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洁夫：周永康落马打破死囚器官移植利益链
原卫生部副部长、现任中央保健委员会副主任黄洁夫做客凤凰卫视节目《公益中国》，谈取消死囚器官移植。他在节目中表示，死囚器官移植形成了利益链变得肮脏，周永康落马才打破这种利益链。
黄杰夫（资料图）
以下是文字实录：
解说：本期《公益中国》，邀请全国政协常委，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讲述中国废除死囚器官移植的经过。
2015年2月24日，浙江省首例跨国人体器官捐献在杭州完成，并连夜进行移植手术。春节期间，一位法国留学生在浙江杭州旅游时发生意外，小伙子生前的遗愿是死后捐献器官，他的亲人也十分支持。2月24号晚上，法国小伙子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小奥从法国赶来的父母和哥哥决定，将小奥的器官捐献给中国那些遭受病痛折磨的人。小奥捐赠的肝脏、肺叶等器官，已经拯救了国内四位病人的生命，据悉，这是中国第二例跨国器官移植成功案例。
许戈辉：黄部长，我们知道在这一次的器官捐赠和移植手术完成不久之后，就经由您，亲自把一封致谢函递交到了法国大使馆。
黄洁夫(中国政协常委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这个小奥的爸爸妈妈是从法国专门到了杭州，他们得知了这个中国已经是1月1号取消了死刑器官的利用，这样他们才做的决定，所以这个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许戈辉：对，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黄洁夫：他捐这个器官，这表示中国的器官，这个捐献的体系已经是是阳光透明的了(外国人说)，同时他们参加这个捐献呢，实际上是对我们的捐献体系的高度肯定。因为这个是生命的礼物，如果是个肮脏的，是一个说不清楚的地方，外国人是不愿意做这件事情的。
许戈辉：这样一件看似就是普通的、洋雷锋的这样一个事情，在您心目中具有如此不同的分量，那这一定是和我们中国这个器官移植捐赠，走过的一条不平坦的道路有关系。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到底我们走过一条怎么样的路。
解说：据统计，中国有超过三十万人群急需进行器官移植，然后每年器官移植手术却仅为一万多例，在广州中山附一医院，这里有大量的肾衰患者，排队等待移植。
等待肾移植患者：肾源很少，然后什么死刑的器官都没有了，感觉就是以后越来越少了，机会越来越渺茫了。
张玲(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医师)：因为感觉机会也比较渺茫，所以在漫长的等待过程中，有一些人可能就放弃了。
解说：1972年，中国第一例人体器官移植手术在广州中山医院完成，如今，这里成为了中国最大的器官移植手术中心之一。
何晓顺(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东院院长)：早在1972年，我们就做了肾脏移植，这例移植也是整个亚洲第一例亲属活体移植，1978年做的中国第一例甲状腺移植，1993年做的第一个肝脏移植，一路发展到现在，应该说是历史是蛮久的。
解说：据介绍，在2010年以前，中国尚未建立公民捐献体系，器官供体主要由死囚犯提供。在黄洁夫等人的努力下，2015年，卫生部宣布，中国全面禁止死囚器官移植，这对于实施死囚器官捐献制度20多年的中国来说，是一次巨大的进步。
许戈辉：到底有多少人在等待器官移植？
黄洁夫：2.2万，就是海波他们那，他们那的数字，现在在全中国大陆，不包括香港、台湾，全中国现在等待器官移植的是2.2万人，这个是准确的数字。为什么呢？为什么现在才有这个准确数字呢？就是我们取消了死刑器官的来源以后，变成一个透明、阳光的，可以追溯，可溯源的这样器官移植体系。
许戈辉：您说由于取消了死囚器官移植，这个事变得透明了，可是之前这个需求量有什么可不透明的呢？
黄洁夫：死刑是国家的秘密，是吗？
许戈辉：但是病患并不是秘密呀。这个对不起，我真的不懂。
黄洁夫：你器官的来源是来自于死刑犯。
许戈辉：是，就是器官的来源它可以是秘密，但是这个，就是等待这个也是秘密是吗？
黄洁夫：那你从死，不是那你能够做多少，那就不是都是知道你是国家的秘密了吗？
许戈辉：那它应该小于这个数字才对呀，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黄洁夫：你说这个太敏感，所以我不能跟你讲得太清楚，你一想就想清楚了，一定这个事情，因为你国家没有个透明的体现，这怎么来的你也不知道，做多少也是秘密，那这样的，实际上很多东西，都是一笔糊涂帐，是多少你不清晰。可是在实际上，一个器官移植不是说你有指征就能做的，第一要钱，简单的说，因为我们现在，我们国家的器官移植，不是属于高端医疗卫生服务，一般的人是很难负担几十万这个器官移植的费用的。但是这个手术，还有术后的维持，一个肝移植最少要60万以上，一个肾移植也要30万以上，所以对一些普通的老百姓是天文数字。所以很多人是因为这个，他30万中间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交不起这个钱，他就不做了。
许戈辉：所以就不在这个名单之内？
黄洁夫：他不可能在这个名单，这个我们只有169家医院，你知道吧？医院的门他都进不了，怎么可能在名单里。其实器官移植是最最重要的大病，因为它是生和死之间的决策，所以政府影响是对器官功能衰竭的病人，应该是国家来从医保中间来支付，那这样就变成我们国家的穷人也有资格，也有这个权利，也有这个可能性，来接受器官移植了。
许戈辉：回过头再去看距离您在2005年，在国际会议上首次承认，我们中国是使用死囚器官，整整过去了十年。
黄洁夫：十年，就是十年磨一剑。
许戈辉：所以这样会回过头来去想一想的话，这十年的路走的可真是不容易。
黄洁夫：是。
许戈辉：是吧？
黄洁夫：海波可能是最有体会的。
王海波(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设计世界卫生组织器官移植项目顾问)：对，非常坎坷。
许戈辉：在你看来，最难得结点是在什么地方？
王海波：在我看来，最难的结点是当我们能够技术和学术上突破，能够和国际接轨，构建出一套公平高效的器官分配计算机系统的时候，这个系统怎么能够在我们国家落地，怎么能够全国都接受它，都使用它。
黄洁夫：最无力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他也是不大敢说，最无力的时候，是我们要下定决心取消死囚器官依赖的时候。因为这个死囚器官几十年，首先我想这样说，戈辉，准确地表达这个意思，这个我们是很感谢司法部门的大多数的同志，没有他们的配合，没有死囚器官的捐献，就没有中国器官移植事业的，今天在技术上的成熟，这点你同意吗？同时我也想，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是依法的，按照一定的规定来做的，但是我们国家很大，这个死囚器官这个来源，它自然而然地这种体制，就造成了中间的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你听得懂我这个话的意思了吗？所以。
许戈辉：这中间肯定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这种瓜葛、利益、利益链，所以它就会变得肮脏。
黄洁夫：变得肮脏，变得说不清道不明，变成了一个为什么特别敏感、特别复杂的区域，就是这个禁区，应该是去年是最关键的一年。
王海波：对。
黄洁夫：2014年，是中国器官移植中间接受考验的一年，这个时候我们很感谢党中央国务院，有这样好的氛围，这种氛围是建立在什么？反腐败，没有这个打老虎、打苍蝇，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宣布取消这个，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所以这个是国际国内的环境，特别是我们国内反腐倡廉的大的气候，才能够使我们能够宣布这一点。
许戈辉：为什么打大老虎，就能把这个死囚器官这个事情，能够给推翻呢？这大老虎到底是指什么人啊？
黄洁夫：太清楚了，大老虎这个知道，周永康是大老虎，周永康是我们政法委书记，是这个原来的政治局常委，这个大家都知道的。这个报纸天天在这讲他的背景的。那这个死囚器官的来源在哪里，这不是很清晰了吗？实际上这件工作是得到了上一届的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的支持，这一届得到了习主席跟克强总理的支持，不然是很难完成这件事情的。
解说：2010年，卫生部启动了器官捐献工作试点，为了更科学有效地为器官分配进行管理，在试点进行之前，卫生部委托专家设计了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
江文诗(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研究中心)：整个国家的器官分配原则里面，有390多页我记得，390多页，如果要是390多页里面，每一条原则得用人手计算的话，我们曾经估算过，一次器官分配，可能要用60个小时，才能人手才能把它算出来，谁应该获得这个器官。那现在我们信息能力的发展，所以现在我们把这个计算的这个环节交给了计算机，由计算机来忠诚地执行这些国家的圈套的器官分配一个过程。
我们现在演示的是一个肝脏的一个分配，那在所有的带星号的信息填完整之后呢，咱们的OPO(人体器官获取组织)就可以开始，就是出发这种器官的匹配，系统进行这个器官的匹配。医院移植中心它接收到系统，得到推送的一个信息，告诉它有一个分配的器官，匹配到他们医院的其中的一个等待者，然后他是排第五位。因为我们每次会推送五个人，然后这个医院是匹配到的是第五位的等待者。这里也一个按纽，如果卫生行政监管部门，发现这个分配过程有任何的可疑的地方，尽管是已经分配了，但是他们也可以收回分配的权利。
解说：2013年9月1日，革命卫计委强制要求使用由该系统进行器官分配，由此，中国的器官匹配，开始全部由计算机系统自动完成。2014年，该系统正式纳入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进行管理。
许戈辉：我想知道这样一套系统，是参照一些什么样的比如说国际上已经使用的，已经被证明比较公平、合理、透明，这样的体系来的，又是由哪些参照了我们国家的具体情况？
王海波：2009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了这个器官分配政策的研究，因为大家有一个误解，觉得器官分配的计算机系统，它是的主体是个计算机。
许戈辉：不是吗？
王海波：它实际上，它是围绕着。
许戈辉：不是只有它的主体是计算机这事，才能做得比较公正吗？
王海波：计算机是个技术平台，但它围绕的，它忠实执行的是国家的器官分配的科学政策，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是有机会能够看到十几个国家，研究了十几个国家，它们的器官分配政策，然后从它的政策当中，我们先做了国际的器官政策的荟萃分析，然后再从这个荟萃分析当中，产生了我们国家器官移植分配科学政策的草案。我记得当时黄部长一个字一个字去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艰辛的过程。然后这个过程，这个草案经过我们专家反复的论证，最终是由我们国家卫计委发布，这个在我们网上都可以公开看到，在国家卫计委的网站上可以看到。然后围绕这个政策，构建计算机系统，所以这个是我们在2011年4月份的时候，开始了试运行，直到2013年的9月1号，国家卫计委发布了这个人体器官获取分配的管理办法，然后这个系统才变成一个全国的系统。
黄洁夫：强制性的执行。
王海波：强制性的执行。
黄洁夫：强制性的执行，这里边呀，都必须进入到这个体系，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取消死刑器官来源的重要的依据。
许戈辉：你现在能稍微给我解释解释这个系统怎么能够做到这个事，真正就是公正的、公开的、透明的？
王海波：那么这个有一个实际的案例，可以证明这个计算机系统确实执行了这个政策。那么就是在上海的第一例的器官捐献，新闻报道是一个崇明的大叔，他不幸脑死亡，家属就要捐献器官。那么巧的是，他的孩子，他的儿子是一个中末期肾病的患者，他需要透析，家里经济还比较困难，为透析花了很多钱。在捐献者生前，就想把这个器官捐给他的孩子，就是亲体捐献，他的儿子不要，说我不要，你是家里的支柱，你不能这样把器官捐给我，现在他脑死亡了，那么就要把这个器官捐出来，给这个孩子，同时也把其他的器官给捐出来，能够救像他孩子一样的这个其他的患者。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计算机系统是没办法确保把这个器官指定给某个人的。
许戈辉：亲人之间不能指定吗？
黄洁夫：我们的政策没有覆盖这一点，所以计算机系统没法执行这一点，如果是要执行这个的话，那么就要绕开系统，那么这个就违反了我们下来有个规定。所以当时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上海市就询问这个我们的技术指出，他们打电话给我，我就直接和世界卫生组织还有国际移植协会的主席通了电话，询问一下这样来做，是否符合世界卫生组织的关于器官捐献的一个指导原则？另外有没有先例，那么得到的答复是，这是符合世界卫生组织的原则，而且在国际上是有不少先例的。那么当然也把这个事情给卫计委做了汇报，他们都同意，所以就同意他，其中有一个肾脏是给他的儿子，那另外的器官经过系统来分配。
但是很可惜，他父亲和他的血型匹配不上，所以这个器官没有能够给他的孩子，但是他的家人还是做出了继续捐献器官的这个决定，那么就有一个新闻报道来讲这个事情，而且记者们也很感叹，他帮了很多人，但是没有帮到自己。
许戈辉：没有帮到自己的孩子。
王海波：但是因为我们的系统当中，有直系亲属加分的这个规定，所以呢这个计算机系统，就自动给这个孩子加了三分，意味着他比别人多等了三年的时间，他就一下子跳到了第一位，恰好一个月以后，就是上海市的第二例捐献，那么配型成功了，那么这个他的孩子呢，就得到了他父亲想给，但没有给的那个器官。
资料
主持人：美国前副总统切尼的发言人透露，切尼因为身体不适，周五进入乔治华盛顿大学医院治疗。
主持人：美国总统切尼22号因为胸口痛入院接受观察，目前情况稳定。
主持人：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在周六，接受了心脏移植手术。
解说：2013年3月24日，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因心脏病发作，接受了心脏移植手术。
71岁的切尼在弗吉尼亚医院接受了心脏移植手术，切尼和他的家人并不知道捐赠者的身份，但是仍对这一份赠与表示永久的感谢。切尼从37岁开始，曾经五次心脏病发，最近一次在2010年，并且同年接受了手术，植入了心脏泵，美国目前有超过3100人等待接受心脏移植手术，切尼已经在等待的名单说排了超过20个月。
解说：这一消息却引发了严重的道德争议，他们认为切尼利用特权，抢占了器官资源，许多比他年轻，更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长期得不到手术机会。虽然相关医疗机构否认了特权一说，但此说法并不能消除民众对于器官资源分配公平性的争议。
王海波：切尼这个事情，我曾经问过美国的器官分配中心，它叫UNOS，就美国联合器官共享网络，就是美国的国家器官分配中心，他确实是排队的，只不过切尼这个事情的争议，并不是在他是否排队，而是他是年纪比较大了。我记得当时应该是72岁，那么72岁的人，有很多移植中心是不接受作为等待者的，但是那个中心是接受的，乔布斯是做了肝脏移植在美国，当时我记得我是第一次拜访美国的器官分配中心UNOS的时候，我就直接问他们的director主任，乔布斯怎么回事？当时美国国家科学注册的主席叫RobertMerion，部长你也见过他。
黄洁夫：对对，我知道。
王海波：他跟我解释怎么回事，乔布斯是排队的，但是他给我了一个insidestory，内部的故事就是，他的医生是帮他研究了美国的器官分配政策，他们知道在哪里哪个州排队，哪个医院排队是最快的。所以这个实际上是所谓的公开透明，我们是一定要保证患者的隐私，不能够给大家说乔布斯在这等，或者切尼在这等，或者哪一个病人在这等，他的姓名是什么。但是公开透明是指的是，我们的整个的规则是公开透明。
许戈辉：他是遵守了这个规则，只不过他是把这个规则研究透了，找了一条最有利于自己的捷径。
王海波：他认为在这那里是做的最快的，而且他的那种肝脏手术，他那种胰腺癌在那个医院治疗也是最有经验的，两条线一相交，他选定了是在那边。
解说：2013年1月26日清晨，天色微亮，深圳市器官捐献协调员高敏的电话突然响起，电话那端一个急促的声音，令高敏的神经顿时紧张了起来。
高敏：他说你是红十字会的吗？我有个小孩快不行了，我想把她有用的器官都捐出来，可不可以啊？医生说了，她出血很厉害，也快不行了，你快点来，你快点来。
解说：打电话的人名叫叶建辉，深圳外籍务工人员，此前的一夜，对于他和妻子高俊平来说，刻骨铭心。2013年1月25日晚11点，下班回到家的妻子见到了至今仍不愿相信的一幕。12岁的女儿叶梦圆在家中昏迷，发现时，体温尚存，但呼吸微弱。经检查，叶梦圆因突发脑溢血，生命垂危。两个多小时的紧急救治后，没有出现任何转机，1月26日凌晨3点，叶梦圆的自主呼吸能力完全丧失。在重症监护室里，她仅能靠呼吸机维持着最后的生命体征。第二天清晨，在门外一个架子上，叶建辉忽然看到了一本器官捐献宣传册，反复翻看了书本之后，他做出了一个自己从未想过的决定，捐献女儿的器官。
专家组经过鉴定，给出了最后评估结果，叶梦圆符合捐献条件，只要家属同意，捐献工作即可进行。
2013年1月29日上午10点，在和老家的亲友商量后，叶建辉和妻子最终作出了同意签字的决定。
高敏：对，父女关系。
解说：2013年1月29日下午1点，在高敏的协调下，夫妻俩获准进入监护室，与女儿做最后的告别。
叶建辉：我也亲一口，老爸永远爱你啊，永远在老爸心里啊，我们还一起开心。
解说：当手术室门上方的红灯最终熄灭时，他们将与自己12岁的女儿正式告别。
高俊平：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医生：那个对圆圆没关系，你这是在干啥呢，圆圆在这一边呢。
高俊平：宝贝女儿，我的女儿，有我女儿的体温，我永远跟我女儿在一起，我天天跟我女儿睡在一起，我女儿每天帮我保温。
许戈辉：其实我们之前做过的一个节目，因为之前我已经在做这次节目的时候哭，哭的稀里哗啦的一次，这次会稍微的好一点点，能克制住，但是我特别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情景，获得器官移植的就这个叫做受捐者吧，无疑是幸运的，但是呢对于这个捐赠者的家属来讲，总是要经历这样的生离死别。
黄洁夫：最近春节的时候，不是很多捐献的嘛，人民政协让我写了个评论，我是这么写的，是万家团圆的喜庆日子，但是生和死的悲剧仍然每天在我们的身边发生，可能今年的春节跟往年的春节不一样，可能是姚贝娜，你知道这个女歌手在天堂里的歌声，也可能是人民群众对我们这个这个1月1号这个取消这个死刑捐献这个以后，这个系统的信任。
许戈辉：海波，我觉得部长是医生，我相信医生在手术台上见过太多的生死，我们都觉得医生是应该是最冷静的，甚至有的时候会是冷酷的，刚才我看那些镜头的时候我在想可能对你们两个来说，不会像我那样就心里已经哭得要崩溃，所以我想知道为什么，为什么部长说到1月1号这件事的时候，会这么激动？
黄洁夫：因为心，医生呢，那个说起来，医生首先他要做个好医生，心必须是软的，你听的懂吗，你说对吗，假使这个医生心不是软的，他一定不是个好医生。
王海波：医者仁心，这个对我们也很震撼，看到那也很震撼。
黄洁夫：所以它这个，这个实际上是我们把人身中间的生命的挽歌随着这个器官捐献他的生命的升华，到了另外一个高度上去了，就像姚贝娜她虽然去世了，可能我们都可以再听得到她天堂里的歌声。
解说：陈岗，中山大学附一医院黄埔院区医务科科长，在本职工作之外，他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人体器官协调员。
陈岗：这个协调员主要就是在平时去做一些器官捐献的一些宣传呢，发动呢，然后配合我们医院的OPO(人体器官获取组织)的一些具体的一些医疗业务，然后开展这个器官捐献的整个实施的过程。
解说：每当有故去亲人的家属表达出捐献意愿的时候，人体器官协调员将要赶赴家属身边，耐心讲述捐献流程，做好陪伴工作，今年1月30日，东莞一位夫妇不幸离世，在陈岗的协调下，这对夫妇将器官捐出，而这一过程让他深受感动。
陈岗：见到他的儿子，当我们跟他介绍完所有的程序手续以后呢，他接过那个志愿书的时候，他的两个手是颤抖的，那后面当时有媒体问我，就是说他你觉得他这个颤抖的这个意义是什么呢，我心想我说我的猜测是他好像是接过了一份责任，因为他自己成年了，我又鼓励他，就说你看父母亲是做了好事的，有可能是未来的这几天你会做了好事的，你要承担起来。
解说：每当送走一个遗体捐献者，陈岗和红十字会的伙伴们将会对遗体默哀，而这些捐献者们的骨灰将会安放在陵园中，接受人们的瞻仰和祭拜。
许戈辉：像刚才我们看到做器官捐献的这些家庭，他们并不是什么富裕的家庭，所以我就特别关心，我相信有很多观众也会特别关心一个问题，那就是器官捐献现在我们说是自愿的，对吧，但是一定是要无偿的吗？这个事情可不可以是有偿的？
黄洁夫：在云南省的昆明，那我当时正在出差，就出现了一个案例就是捐献，是一个7岁的小孩，他经过过这个山间的小路上，从上面掉了个石头就把他砸死了，脑死亡，他家里是很穷的一个家庭，这个父母亲都是特别善良的一家，当时他就把七岁的小孩脑死亡以后，就把器官捐献出来，救了几个人吧，红十字会是在器官捐献中是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为什么要红十字会参与。
许戈辉：因为你给器官协调员都是属于隶属于红十字会的吧。
黄洁夫：很多都是红十字会培训的，然后这个过程中间，就曾经是这个给了一些钱，给他，因为他到昆明来从农村到昆明来要车费、吃住，给了一些钱给他们，他们坚决不要，他说这我们这是生命的礼物，那个该我们出的钱孩子的生命是在另外人的身上延续，你看就是农民，他们就坚决不要钱，那后来云南省的政府出台了，就为这个人出了一个特别好的政策，这个小孩有个弟弟，当时5岁，当时云南省政府就通过这个社保的体系，就是说下了一个政策，就是对这个人他的弟弟免费读到18岁，因为在西方国家受体也好供体也好，它都是医保覆盖，它是冷冰冰的，都是经过保险体系就过去了，就不存在钱的问题，可是我们中国现在情况还没有，我们是医疗保险不能保障受体的，也不能保障供体的，所以那你这个事怎么办呢，所以那我们现在设定的政策就是说供体的取，那都是由医院来负责任，当然医院是另外一个体系，同时我们有个政策，所有的供体不管他这是什么情况，不管家里有钱还是无钱，凡是在救治过程中所有的医药费全免，是吧，你不能再收他，他做了那么好的事你还收，欠多少医药费，那这个是我们政策上都做了一个相应的制定。
但是我们是遵守这个世界上的共同的原则，就是无偿的，就不能有金钱的交易。
许戈辉：您刚才这个特别强调说，红会在这里边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包括这个红会也培训了很多器官捐献协调员，但是呢说老实话，就这些年的一系列风波，把红会置于了一个挺尴尬的境地。
黄洁夫：红十字会其实在我们的器官捐献过程中间，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在我们的制度的设计上，没有红十字会的参与的话，今天的故事不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我想就是红会不能为了有个很不着边际的丑闻，就永远趴下去，站不起来，我希望通过这个捐献的事业，我们社会上能认识到红会的精神，红会能够站起来大步地向前进。
解说：2015年2月28日，和往常一样，广州中山附一医院的医生们又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在这家医院里，器官移植科是最繁忙的科室之一，这天，一位肝脏衰竭病人通过在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排队，幸运地得到了器官移植机会，下午14时，病人进入手术室，主刀医师王东平负责前半部分的手术，19时30分，手术正式开始，时间一分一秒地在流逝，对于器官移植患者来说，时间就意味着生命，但一次肝移植手术往往需要耗费5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因此医生们往往采取接力的方法进行，21时02分，患者的肝脏成功取出，何晓顺院长接替同事进行供体肝脏移植。
王东平：他这种情况就是往往在几天到几周之内就要面临一个死亡的考验，所幸的是就是说，刚好有一个适合他的肝脏，通过网络分配过来的，这也许是邻我们病人也比较高兴事情，而且现在这些病人就是说，今天你也去病房看了，大部分都是一些普通家庭出来的病人，没有所谓的那种就是网上传说的那些什么权贵显祖，没有这样子的，都是通过网络分配系统来决定的，而且随着现在就是国家对医保政策不断地深入，覆盖面越来越大，所以普通家庭做肝移植的费用不是很高，所以今天这个手术就是说看能不能顺利地完成它。
解说：凌晨2点，手术宣告成功，在手术室外焦急等待着的是患者的家属。
王东平：这样子，就手术现在就，这个肝移植上去了，而且就是肝脏也非常好，这个情况你要不做肝移植我估计是很难能过关的，所幸的这个好运气是吧，确实感谢这个器官捐献这个网络分配这块(政策)。
患者家属：谢谢。
解说：对于肝衰患者来说，能够得到肝脏移植是幸运的，与肝移植患者相比，肾移植患者的等待时间更为漫长，在肾移植主任医师王长希看来，国家实施强制计算机器官分配后，不少儿童幸运地得到了肾脏移植的机会。
王长希：他这个小孩，是以前在中山医院做的，器官捐献系统开展以后，我们有一个系统，它是按照国际评估的话呢，是优先给小孩做的，这样的话，这些小孩就得到了机会。
王海波：在去年三月份的时候，王长希教授接待当时是曾志伟先生和我一起去宣传这个器官捐献还有扶轮社，国际扶轮社，那么他们就是在有很多记者的时候，那王教授把我拉到旁边去，说海波你看一看，好多小孩，他说这些孩子都是通过器官分配的计算机系统得到了器官，就是因为这里面有这个儿童优先的这个政策，当时我就很感动，因为对我们来说做这个研究这些孩子在我们系统当中只是一些数字，只是些编码，那第一次看到。
许戈辉：但在这他们变成了特别鲜活的生命。
王海波：对，胖嘟嘟的小脸，后面都有爸爸妈妈站在后面，所以后面结果他们一说，一定要照个相大家一起合了个影，所以这些事例发生了，我们才能让公众真正认可你这个系统是公平的。
许戈辉：本来是有人强调说咱们国家器官捐献不是很发达，这个供总是好像是远远小于需求呢，是由于文化是由于传统，逝者为大呀，入土为安呢，死也要有一个全尸啊，就是种种的文化传统观念，束缚了人们的的手脚，您并不同意这一点是吗？
黄洁夫：我是不同意这个观点，为什么，其实中华民族文化中，有这个入土为安，有这个什么死者为大，要保全尸，这事是有的，可是中华文化中有另外一面，什么这个舍生取义呀，救人呢，慈悲呀，大爱呀，奉献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这都是中华文化，它有它的另外一面，所以这个事情我们把它怪为是传统文化，它是说不过去的，为什么，你国家没有建设捐献体系，你完全没有，你叫老百姓找谁去捐献呢，那你就是另外一方面，你就说死囚是捐献，你这怎么说得过去呀是吗，你同意吗。
许戈辉：对。
黄洁夫：所以那怎么能说的，你这个是悖论呢，所以我们现在实际上我们事实证明我们只要建立了公民的捐献的透明阳光的体系，尽管我们还很不完善，还是个新生的婴儿，那已经看出这个事业是个阳光的，是走上一个光明的大道。
解说：2015年1月31日，一场特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大化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ICU病房内举行，蒙瑞江老师的亲人、朋友和河池市大化县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手持白花，神色凝重，怀着悲痛的心情默默地向他告别，今年31岁的蒙瑞江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大化瑶族自治县都阳镇中心小学的一名教师，2012年患上慢性肾炎，并发展成尿毒症，在经历了2年的等待后，2014年11月，蒙瑞江有幸与广西一位器官捐献者的肾脏配型成功，进行了肾移植手术，2015年1月，他不幸遭遇新的病魔，因神经系统病变，住大化县人民医院，虽经医生全力抢救，病魔还是无情地夺走了他的生命，他生前曾向家人表示，捐献器官的愿望，别人捐献器官帮助了他，他也要尽能力给别人送去生命的希望。蒙瑞江的家人非常支持他的心愿，他去世后，他的家人在河池市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协调员的见证下，签署了《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登记表》。
蒙瑞江的父亲：受到了别人的帮助，我们也要帮助人家，我们要献爱心。
蒙瑞江的弟弟：我就能够说哎也许我的哥哥他正在看着我呢，可能是谁的眼睛，他是通过谁的眼睛来看到我，然后通过他在谁的身上能够亲近我，是吧，这都是有可能的，也许我去旅游走到哪个地方虽然我不知道这个最后到谁的身上，但是我们有这个念想，他毕竟他等于说是他没有走，他一直就在我们身边，只是暂时不能和我们在一起啊。
解说：这次蒙瑞江的大爱传承成功实现了器官捐献移植二次利用的契机，为缓解我国器官短缺状况提供了新的有效途径。
黄洁夫：国际上就是说供体和受体是永远不知道的，可是我一直在，最近我一直在想这个事情，我想要允许让他知道到哪里去了，为什么呢，我是受了一个情况，一个很大的启示吧，2012年，台湾的一个企业家叫周仁，他是在佛山，广东的佛山，因为脑出血就死亡了，他当时他是一个信佛教的，他当时留下的遗愿就是说把那器官就捐了，他的家人也过来了，就见证了他整个捐献，捐献完以后，他的父母亲一直觉得他的儿子还活着，一直心中他有个这个做梦，他这很多故事，这就一直觉得他的儿子还在大陆，他是台湾人嘛，那后面有这个愿望，愿望当时是他们佛山市跟我打电话了，就是说这个受体是三个人，两个肾一个肝，他们这个受体也是有种愿望，想知道他们是从新生是谁给他们的，同时他们有很多梦，告诉你，他们自己心中有这个想法，后面就问我行不行，当时的按国际惯例是不行的，我说行，后面我就专门去了一趟佛山，举行了一次这个怀念周仁的追思会，追思会的时候，也没有意外的，就是他的父母亲，实际上我们是通知了的，父母亲来了，然后就见到了这三个受体，受体中间有个肾移植的，有个他就是做完以后又生了孩子，他是个男的，他的夫人生了孩子，孩子一见到这个周仁的爸爸妈妈就叫爷爷，特别感动人，特别感动人，所以我在说，能够如果是公开透明的，同时没有金钱交易的，这样一个器官捐献的体系，在中国我想如果还是我负责的话，我将会允许一个政策，在一定的时候允许受体跟供体的家人见面。
我想这个是很符合中国的文化，这个是西方文化没有的，就是说我们当这个公民成了这个唯一的体系之后，我们下一步的器官捐献政策要怎么制订，这我一直在想这个。
许戈辉：对，当然这个制订也需要某种前提，就是说可能整体国民素质的提高。
黄洁夫：对，大气候的形成。
许戈辉：对，先要是有一个制度的保障，先扼制了这个恶，然后嘛，我们慢慢慢慢一点一点地建立这种信任，然后增加温度、弘扬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