愿望。满足这看似简单的心愿，是成就携手实现民族复兴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