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娜：太阳花一周年| 台南虱目鱼在大陆怎么了？
【去年3月18日，台湾反黑箱服贸民主阵线等民间团体和学生突破警力，占领“立法院”，抗议《两岸服贸协议》，由此引爆持续将近一月的“太阳花学运”。时光流转，“太阳花学运”已经过去一年，这一年里，台湾经历了“九合一选举”，经济持续低位徘徊，年轻人依旧前途迷茫。当初轰轰烈烈的抗议活动早已归于平静，台湾却在“小确幸”里安然度日。时隔一年，曾经的运动到底给台湾带来了什么影响，又将把台湾引向何处？在3·18学运一周年之际，观察者网特此策划专题“太阳花一周年”，以飨读者。】
2014年3月18日晚上，台湾数百名学生冲进了“立法院”，宣布把它“占领”。孙中山像被贴上“占领XX小时”，象征“代议民主”的议事槌也不见了。这是台湾史上第一遭，原因是为了反对《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定》的“黑箱操作”。
消息传来，许多人怕是“醉了”。两岸交往这些年，从经济到政治，从珍珠奶茶到昆曲大戏，从政党社团到自由行个体，都越来越密切，为何我和你，却越来越不懂对方了？“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又经受了考验。
之后，学生“再破”“行政院”、警方暴力清场、群众“驰援”、各种公民团体、社运组织“入场”，五十万人上凯道；学生开“大肠花”粗口论坛，“贱民”在“立法院”外公厕旁，另辟“解放区”；脸书、论坛、媒体、学院；抒情、表态、辩论、反思，人人都有话说——“反服贸”卷起了台湾社会各阶层，说它只是一场被台独政党煽动或利用的学运，未免太轻松。面对长达24天的“占领立法院”，再戏剧性十足，我们恐怕也不能如社论那么自得：“不妨围观。”
“占领”中的某一天，同事和我聊到一个大陆采购台南虱目鱼的案例：这个项目运作了几年，引进到福建、上海等地的虱目鱼及其加工品，因饮食习惯差异，始终打不开销路；但作为“向台湾基层人民释放的善意”，又得撑着，成了企业的政治包袱。
岂止是虱目鱼，买香蕉不是不顾海南蕉农的心在滴血？“服贸”不是大开门户“让利”？难怪有人委屈：“我们对人这么好，何苦？”
似近又远、欲亲难亲的两岸关系，在哪儿出了问题？在从未离开亚洲的美国嚷嚷着要“重返亚洲”的要紧时刻，怎么台湾同胞还是不觉悟、不知道如今团结反帝、共同发展才是出路？为何“惠台”、“让利”的行动都得不到人心，“一小撮的台独分子”就绑架了台湾民意？
追随“虱目鱼”，或许可以走近“反服贸”。
大陆与台湾合作的虱目鱼项目，并没有带来预期效果，反而“撕裂”了两岸
游过海峡的虱目鱼
虱目鱼又名国姓鱼，据说当年郑成功在安平建鱼塘养殖，虱目鱼从此成为三百年来南部人便宜而稳定的蛋白质来源。
虱目鱼多刺，很少整条吃；虱目鱼肚粥是台南名小吃，也是很多人的日常早餐。但近年来，这一传统养殖业日益艰难。价格低落、饲料贵，天灾又频，一场台风，便可令渔户血本无归，甚至背上巨额债务。
2010年，大陆与台湾签订ECFA（《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国台办官员“深入南台湾”寻访可引进的农产品时，虱目鱼入选。萧条的台南学甲小镇，一度因“阿共”和“银弹”的到来热闹非常。[1]
项目的牵线人是其时的学甲镇长和学甲食品公司。由承包商与100户渔民“契作”，总契作30万台斤，每户收购上限3300台斤，采购保证金额1台斤45元台币（当时虱目鱼的市场价格为1台斤35元台币）。大陆采购团只管上限金额，具体条件由牵线人与契作户自行订约。
这是渔户习惯了的中盘剥削方式，他们不认为自己可以问：上海水产公司提供给承包商的采购金额是1.35亿元台币，1.35亿元/30万台斤，等于一台斤450元，扣除运销费用，牵线人与承包商的暴利空间，有多巨大？
比起暴利，渔户更关心的是：契作后，台南市场上的虱目鱼价格“稳定”上升两倍；鱼苗、饲料的价格跟着上涨。扩大了养殖规模的渔户害怕：游过海峡的多刺的虱目鱼，能为大陆人青睐吗，契作能持续吗？
一个在大陆工作的台湾青年，和大陆网民掐架：不要讲你们来买东西就是恩惠……我台南人啊，吃个虱目鱼变这么贵，我还不爽呢。
一个扎根中南部乡镇的年轻人为主的社运组织，跟踪调查学甲镇的虱目鱼契作，在意的是：承包商与渔户的契作过程，反撕裂了渔户团结的基础。
而在大陆企业慨叹政治包袱的时候，学甲的承包商以“开展两岸经济合作、拯救虱目鱼业”的光环，把牵线人（前镇长，无党籍）推上了台南市议员的位置。
“虱目鱼”并非孤例，典型呈现了近年来大陆对台工作的困境。“虱目鱼”是ECFA签订后，大陆对台湾早收清单539项中的一项。这是2005年以来重提“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并且（终于）不是大词的人民，而指向基层的人民——从捐助、惠台（政策性采购过产滞销水果）到发展有持续性地扶助基层的经济关系——所遇到的瓶颈。无法突破地方中盘剥削结构的话，大陆采购团终不免成为台湾地方派系利益的禁脔。
2012年蔡、马“总统”选战，绿营得票不降反升——由“虱目鱼”或可窥一斑：其中不乏人民的赌烂票，或曰，怨恨票。马英九政府发展两岸关系，意在拼经济，但景气未见好转，两岸经贸图利了谁的疑虑，反让他的政绩时时背上卖台指控。
问题来了。
第一，谁才是能真正连接台湾基层的“中间人”？
第二，“释放善意到基层”，是不是一定只能以“给好处”的方式？
由虱目鱼之眼，看3月18日的“占领立法院”。
作为ECFA进一步落实的后续协议之一，《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定》于2013年6月21日由海协会会长陈德铭与海基会董事长林中森在上海签署。协定中，大陆对台开放共80条，台湾对大陆开放共64条，双方市场开放涉及商业、通讯、建筑、分销、环境、健康和社会、旅游、娱乐文化和体育、运输、金融等行业。
此前几年，台湾和新加坡、新西兰签订自由贸易协议，社会并无声响；“服贸”来了，却被视为洪水猛兽。当台湾岛内发明了“中国因素”这一抱有警戒、敌意、恐惧的词汇，来衡量空前密切的两岸关系时，除了有如背弃的失落之外，我们还能如何？
一直以来，大陆媒体的台湾报道，重视的是有戏看的蓝绿之争；“自由行”的大陆游客，看到的是文明、秩序和人情味，带回“礼失求诸野”的感动。而“反服贸”提供了一个把握台湾内在社会肌理的机会。它可能令人不快、也让人有点眼花缭乱。但如果矛盾能更清晰地暴露出来，对近年来（无疑包含着历史延续性）的两岸关系，会不会是化阻碍为进步的契机呢？
2012年9月，大陆与台湾第二批契约养殖虱目鱼开始捕捞
反“服贸”，要什么？
“占领立法院”24天，简述如下：
3月17日，台湾地区“立法院”内政委员会等8个委员会联席初审服贸协议，国民党籍立法委员张庆忠在混乱中宣布服贸审查超过3个月，依法视为已审查。
3月18日晚，“反黑箱服贸民主阵线”等民间团体、学生代表数百人，冲破“立法院”大门，“占领”议场。
3月23日马英九回应：台湾不能不经济开放。已经列预算辅导可能被冲击行业。
晚上，部分“占领立法院”的学生冲进“行政院”院内。警方出动镇暴警察高压水龙头清场，逾百名学生受伤就医。61人被逮捕。
3月24日，超过28个学生团体发表联合声明，以学生自主性罢课，声援占领运动。
3月26日，部分劳工团体或理事长前往“经济部”呼吁“尽快结束‘立院’失序、早日落实服贸协议”。
3月30日，“330人民站出来谴责国家暴力”，台北凯达格兰大道反服贸游行，人数有说十几万，有说五十万。
4月5日，部分工会及工运团体发表“反服贸、反自由贸易”共同声明。
4月8日，台湾“立法院长”王金平于官邸重启“朝野协商”，讨论议场重建与两岸协议监督条例排入程序委员会。
4月10日，“占领立法院”学生发布宣言“转守为攻，出关播种”，撤离“立法院”。
“反服贸”有时被称为“太阳花学运”，但这里要明确的前提是：将“反服贸”视为一个累积了重重社会矛盾而引爆的事件，则媒体聚光灯下最闪亮、最被关注的“学运”只是其中一部分。
“占领立法院”一星期后，台湾《破》报记者有一段入夜后的现场报道：
说运动而非学运，纯粹是不想太浪漫化，毕竟场内外也有好几支NGO社运团体或知识力量的介入，还包含那些被排除的流氓烟酒金发飞车伯伯妈妈……最精彩的自发组织行动几乎都发生在（“立法院”）外面，一批对纯洁学生知识分子看不太顺眼的直走挂年轻朋友们在济南路放起电音街头派对到深夜，全国关厂工人联机和TIWA(台湾国际劳工协会)的女将们（俗称肖婆）天天拉着音箱用哑掉的声音跟每个来的人讨论：为什么反服贸也要反自由贸易协议？为什么解除管制加速资本流动的结果是劳工受害？[2]
这个场景或可以作为一个象征。场外的人们并不只是场内学生的“声援者”或“补充”而已（学运内部，也既非铁板一块，也不是只有激进的程度差别），他们各有日常组织和阵地，代表一定群体的利益与认识，其立场差异、声音高低、力量对比乃至交织的关系，或许才是“反服贸”投射、但无法涵盖的社会面貌。
“立法院”内外，人们以“服贸”为媒介，都在诉求什么？
1．青年“反黑箱”
“反黑箱操作”是最初、最大的声音，也是学生“占领立法院”能够迅速获得社会支持的原因。还不清楚“服贸”怎么回事，看到“黑箱”就上街头的人，可见对马政府的不信任程度，也可见代议民主的深入人心。无论蓝绿还是拒绝蓝绿，程序民主，仍是社会动员的“最大公约数”。
由此相应的诉求，其实有两个方向，一是“退回服贸，建立监督法制”；一是“逐条审议，重新谈判”。
前者主要是“立法院”内的学生主张。场内“黑色岛国青年阵线”如此宣言：
政府以广大台湾人的权益为筹码，开出了一张虚无飘渺、难以预测的繁荣支票，换来的代价却是基层产业的结构崩坏、中小企业业者与无数劳工的生存危机、中国政府与资本对台湾民主自由的渗透与威胁。[3]
“立法院”的内的学生并不只“黑岛青”一支，但是中心位置的一支，其中的几位组织者成了学运明星。如果说“对执政当局傲慢的不满、对政党恶斗心寒、对社会不公无所适从、对阶级流动绝望”，是全球化下世界青年世代“占领运动”的共通背景，台湾青年还多了一个“对两岸政策恐惧”。[4]
这是怎样的青年世代呢？媒体报道中，“立法院”内的学生，极端自觉于“理性、文明、有秩序”的公民形象。“垃圾分十二类”，“你看不到垃圾箱在哪里，我就把你丢到垃圾箱里去”，“连线圈都绕不好，谈什么革命”。媒体记者的报道也相应的文艺腔：“议场”内的女生“有秩序到自己觉得好笑”；明星领袖陈为廷，乖萌到“让人心疼”；这是“和平的理性的爱家爱正义又勇于付出的新世代”。连“文化部长”龙应台出面回应学运时，都不忘赞叹学生宣传、分工、活动能力“漂亮”，煽情地预约这些学生来“文化部”工作。
“反体制”的这些学生，也因此被批评是这一体制的文明意识形态“驯化”的纯真/天真孩子。但学生领袖宁肯以之为“策略”：激进主张和暴力行动会失去中产阶级的支持。而他们以“超越蓝绿”、与民进党“保持距离”，召唤尽可能多的支持——这透露了，“超越蓝绿”是如今的舆论民心所向，这个对现实的把握是事实吗？这里暂且不论。
从“占领立法院”，到呼吁成立“人民的立法院”，“自己国家自己救”，学运似乎流露了从意识到体制的变革要求，但在具体行动上，是矛盾不已的。“立法院”内的多数学生，与政府和资本家一样并不反对“自由贸易”；以捍卫民主做动员之后，“反中”是进一步引导、点燃社会情绪的工具：所谓台湾面临着“民主宪政的危机或是更严重的被中国鲸吞蚕食经济与政治主权的危机”。如果说“反政府”，他们反对的是“倾中”，或曰“卖台”的政府。
因此，批评台独/民进党对青年的利用之外，或许还应该问的，是什么样的成长背景和现实处境，让这个青年世代对社会参与的热情，变成以“中国”为“敌国”的“本土民族主义”？
“反黑箱操作”是最初、最大的声音，也是学生“占领立法院”能够迅速获得社会支持的原因
2．“逐条审议，重新谈判”：朝野协商“搓汤圆”？
从“反黑箱”出发，要求“逐条审议、重新谈判”的代表，首先是3月17日“揭发”“立法院”内“黑箱操作”的“前总统府国策顾问”、出版商郝明义。他同时也写了给大陆总书记的公开信，表白台湾人不是不想要“服贸”，而是“服贸”的条款需改进。公开信的内中之意，一是某些条款涉及“国安”；二是对台湾某些行业（譬如出版业）不够开放。也即，对资本家来说，群众“反服贸”，可以是与对岸谈判的筹码。
“重新谈判”的另一支持者是民进党。被认为是“反服贸”学运煽动者的民进党，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呢？
日前宣布将动员3万人声援占领的民进党，声请“立法院”济南路一侧的路权，各地游览车陆续涌进，现场人数约2000人，与宣称的人数，有不小的落差。苏贞昌要求马英九为强行通过《服贸》公开道歉，并尽速回归当初朝野协商，进行逐条逐项的实质审查。对于占领行动第三天才动员全国党公职的质疑，党主席苏贞昌表示“并不丢脸，与学生的理想一致”。议场占领行动的新闻联络人江昺仑表示，欢迎任何人声援，但不会主动与民进党讨论合作。[5]
“朝野协商”是台湾民主的特色事物，但执政党与在野党以“公”之名进行的协商，越来越被民众质疑为“私”的利益调和，是以被叫做“搓汤圆”。在许多人眼里，民进党与国民党、出版商的立场，其实没有不同。民进党人士坐台阶“守护学生”和带旗帜去现场，也被斥责为“作秀”、“趁机收割”的戏码。
马英九把学生定性为“为反中而反中”，批评在野党煽动，以回避对政府的追责。而学运一方面痛批国民党“无能”，召唤民间积累的“反政府”情绪；同时又小心与民进党保持距离，“欢迎任何人声援”。“立法院”外，那些属于激进台独组织的阿伯也有意离学生“远些”，以免“染绿”了学生。这是一个颇有趣的细节。激烈台独并不占优势。
虽然如此，“反中”却可以是冲高声势的有效武器。东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长期致力于激进民主研究的赵刚，便指出“反中”是这场运动的“底气”。只是，反对政党与大资本联合、包含着阶级意识的社会心态，何以能与“中国因素”扣合？
3．“反中”：共同体的？阶级的？历史的？现实的？
在“黑岛青”的宣言和为“反中”提供学理支持的某些论述中，“中国”的威胁在两个层面：一是对民生，包括中小企业和劳动者的冲击。二是对自由民主价值（以及“小确幸”的生活价值）的冲击。有些论述似乎是为了让人听得切身，特别诉诸生活层面，比如大陆洗头妹抢生意、出租车小黄变红。
姑且不论两岸贸易非自今日始，大陆资本要进入台湾的早已进入；服务行业的大资本，大概也不会以抢占这个小市场为重；让台湾相对发达的服务业技术、人才流动到大陆，或许才是“服贸协定”里，大陆所看重的关键。种种夸大的“威胁论”，反而使得这些激烈“反中者”所宣称的“中小企业和劳工利益”的立场，显得不那么踏实。
与之对照，对岛内工人运动和劳动问题有着深度介入的团体，如“全国关厂工人连线”，却提出了：两岸服贸协议现今在朝野对立的结构下已然变成反中与否的对峙，但对于基层劳动者而言，真正的议题不在于反不反中，而是人民生计的问题。[6]
人手一支“太阳花”成为学运的象征物时，守护台湾“共同体”流露出一种奇异/华丽的悲情。但这样一个以“中国”为敌国的“共同体”，是否真实存在？同样站在“反服贸”现场，却立场迥异的两种声音，提示了一个事实：“反中/恐中”是有阶级差异的。
1980年代中后期，台商南下东南亚、西进大陆，台商“关厂”可能导致的失业，成为许多工人时时恐惧的问题。全球化给资本自由流动追逐廉价劳动力，造成劳工之间“竞争”，也从中加强了“台独阿伯”那样的底层劳动者的“反中”倾向。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有可能打破的。台湾工运团体多，有统派的“劳动党”，有独派的“劳动阵线”，也有强调超越党派与统独的“自主工联”。工运组织倘若能提出“真正的议题”，帮助工人在社会结构中重省个人遭遇与情绪，“竞争”也有可能转化为联合。
在另一个层面，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反中”又是如何？很多大学教授集中在“价值”、“民主”问题，将台湾与大陆视作两个对立体。譬如，大陆没人权，不民主，“裙带资本主义”，法制不规范等。一些主张台独的中生代学者，则以“中国因素”，将两岸政经往来中的一些问题，扣连上台湾内部社会正义、弱势群体、阶级问题的讨论，特别吸引青年：当青年朦胧地寻求思想资源来认识自己的前途和失控的资本社会时，与这样一种以“左翼”之名和“共同体”召唤的论述产生亲近，几乎是必然的。在贫富不均、政商结合资本当道，经济持续低落，特别是年轻人没有出路的社会里，某一“左翼思想”——实是被抽象为一种对抗性的、以弱势立场要求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容易成为“流行”。也最容易成为“民粹”式的民族主义的发动机。在其中，除了基于“现代化模范生”对后起“土豪”（但依然野蛮）的不平心态；还有一种“守护台湾价值”的自我感动。
显然，被“反中”所利用的，包括这样一种“善”的心态吧。或许不该怪学生的“形左实右”，台湾左翼的传统几经断层，如今不论在校园争取文化领导权的左翼知识分子，还是在工运领域真正坚持左翼路线的“第一线”组织者，影响很难及于更多学生和民众。这一代青年反抗现实的思想武器，不能免于“贫弱”。
学运思想之局限，也引起不少社会运动组织者的反思：无论如何贫弱，组织者正是要从中寻求推进方向，或则“下场捞人”（发展对象），或则引导更深入的，诸如对美日殖民因素的反思。
而对大陆人来说，如果不反思“中国大陆何以参与到台湾社会的矛盾中，可以从什么方向突破”，只是批评台独和疑心“学生总是容易被利用”，也是无助于问题推进的。
资本的自由流动使两岸人民各自承担（也可以说是分享）了许多相似的苦恼。这本是相互理解的基础，却在各自“民族主义”的话语遮蔽下，成了鸿沟。“反服贸”在大陆网民中引发的骂战，正是如此。“两地富人联手数钱、两地穷人互相对骂”这一让人心酸的局面，能够破解吗？
在“占领”现场，一方面支持占领，一方面对学运的路线、方式提出质疑，并试图破解这一“怨恨式的民族主义”的声音，来自“公厕旁解放论坛”。由多个参与学运的NGO发起，每晚在立院济南路侧门外流动厕所旁举行民主式论坛。
我们是一群长期关心社会议题的行动者，带着人民“似乎”夺回了参政权的振奋情绪参与这次抗争……然而在行动现场，虽然我们积极现／献身，我们却没有参与共同决议的权利/力，使得这场运动看似集体共享，实际上所有事情却还是一如往常地透过少数决策者来领导、发落；运动中的话语权和管理方式复制了既有代议政治式运行体制，并同样诉诸以所谓的理性、和平作为治理手段……[7]
这是“反服贸”的众声喧哗中，相对聚光灯下的学生们远为“边缘”、“小声”，却可能后续生产最丰富行动的声音：原本就有组织，是在占领过后，能够持续开展基层工作的。
太阳花学运领袖林飞帆
“反服贸”后的台湾
1．“补上全球化这一课”与“台湾因素”
“反服贸”过后，一些左翼团体、媒体展开了“自由贸易调查局”、“补上全球化这一课”等持续行动。其实2013年服贸签订，“苦劳网”就发表了从“台商”、“让利”、“区域经济合作”等角度讨论服贸的文章，侧重于学理辨析。“反服贸”过后，“苦劳网”提出了进一步的反思。
其一是，美国以自由贸易之名对台湾的胁迫控制，何以不曾被抗议？
在“反服贸”的抗争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无论如何都算不清楚的算式，叫做“利大于弊”，在自由贸易的计算中，得到好处的人跟付出成本的人，是完全不同的人……
自由贸易的东军、西军皆兵临城下，ECFA、RCEP、TPP，乃至各种自由贸易协议的议程直扑而来，台湾从蓝绿政党，到主流社会的认识，都没有“反自由贸易”的思维存在，在“一路向西”的反服贸运动过程中，累积极其有限。[8]
第二是反向提出中国的“台湾因素”，检讨台湾资本在大陆经济发展中并不光鲜的角色，特别是“血汗工厂”管理模式的输出。
4月份，广东东莞爆发隶属台湾宝成公司的裕元鞋厂工人罢工事件。受台商剥削的大陆工人，真的会“仇恨台湾人”，并且喊出比台独还台独的口号：“台湾佬并不把大陆人当人看，我们一定要和它们斗争到底，和那些大陆汉奸、大陆走狗斗争到底，打倒台湾佬！打倒大陆走狗汉奸！”
做劳工研究并参与工运的世新大学社会发展所学者陈信行，面对这样的图片和言语，如是反应：
不是这下才丢脸丢到对岸去。从80年代末台湾一开始西进就这样。已经发财的和等着发财的大陆资产阶级捧台湾（老板）“先进”，想着“有为者必若是”。大发财之后，自己懂得剥削工人污染环境打压反对声音之后，台湾老板这套也就不稀奇了。大陆工人一开始目瞪口呆想说天下怎有这种人。第二代也就不稀奇了，直接依据自己的经验做判断。我们这些基本上生活工作在台湾的人自我感觉良好，跟着龙小姐（龙应台）一样觉得“我们”（包括“回流鲑鱼”和郭董蔡董们）文明、礼貌、守秩序，不像“阿六”一样粗鄙土气。不好意思，“台湾佬并不把大陆人当人看”其实是更多工人的亲身体验。他们只是没看到，台湾大老板也并不把台湾员工当人看。
2．“青年参政”与两岸关系困局
“反服贸”落潮后，“学运明星队”的核心成员二、三十人，重新组合为“民主斗阵”与“岛国前进”两个团体。前者走“遍地开花”路线，强调与各个县市的在地社团和议题合作；后者采取大型造势晚会等民进党熟用的政治动员方式，以落实“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等程序正义为路线。此外还有其他学生组织，到全台湾学院去演讲、串联。约有二、三十位学运年轻人走入从里长到议员的民意代表选举。
怎么看待太阳花后年轻人的走向和影响呢？
有人认为，“反服贸”过程中，真正厉害的是外围那些有组织基础的公民团体，“反服贸”过后这些小的学运组织，不成气候。不得不依靠民进党，也进一步取消了他们原来的进步性。
工运组织者吴永毅认为，绝不可小看学生中“新世代台独”的力量。两岸经贸往来越来越密切的情况下，他们利用其中冲突，诸如物价问题、中小企业生存问题做文章，容易被大众接受。他们和民进党近期采取合作，今后则有可能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左派包装，实质为右，对将来台湾社会的影响堪忧。
也有人提出，这是“北京要面对的新挑战”：
今天带领占据“立法院”的学生，几年后有可能是立委。即便他们与绿营有渊源，但如果北京认为他们只是民进党的马前卒，只是一小撮台独分子的同路人，那恐怕会出现战略判断上的错误。[9]
2014年6月，台中静宜大学附近的饮食店街区，我看到从前都是中老年人掌摊的街头小店，换上了许多年轻面孔，大学毕业不愿再做低薪、过劳又被管束的工作，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自营小摊小店，追逐他们的“小确幸”生活。但年轻人多还没有“掌握食物”的能力，何况他们的顾客，也在风雨飘摇中。“小确幸店”，也几乎意味着“不确定”。
无论这些开小店的年轻人，还是学院里那些奔走于一个又一个土地开发、环保抗议的学生，可以看到的是，年轻人的“最大公约数”，其实是对生活的不确定性以及所谓的自由民主价值观。“民粹式的民族主义”是走政治路线的学生可能需要的，也可能会在许多年轻人中发生影响，却不见得是必然的未来。
自觉走政治道路的学生，作为“有理想的人”，如前面所言，如果向民进党靠过去，可能会弱化正当性；如果不靠过去，将来在选举中真有能量了，就会稀释和瓜分国民两党的票源，势必会被两党夹击，夹击下的空间有多大，就要看他们的政治组织有多扎实。当年民进党的新潮流系到工运组织蹲点“镀金”，以求政治上位的手段，现在怕是不能管用了。
对大陆来说，原本被寄予希望的年轻人，成为反对两岸交流的“急先锋”——这个始料未及的障碍，倒可能促进反思：对台工作原来所仰赖的政党政客和精英交流模式，离现实民生有多远，为何无力取信、影响年轻人？
如何“寄希望于台湾人民”
1．历史与现实
1979年元旦，大陆发表《告台湾同胞书》，第一次明确提出：“我们寄希望于台湾一千七百万人民，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并宣告了和平统一政策。
“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历史可以追溯更早：光复初期，台湾地下党组织“省工委”，有大陆“潜伏”来的，也有本省人，有穷苦的客家佃农，小职员，也有台大医学院里前途似锦的学生、日据时代最富才华的作家——那个年代，提着脑袋加入共产党的台湾青年，是相信台湾的出路系于“做真正的人”的社会主义理想，系于整体上中国革命的成功。1950年代国民党以白色恐怖肃清了这样一脉力量，并以儒家教化、反共监控与教育，以及深入日常生活和音乐、文学的“美援”文化，建立了一个极其保守的现代化意识形态。
1960、1970年代，“左翼青年”正是从这样一种恐怖和喑哑中破茧而出。左翼思想吸引着那些最热情的年轻人，哪怕没有集体和前辈、理论薄弱、弱小到谈不上力量，或只能作为一种让人心存温暖的理想——他们终有成长和组织的空间。文革后期，一批经历海外保钓运动、认同社会主义实践的台湾青年，有的悄悄来到大陆；有的回到台湾，在学院、社会运动中各自寻找位置。1972年三个台湾青年许登源、陈妙惠、林盛中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希望将对台方针从“武力解决”改为和平统一；并提出台湾人民在长期反共教育下，对大陆心怀恐惧，应当针对他们做宣传工作。[10]保钓左翼在美国办了《台湾人民》、《台湾思潮》等杂志，岛内则有《夏潮》杂志，挖掘、接续日据时代文学的反殖民精神。此时，出狱的白色恐怖老政治犯陈明忠和一些朋友觉得：“时代在左转，统一的时机近了”。陈明忠因“策反”知名的党外人士黄顺兴而再度入狱。几年后，黄顺兴终于辗转来到大陆，成了一个敢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放炮”、反对修建三峡大坝的台湾人民代表。
此时的大陆也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引进外资与“先进的企业管理经验”的政策下，台商与台企开始扮演重要角色。2005年连战来大陆“破冰”之后，“第三次国共合作”一度被热议。一方面，“寄希望于国民党”；一方面，胡锦涛说，“坚持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但丰产水果季节性采购等惠台措施，“释放善意到基层”，是以可见的援助和经济利益赢取民心，而无关乎人民的力量了。
2．与民间力量开展实质合作
“反服贸”曝露了台湾的不安，曝露了社会矛盾的多重层面，曝露了本土民族主义的危险，也曝露了台湾民间社会的力量。代议民主制度下的政府，开放了一定的空间，各种民间组织争取权益、监督政府，且遍地开花。这是台湾社会的一大特色。如今，学生或毕业生，正越来越多成为民间组织的后备军。
对大陆来说，是时候重视民间社会的力量了。让两岸不只是政商和知识分子，而是包括代表民众利益的民间组织和劳动者的参与，来构架新的两岸模式，思考“中国”不只作为文化血缘、也作为并肩劳作的兄弟的意义。
改变精英路线，走真正能深入基层的“群众路线”；与台湾的民间组织合作，开展两岸人民的实质交流——或许能从两岸共同面临的现实问题，譬如劳工和环保问题切入。
台湾环保问题出现得早，无论在环保知识的累积、理念的推广和运动的开展上，都有丰富经验。大陆也正积极寻求环境的改善方向，在诸如治理雾霾（如2020年全面禁止燃烧石油焦）等方面，推出了先于台湾的环保立法。两岸如果能就环保议题进行充分的交流，在知识、调查、运作、推广、教育各方面，都应大有空间。
劳工问题上，大陆一度汲取台湾加工出口业的思维与管理模式，极大地消耗了成本优势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如今优势不再，两岸工人的处境已渐趋同。而大陆政府开始对资本进行约束，一些保护工人权益的法案，如“欠薪入刑”、“集体协商”等先后出台。这也是两岸能就劳动保护问题进行交流的基础。
总之，切实地“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开展以人民为主体的交流，或许，能再度打开对两岸未来的想象。
（本文将于2015年4月刊发在台湾《人间思想》第九期）
【点评】
罗岗（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看了李娜的文章，写得很好，我也学到许多。有如下几点回应：
第一，“反服贸”运动，正如你所说，是台湾近些年来社会矛盾的总爆发，在这种爆发面前，你梳理了各种派别和立场的应对和挪用，但唯独对“左统”立场的群体语焉不详，如果说广义的“左翼”可以成为台湾社会运动的“普遍光谱”，因为从这一立场出发，很容易将大陆和台湾都简单地视之为某种形态的资本主义，甚至当做是“全球资本主义”的某一部分，从而较为轻易地建立起批判的立场，那么“左统”立场的群体，如何保持“左翼”立场（批判资本主义及其变相的压迫）和“统一立场”（认同现实的而非理念的中国）之间的“同一性”，或者这种“同一性”在“反服贸”发生了深刻的“断裂”？与此相关，台湾学院中“批判知识分子”如赵刚已经通过一系列文章表明了自己对这次运动的批判态度，但本来与赵刚立场相近或类似的学院“批判知识分子”的立场是怎样的呢？是否保持了和赵刚类似的态度，还是如以“小心民族国家”或者“反思全球化”等时髦而轻巧的论述回避了其中重大的矛盾与困境；
第二，虽然说学生的“太阳花”运动只是“反服贸”运动的一部分，但是这场运动所激发出来的“世代”问题不容回避，无论是直面“统独问题”还是试图超越“统独问题”，都必须面临一个严峻的事实：年轻一代几乎都不认同中国。这种将“中国”从“台湾”论述中排斥出去，然后再将其作为“他者”（中国因素）再召唤回来，这一过程是如何历史地形成的？是否有破解的可能？
第三，正如你文章准确而深刻地指出，无论是倾听台湾“基层的声音”，还是“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假如只是从“经济主义”的角度，以为只要向台湾进行利益输送，就能够赢得民心和民意，那就太幼稚了。“反服贸”所引发的社会反应，恰恰证明了大陆对台工作的盲点和失误。但问题在于，不仅仅是批评这套做法，而是需要进一步追问，如何才能“深耕基层”、“深入民间”、“深得人心”，目前的做法固然问题多多，但仅靠设想更加规范的“市场经济”或者更加完善的“社会治理”，是否能够达到目的，还是很可怀疑的。“群众路线”的背后，是20世纪中国革命的一整套历史经验与策略，倘若无法将巨大的债务转化为宝贵的遗产，并将其创造性地挪用为现实的策略，有可能想入基层而不得，这才是真正的困难之所在。
【注释】
[1] 有关学甲虱目鱼契作初期运作，台湾较为详细的报导见赖宁宁：《阿共 银弹 虱目鱼：中国钱进学甲429天内幕纪实》，《商业周刊》1129期，2009年7月。
[2] 参见曾芷筠《新的开始：反服贸（自由贸易协议），青年运动与下个世代的媒体》，2014年3月27日。
[3] 参见黑色岛国青年阵线《318青年占领“立法院” 反对黑箱服贸行动宣言》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
[4] 唐家婕《台湾年轻人为何上街头》，《财新网》评论2014年3月25日。
[5] 参见苦劳网记者陈逸婷在苦劳网2014年3月21日的报导：《【反服贸】马未响应 扩大抗争 号召民众包围国民党部》http://www.coolloud.org.tw/node/77842
[6] 参见2014年3月18日全国关厂工人联机对服贸声明：《资方无良 政府无耻 反国民党强过服贸》，https://www.facebook.com/ShutdownButNotShutup/posts/629364100474058
[7] 参见2014年4月1日贱民解放区的《贱民解放区宣言》，https://zh-cn.facebook.com/notes/贱民解放区/贱民解放区宣言/691268437581421
[8] 参见苦劳网记者孙穷理在苦劳网2014年4月20日的评论：《【出关播种何处萌芽】系列之二 自由贸易的东军与西军》，http://www.coolloud.org.tw/node/78277
[9] 参见范世平《公民运动时代 北京对台新挑战》，《联合报》2014年3月31日。
[10] 参见郑鸿生《解严之前的海外台湾左派初探》，《亚洲人间思想》，2012年第1期。台湾：人间出版社。及林盛中《与＜告台湾同胞书＞共成长》，《人民日报》2009年1月28日0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