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书友：亚投行，“中国制造”的金融体系

3月12日，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宣布，英国计划成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的意向创始成员国。这是首个申请加入亚投行的G7国家。

奥本斯话音未落，美国白宫立即在第一时间谴责：“我们对于那种不断迁就中国的倾向十分警觉，这不是同一个崛起中的强国打交道的最佳方式。”多年来，美英之间尽管貌合神离，但在重大问题上还是保有一定默契的，这次公开摊牌实属罕见。而根据奥巴马政府的一名高官透露，英国“几乎没有与美国磋商”就做出了这一决定，而且七国集团此前还在讨论如何应对新成立的亚投行。英国能够这样“背信弃义”，恐怕确实是美国始料未及的。

事情到此还没有完结。继英国表态之后，法国、德国、意大利纷纷表示加入，澳大利亚、韩国也松口了。距离3月31日亚投行创始成员国资格确认的截止日期只剩下半个月，留给西方国家的时间看来是不多了。

为什么都来加入亚投行

亚投行是由中方倡导、专为亚洲量身打造的基础设施开发性机构，总部将设在北京。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雅加达同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洛会谈时提出倡议。2014年10月24日，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的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在北京签约，共同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全面投入运营后，亚投行将为亚洲各国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融资支持——包括贷款、股权投资以及提供担保等，以振兴包括交通、能源、电信、农业和城市发展在内的各个行业投资。

截至2015年1月13日，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共有26个，如果加上新晋的英法德意，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将增至31个。

对于美国的指责，英国这次也很不客气，奥斯本直接呛声：“在亚投行的成立阶段就加入该行，会为英国和亚洲创造共同投资和增长的举世无双的机遇。”西方盟友纷纷倒戈，这恐怕要从更久远的国际金融体系说起。

现代国际金融体系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国际金本位制时期（1816-1914），第二阶段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1945-1973），第三阶段是牙买加货币体系时期（1976-至今）。目前国际金融体系就处于由美国控制的牙买加货币体系时期。

牙买加货币体系实行浮动汇率，导致西方外汇市场货币汇价波动、金价起伏不定，小危机不断，大危机时有发生，著名的1977年-1978年西方货币危机就是如此。同时，由于金本位与金汇兑本位制的瓦解，信用货币无论在种类上、金额上都大大增加，占西方各通货流通量的90%以上，各种形式的支票、支付凭证、信用卡等种类繁多，现金在某些国家的通货中只占百分之几，这给国家金融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威胁和隐患，2008年金融危机欧美在劫难逃也就不难理解了。

不仅经济上受牵连，西欧盟国们还经常面临“被牺牲”的下场。前些年，美国不断逼迫其欧日盟国将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代表权让渡给新兴国家，而自己始终保留在世界银行主动权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否决权，早已让其盟友普遍不满。美国曾承诺提升新兴国家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言权，却以国会的反对而不了了之。美国的盟国感觉到美国在阻止新的国际金融秩序的形成，越来越不能指望美国来维护其权益了。

正是在对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失去信心后，英国等西方国家才将目光投向了东方。识时务者为俊杰，英国人早已意识到，中国已然是全球经济最快最强增长点，搭上中国这条顺风船，才能确保英国的世界影响力不至于衰退的太快。

都来加入，具体怎么运作

根据2014年10月签署的《筹建亚投行备忘录》，亚投行的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初始认缴资本目标为500亿美元左右，实缴资本为认缴资本的20%。目前，各意向创始成员同意将以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的经济权重作为各国股份分配的基础，因此，中国将持有最大股份。

不过，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曾表示，中方提出对亚投行比例可以达到50%，旨在表示推动亚投行的决心，但中国不会刻意追求“一股独大”，最终出资比例不一定非要达到50%。如果参与国家较多，中国的出资比例可以相应降低，但按照经济权重计算，中国仍将持有最大股份。

在接受新成员规程上，亚投行按照“先域内、后域外”的原则和步骤进行磋商。去年签署亚投行备忘录的21个国家都是亚洲域内国家，这些国家是亚投行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将参与接下来的亚投行章程（法律协定）谈判。其他国家如果认同备忘录内容并经现有意向创始成员同意后，也可成为意向创始成员并参与亚投行章程的谈判。

按照备忘录规定，区域内国家投票权总额为75%，区域外为25%。如果区域外国家加入数量超出预期，同时又只能作为出资国，可能会引发一轮对投票规则改变的新讨论。英法德意加入后，也有人担忧这些西方经济大国会冲击中国主导权。但由于目前还处于倡议阶段，各国之间也正在协商，具体如何改变还不得而知。不过楼继伟部长早就有言在先：“亚投行是一个开放、包容的机构，所有致力于亚洲区域和全球经济发展的国家和经济体均可申请亚投行的成员资格。”

在治理结构上，亚投行包括三层：理事会、董事会和管理层。理事会为银行的最高权力机构，并可根据亚投行章程授权董事会和管理层一定的权力。在运行初期，亚投行设非常驻董事会，每年定期召开会议就重大政策进行决策。亚投行还将设立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以落实管理层的责任，并根据公开、包容、透明和择优的程序选聘行长和高层管理人员。

具体到内部运营方面，亚投行将形成“银行+基金”的模式，各成员国共同出钱组建亚投行，再在银行下面成立一些基金进行融资。这种模式虽然慢，但保证了资金规模，而且有多国政府参与，影响力大。

中式金融体系正在建立

亚投行为各个参与国带来了机遇，对于倡导者中国来说，它的意义更为深远。

正如前文分析的，目前国际金融体系处于美国主导之下，事实上，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就一直处于国际金融体系的边缘。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西方大国的封锁和包围，直到1971年才恢复联合国席位，国际影响力也开始逐步上升。但在国际金融棋盘上，中国只是一颗在不自觉下棋的棋子，只能被动行事。

1980年，IMF和WB批准了中国合法席位恢复的申请，国际金融的区域合作也得到加强。但在当前的国际金融体系下，中国的地位和所占份额并未体现其经济和政治实力。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和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第二的国家，中国在IMF和WB中的投票权仅为3.7%，还不如荷兰、比利时等国，这显然和中国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不相称。

不仅如此，相对于纯商业性贷款，国际金融组织的对华贷款具有更大的杠杆效应。以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多边国际金融组织在向成员国提供贷款时，会对借款国的发展战略、制度建设等施加影响。成员国向世界银行申请贷款时，一定要有工程项目计划，并且贷款专款专用，世界银行每隔两年就要对其贷款项目进行一次大检查。

而在亚洲地区，目前起主导作用的仍旧是由美国和日本操控的亚洲开发银行，中国的作用微乎其微。正如彭博社专栏作者William Pesek所分析的，“直到现在，亚洲国家如想扩大基建设施建设，都会直接找到日本或者间接地向亚洲开发银行寻求帮助，而亚开行往往由一个日本官员主持，就像世界银行由美国人主持，而IMF由欧洲人主持。对于中国来说，亚开行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先锋，也是美国霸权的工具以及遗产。而边缘化亚开行将是中国取代华盛顿共识，争取全球资本主义秩序更重要角色的第一步。”

其实早在亚投行之前，中国已经开始慢慢酝酿和组建由中国自己主导的区域性金融体系，试图在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下求得生存空间，并逐渐增加权重获得话语权。

2014年7月15日，5个金砖国家签署协议，成立金砖银行，总部设在中国上海。其中中方承诺出资410亿美元，巴西、俄罗斯、印度各180亿美元，南非50亿美元。金砖银行的设立，将提高金砖国家包括中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2014年11月8日，APEC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宣布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作为同样专注基建投资的多边机构，丝路基金和亚投行是中国2014年力推的两大对外资金项目，旨在为亚洲基础建设“输血”。对此，国家主席习近平也曾指出，亚投行要为“一带一路”有关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促进经济合作。亚投行成立后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投入“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其中一项就是从北京到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铁路建设。

与以往由西方主导的“蓝色金融”不同，中国想要建立的新型国际金融体系更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在尊重和维护经济主权的同时，对政治主权也给予充分尊重。这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由一个不同于西方政治制度的东方国家发起和主导的金融体系，除了加强中国本身的区域和国际影响力，对于地区发展和和平也必然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我们期待着，一个崭新的世界由此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