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任总理记者会22年合集（2）：1993~2003
2015年3月15日（星期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后（10时30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三楼金色大厅会见采访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中外记者并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记者会中，李克强就中国房地产市场、电子商务、反腐、环保、中缅边境局势等问题作出了回答，全文详见 观察者网《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 李克强答中外记者问》等报道。
全国人代会闭幕后的总理记者见面会始于1991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受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发言人周觉邀请，跟记者见面。当年，港澳、台湾、外媒各有一次提问机会。1993年起，总理记者会趋于常态化、制度化。下面不妨来一起回顾下这20年中，中国历届总理都在记者会说了啥。
以下是回顾20年历届总理记者会回答实录合集之二：1993年~2003年篇，想看2004年~2014年篇的读者请点这里。
2003年
3月18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副总理黄菊、吴仪、曾培炎、回良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问。
[姜恩柱] 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我们非常荣幸和高兴的邀请新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大家见面，并回答记者的提问。我们还非常高兴地邀请副总理黄菊、吴仪、曾培炎、回良玉与大家见面。现在请温总理给大家讲几句话。
[温家宝] 请允许我首先介绍一下几位新当选的副总理。这位是黄菊同志。这位是吴仪同志。这位是曾培炎同志。这位是回良玉同志。四位副总理，年龄比我大的有三位。其中有一位女副总理，她为我们今天的讲台增加了一点鲜艳的色彩。
我首先对全国人民讲几句话，感谢人民对我的信任。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我出生在农村的一个教育世家。我的祖父、父亲和母亲都是教员。我的孩提时代是在战乱中度过的。战火烧毁了我的全家，包括爷爷亲手办的那座小学。旧中国的苦难在我幼小的心灵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我从在大学学地质到从事地质工作整整25年。这期间大部分是在非常艰苦和恶劣的环境中度过的。我深知人生的艰辛，也知道国家建设的艰难。但我也树立了一种信念：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要不畏艰险，勇于攀登，一定能达到光辉的顶点。
我在中南海工作了18年，这是我们国家现代化建设十分重要的一个时期。我目睹了在邓小平同志和江泽民同志的领导下，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国面貌发生的历史性变化。我经历了这场伟大的实践。中国的建设事业是非常伟大也非常艰巨的，惟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国家才能繁荣富强；惟有坚持民主、科学和负责任的精神，才能实现我们的目标。全国2500多个县(区)，我跑遍了1800多个。
这使我更深地了解了国情和人民的状况，深知人民的期待。我绝不辜负人民的期望，一定要以人民给我的信心、勇气和力量，忠实地履行宪法赋予我的职责，殚精竭虑，鞠躬尽瘁，不负众望。
现在我愿意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
[中央电视台记者] 温总理您好，我是中央电视台记者。首先祝贺您就任本届政府的总理，同时也向昨天新就任的四位副总理表示祝贺。温总理，我们知道您也是上届政府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请问您对上届政府的工作，以及对朱总理本人的工作有何评价？过去的五年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对本届政府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您认为本届政府所面临的主要困难和挑战是什么？
[温家宝]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为中国的改革、发展、稳定作出了举世公认的巨大贡献，并且在实践中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是我们一笔宝贵的财富。上届政府在朱镕基总理的领导下，忠实地履行职责，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人民是满意的。
我们现在的全部工作都是在前任的基础上开始的。前人给我们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但是摆在我们面前还有许多困难和问题，还要我们继续进行开创性的工作。我总记着一句古训：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要居安思危，有备无患。
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问题是：第一，农业发展滞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这已经成为制约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二，一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将是一个长期的任务。
第三，下岗和失业人口不断增加，社会保障的压力非常之大。第四，城乡发展不平衡，东西发展不平衡，还有相当一部分地区、相当一部分人口处于贫困状态。第五，财政负担沉重，金融不良资产比例较高。
但是，我们有改革开放20多年来奠定的雄厚物质技术基础，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只要坚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我相信，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一定能够克服困难，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18/03 10:47)
[德新社记者] 朱镕基开始当总理的时候，他说，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他都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和他比起来，你觉得你的工作风格会怎么样？
[温家宝] 朱镕基总理是我非常敬佩的一个领导人，他有许多优点值得我学习。至于我自己，大家普遍认为我是一个温和的人。但同时，我又是一个有信念、有主见、敢负责的人。
在我当总理以后，我心里总默念着林则徐的两句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就是我今后工作的态度。
[人民日报记者] 刚才你谈到新一届政府面临的任务仍然非常艰巨。特别是新一届政府还担负着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好局的任务，应该说担子非常重。请问总理，新一届政府在五年任期当中，准备确定什么样的目标，制定什么样的施政纲领？
[温家宝] 我认为这是一个总理今天应该认真回答的重大问题。我曾经把今后的工作概括为四句话。第一，实现一个目标，这就是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同时，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做到这点，就要继续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第二，抓住两个关键环节：一是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二是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第三，解决好三个重大的经济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就业和社会保障，第二个问题是财政的增收节支，第三个问题是继续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第四，推进四项改革：第一项是农村改革。农村改革包括农村税费改革，粮食购销体制改革，对农民补贴方式的改革，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和农村医疗制度改革。
第二项是企业改革。继续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致力于实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同时，推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第三项是金融改革。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金融监管体制，另一方面要加快国有金融企业的改革，建立起真正的现代金融企业制度。第四项是政府机构改革。关键在于政府职能的转变，成败与否在此一举。
这四句话大家可能都已经熟悉了。我又想了24个字，就是为了保证这些任务的完成，必须把握以下几个原则：城乡协调、东西互动、内外交流、上下结合、远近兼顾、松紧适度。城乡协调，就是要把农业和农村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东西互动，就是东部地区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有条件的地方率先实现现代化。要把老工业基地的改组、改造和振兴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内外交流，就是要坚持以扩大内需为主，同时抓住加入世贸组织的大好机遇，继续推进对外开放；上下结合，就是要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远近兼顾，就是要继续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使我们国家经济和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松紧适度，就是要使发展的速度、改革的力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相适应，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
[香港东方报业集团记者] 我们很想知道，新一届政府对香港政策会不会改变？目前香港财政赤字严重，失业率也很高，无论是特区政府也好，香港市民也好，都在努力渡过难关。请问，中央政府会不会采取进一步措施支持香港更快渡过难关？我还想问一下，您什么时候去香港亲自为我们打打气，我想香港市民一定会很欢迎的。
[温家宝] 感谢你的提问，使我有机会第一次通过新闻媒体向广大香港同胞、澳门同胞表示我亲切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香港回归5年多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和特区政府的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了"一国两制"的方针和《基本法》的原则，维护了法律赋予香港同胞的自由和权利。香港战胜了亚洲金融风波带来的经济上的困难，保持了稳定和发展。毋庸讳言，香港经济目前确实遇到比较大的困难，主要表现在失业率增高和财政赤字加大。这既有国际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也有香港自身经济结构的问题，但是香港的优势还在。
香港有雄厚的物质基础，直到目前，香港没有一笔内债和外债，目前香港的居民储蓄率还超过1997年。香港有完备的法制，有有利的区位优势，有许多优秀的管理人才。现在需要的是团结和信心。我完全相信香港同胞的智慧和能力，在以董建华先生为首的特区政府的领导下，香港一定能够克服眼前的困难。
至于说到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支持，我想明确表示，我们将一如既往、竭尽全力支持香港的稳定和发展。我们正在抓紧落实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建立更加紧密的经贸关系的各项措施。香港是中国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保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是我们坚定不移的目标，也是中央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希望能到香港去，越快越好。
[布隆伯格金融信息社记者] 温总理，江泽民和朱镕基说解决失业问题有一个方式，就是给民间企业、私营企业一些优惠的政策。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有什么样的优惠政策给这些私营企业吗？还有一个问题，中国有没有一个计划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浮动范围？
[温家宝] 发展个体私营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是我们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只要是依法经营，照章纳税，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并且符合安全和环保的要求，我们支持和鼓励个体私营企业发展，这是扩大就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我们将在市场准入、税收、贷款和进出口等方面，给个体私营企业以平等的待遇。
至于你提到的汇率问题，中国实行的是根据市场需求变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从1994年汇率并轨到现在，人民币汇率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人民币对美元的实际汇率，到去年底升值了18%，对欧元升值了39%。我们将继续探索和完善汇率形成的机制。但是我想说明一点，人民币的强劲和稳定不仅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亚洲和世界。
[新华社记者] 最近我们注意到，海外一些媒体有这样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近年来取得了明显的成果，但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相对缓慢；另一种说法认为，我国反腐败工作，越反腐败案件越多，涉案的政府官员级别越来越高，金额越来越大。我想问总理，您对这两种说法有何评价？新一届政府将采取哪些措施推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对建立清正廉洁高效的政府，您有何设想？
[温家宝]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我们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目标。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始终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样两个重大问题来进行。其基本目标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本届政府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打算从三个方面入手：第一，建立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重大的经济决策、重大的经济问题和重大的建设项目要经过充分论证，形成领导、群众和专家相结合的决策机制。
第二，依法行政。政府部门和工作人员都要按照宪法和法律执行公务，同时又要接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和规范。第三，民主监督。政府要自觉接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接受政协的民主监督，接受群众和舆论的监督。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懈怠。只有人人负起责任来，才不会人亡政息。
尽管这些年我们反腐败取得很大的成绩，但是应当承认，在我们的社会中还存在比较严重的腐败现象，在经济体制转轨中，某些领域尤为突出。我们新一届政府准备从四个方面加强反腐败斗争：第一，严格公务员的纪律。第二，严惩公务员违法犯罪。第三，推进政府机构改革，改革行政管理制度，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资金管理制度，改革人事制度。第四，加强各方面对我们的监督。在这里，我愿意代表我们新一届政府向大家表示，从我们自己做起，以身作则，接受全国人民的监督。
[《日本经济新闻》记者] 我想问一下金融方面的问题。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处理不良资产的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比较大的课题。请问，是不是有可能投入财政资金？怎样提高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竞争力？还有，今年是《日中和平友好条约》25周年，您是不是打算年内访问日本？
[温家宝] 为了降低金融不良资产，这些年我们做了很大的努力，包括剥离了14000亿元不良资产，成立了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加以处置。但是目前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率，如果按照四级分类口径，还高达21.4%；如果按照国际通行的五级分类法口径，达到25%左右，其中损失资产占相当大的比例。
改变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状况，需要有政策的扶持，包括补充资本金和剥离不良资产。过去五年，我们曾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补充银行资本金。同时，剥离了14000亿元的不良资产。但是根本解决银行的问题在于改革，在于建立现代的公司治理结构和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并且创造条件实行股份制。
至于中日关系问题，我想说几句话。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有2000多年的友好交往。但是近代以来也有过很大的曲折。正确对待和处理日本侵华的那段历史，始终是发展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希望日本政府恪守中日之间的三个文件，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我们愿意发展同日本的各方面关系，包括高层往来。至于我自己，我希望在一个适当的气氛中到日本去访问。
[台湾中天电视台记者] 从年初以来，台湾方面在两岸关系上有新的做法，比如提出希望建立两岸和平稳定的互动架构，在两岸"三通"直航上也有比较积极的做法，大家都很希望两岸关系能够进入良性循环的互动。不过在此之前一直没有机会了解您对两岸关系的看法，借这个机会请您谈一下您对台湾的了解和认识是什么？新一届政府成立以后，在两岸关系上有哪些问题要有所推动？您个人的期待又是什么？
[温家宝] 我愿意通过记者女士向台湾同胞表示亲切的问候。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说起台湾，我就很动情，不由地想起了一位辛亥革命的老人、国民党的元老于右任在他临终前写过的一首哀歌：“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山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这是多么震撼中华民族的词句。
中国政府将坚定不移地贯彻"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在一个中国的原则基础上，尽早恢复两岸的对话和谈判，反对"台独”，积极推进两岸经济、文化的来往与交流，推进两岸直接"三通"的早日实现，争取早日实现和平统一。
[俄通塔斯社记者] 您认为中俄关系会不会有什么改变？您对上海合作组织有什么态度？
[温家宝] 中俄两国有着40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稳定和发展中俄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些年来，中俄两国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有了进一步发展，保持了良好的态势。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又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奠定了法律基础。中俄两国领导人为发展两国友好关系制定了长远的规划。我相信中俄关系会稳定发展。我们将继续发挥上海合作组织的作用，加强组织内各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磋商，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美联社记者] 在中国越来越开放的趋势下，您对1989年那场风波有何看法？针对伊拉克问题的最新事态，您有何评论？
[温家宝] 作为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的总理，我最关心的是中国的稳定和发展。我深知中国的稳定和发展来之不易。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风云变幻，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在中国也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党和政府紧紧依靠人民，采取果断措施，稳定了国内局势，并且继续推进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3年来，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说明，稳定是至关重要的。
关于伊拉克问题，中国的立场是一贯的、鲜明的、有原则的。我们主张伊拉克问题应该在联合国的框架内，通过政治手段和平解决，尽量避免战争。联合国1441号决议应该得到全面、切实的贯彻。核查工作应该继续进行。同时，我们也主张伊拉克政府应该严格、切实地遵守联合国的有关决议，主动配合国际组织搞好武器的核查工作，彻底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现在伊拉克的局势已经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但是，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不应放弃通过政治方式解决的努力。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 农村税费改革今年将在全国全面推开。您曾经说过，我们一定会走出历史上"黄宗羲定律"这个怪圈。请问您认为我们的税费改革怎么才能走出这个怪圈？
[温家宝] 这个问题我已经讲得很多了。我想强调两点。第一，农村税费改革的实质，是要改革农村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最重要的是要精简机构和人员。中国古代《大学》一文说，生财有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抒。现在在农村倒过来了，“食之者众，生之者寡”。
有一个县十二三万人口，吃财政饭的多达5700人。如果不精简机构，不减少人员，农民的负担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与此同时，要加大财政对农村的支持力度。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要把一切不应该向农民收取的税费，全部减下来，但这需要有一个过程。从今年开始，我们就出台了一项措施，就是新增对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的财政支出，主要用于农村。
[中东社记者] 目前世界形势并不太平，比如中东地区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区。所以我们很想了解您关于这些问题的看法。您是否同意今天美国总统对伊拉克总统所发出的最后通牒？您能否就此发表一下看法？能否介绍一下中国对于这些热点地区问题的看法？
[温家宝] 中东地区始终是中国和世界人民关注的焦点。当前突出的是伊拉克问题和巴以问题。我注意到布什总统在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发表的演说。中国的立场是鲜明的：应该继续坚持通过政治手段和平解决伊拉克问题。我们认为，1441号决议是符合联合国宪章原则的，各国应该遵守。我们对于以巴冲突一直深感忧虑和关切，我们衷心希望以巴双方能够配合国际各方面的调解，按照联合国的有关决议和"土地换和平"的原则，通过政治谈判和平解决以巴冲突。我们不希望中东燃起战火。一个和平稳定的中东有利于全世界。
[英国《金融时报》记者] 我想补充提一个金融方面的问题。你们现在是否有计划允许私营银行成立？
[温家宝] 你的问题使我想起2000年访问英格兰银行时，我发现英格兰银行的门很多，窗户很小。我了解到，英国金融发展有几百年的历史，而中国提出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不是财政的出纳，只有十几年的历史。我们已经有了以民间资本为主的股份制银行，比如中国民生银行。随着金融监管的加强，中国金融企业的所有制形式势必会多样化，但这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香港凤凰卫视记者] 熟悉您的人都说您是一个重视事实、也非常注重数据的人。麻烦您告诉我们，在目前中国国情当中，有哪些数据您认为是最为可喜的？有哪些数据最忧心、牵挂和关注的？
[温家宝] 瑞士前驻中国大使曾经说过我的脑子像 computer(电脑)，我的脑子里确实装了许多数字。这些数字有使我高兴的，也有使我忧虑的。譬如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GDP的增长速度年均在9%以上；中国近5年尽管受到亚洲金融风波的影响，GDP的增长年均在7.7%，去年达到8%。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3000亿美元等等，这些是使我高兴的。
但是，有些数字恐怕连记者也不完全清楚，比如中国的劳动力有7亿4千万，而欧美所有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只有4亿3千万。中国每年新增劳动力1000万；下岗和失业人口大约1400万；进城的农民工一般保持在1亿2千万。中国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中国13亿人口有9亿农民，目前没有摆脱贫困的3000万左右，这是按每年人均收入625元的标准计算的。
大家知道，这个标准是低水平的，如果标准再增加200元，农村贫困人口就是9000万。中国东西部差距很大，大家恐怕只是从概念上了解。我想说一个数字，中国沿海五六个省市GDP超过全国GDP总值的50%。这几个数字，已经点出了三个问题：农村问题，就业和贫困人口的问题，东西部地区差距问题。因此，当好中国的总理不容易。如果要我说现在的心情，我觉得身上的担子有千钧重。我非常希望跟大家交流意见，因此，破例再给一个提问的机会。
[美国有线新闻网记者] 在开场白中您谈到您的孩提时代是在战乱当中度过的。在您二十几岁的时候，您也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您能否谈一下"文化大革命"的这段经历对于您对中国国内问题、国际问题的看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特别是关于伊拉克问题，您的这段孩提时代的战争经历是否使您成为一个反战的积极分子？对于一触即发的伊拉克战争，您是支持还是反对？
[温家宝] 新中国成立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她走过辉煌的道路，也曾出现过严重的曲折。“文化大革命"就是个曲折。我始终相信，社会主义是大海，大海是不会枯竭的，大海可以容纳百川。只有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社会主义才能巩固和完善。这个时间会很长，需要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关于伊拉克问题，中国是有原则的，中国的立场是根据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潮流以及从中国的根本利益出发的。中国主张伊拉克要彻底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同时，伊拉克问题应通过政治方式加以解决，避免战争给中东地区和世界带来影响。
[姜恩柱] 非常感谢温总理，非常感谢黄菊、吴仪、曾培炎、回良玉副总理。谢谢大家光临，总理见面会到此结束。
2002年
在2002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应大会新闻发言人曾建徽邀请到会同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
招待会一开始，朱镕基总理就请记者们提问。
中央电视台记者：在世界经济低迷的情况下，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预测目标7%。请问总理，能否达到这个目标？主要措施是什么？
朱镕基：今年国民经济增长的预测目标为7%，是经过我们周密考虑的，考虑了各方面的不利因素，包括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减缓等因素提出的。我想是可以实现的。那么具体的措施呢？已经在我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作了简述，我就不再重复了。根据今年一季度的情况来看，比我们所预想的要好。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预测，今年第一季度的GDP增长率比去年同期增长7.5%。因此，我对此更有信心，也就是说，达到7%，有信心。
新华社记者：今年我国财政赤字3098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3%。请问总理，如何看待我国的财政风险，这对下届政府有没有影响？
朱镕基：前天我看到香港有一份报纸，送给我一个荣誉称号叫赤字总理。我从来不接受荣誉称号或者荣誉学位，因此，对这个问题我需要解释几句。我查了手头的资料，我只查了24个国家。2000年，19个国家都有赤字，包括一些发达的大国。因此，问题不在于你的财政有没有赤字，而是这个赤字的水平是否在承受能力以内，特别是这个赤字是用在什么地方。
中国今年预算的赤字3098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3%左右。国债余额总计18700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8%左右。这两个数字都在公认的警戒线以内。至关重要的是，我国这个赤字不是用在弥补经常性的预算方面，没有把它吃掉，而是用在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
本届政府已发行的5100亿元国债，带动了银行资金和其它资金，一共完成了2万亿元的工程。包括建成公路25500公里，其中高速公路8000公里；铁路新线4000公里，加上复线、电气化铁路在7000公里以上；改造了农村的电网；中国的移动电话和固定电话已经达到3亿2千万户。这些都是实实在在地摆在那里的。
因此，留给下届政府的不只是债务，而是2.5万多亿元的优质资产，这些在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将长期发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更为重要的是，这几年5100亿元的国债加上银行配套的贷款，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快速发展，财政的收入每年都大幅度地增加，这才使我们有可能大力改善人民的生活。最近几年，公务员的工资差不多增加了一倍，还使我们构筑了一个比较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也使我们有大量的资金投入教育和科技战线。
与此同时，人民群众的银行储蓄存款在最近几年里，不断地增加，保持每年增加7千亿元到8千亿元人民币的水平。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是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中国经济也许垮了。因此，从这里可以看出来，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力度，也是恰到好处的。你看1998年以来这四年，物价不涨，掉得也不是很多，在1%上下浮动，恰到好处，足见中国的功夫是不错的。所以对不起，我不能接受赤字总理这个荣誉称号，奉送回去。我为我们国家能够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但克服了亚洲金融危机带给我们的影响，而且利用这段时间大大发展了中国的国民经济感到自豪。
韩国《朝鲜日报》记者：昨天有20多个朝鲜人进入西班牙驻华使馆，请问中方怎么处理这件事？
朱镕基：中国的外交部门已经跟有关的大使馆进行了协商，达成了协议，将按照法律予以解决。
日本共同社记者：我想问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日中关系问题，今年是日中邦交正常化30周年，日中两国的高层往来比较多。我听说中方已通过外交渠道表示希望日本皇太子和太子妃来中国访问。您认为如果他们来的话，能够推动日中关系的发展吗？另外，他们会受中国老百姓的欢迎吗？第二个是内政问题，我认为中国现在的社会阶层两极分化比较严重，有一些专家也认为，要改善这个现象，培育和扩大中产阶层是必要的，你同不同意这样的看法？如果同意，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培育这样的中产阶层？
朱镕基：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前年中日双方就把今年确定为中日友好年，双方将举行一系列纪念活动，包括加强沟通和往来，在中国举行日本文化年，在日本举行中国文化年等等。关于邀请皇太子和太子妃访问中国的问题，我们早就予以推动，我们当然希望他们能够接受邀请，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在中国受到热烈的欢迎。
关于你提出的中国存在着贫富差距加大的这种现象，我认为是存在的。我想你也大概记得邓小平先生讲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么必然有一部分人现在还没有富起来。因此，贫富差距的扩大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里，也许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我们在执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扶持低收入的群体。比如说，增加农民收入的问题占了政府工作报告的很大一部分，可以说成为我们的一个中心的工作。又如，对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视，扶持下岗的、失业的、离退休的职工，都是我们工作的重点。除了政府通过财政预算来缩小这种贫富差距以外，最重要的手段就是税收。我们通过税收政策来扶持这一部分还没有富起来的人民群众。我相信，在一个时期以后，这种贫富差距扩大的现象最终会得到解决。
香港《经济日报》记者：现在香港跟内地正在商谈类似自由贸易区的更紧密的经贸关系。我想问一下，中央有什么政策来继续巩固香港的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
朱镕基：香港特区政府成立以来，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香港碰到了暂时的经济困难。但是，我始终认为香港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地位。它的国民生产总值相当于广东省。没有任何一个大城市在近期以内能够超过香港。我相信香港一定能够克服当前面临的暂时经济困难，对此我们是有信心的。
至于中央政府对香港能够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和合作，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的官员正在进行紧密的协商。只要对香港有实惠和好处的事情，而且是可行的，中央政府一定会全力以赴。我相信香港完全能够保持它的亚洲金融中心地位，特别是在中国参加了世贸组织以后，机遇会更大。
俄通塔斯社记者：您今年要和俄罗斯总理再次举行会晤，请您评述一下中俄关系现状？包括两国经贸合作关系的发展前景？
朱镕基：中俄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最近几年发展得非常好，特别是去年江泽民主席和普京总统签订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更加巩固了这种友好合作关系。在经济领域也产生了实际效果。去年中俄两国之间的贸易额比前年增加了三分之一，这个贸易统计是不完全的，因为有很多边境贸易没有统计进去，就公布的贸易额来讲，这个发展是非常大的。
去年中俄两国总理在圣彼得堡举行定期会晤，我们商定在经济贸易和各个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我预期在两到三年内，我们可以把现在的中俄贸易合作水平提高一倍。
今年两国总理定期会晤将在上海举行，我们将进一步共同努力推进中俄两国友好合作包括经济贸易合作迅速发展。
美国有线新闻网记者：跟1998年您第一次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时候相比，现在看起来，您虽然同样的帅，但是略显疲劳。我的问题是，操持一个有13亿人口国家的大事，我难以想像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您能否谈一下，在您管理国家大事的时候，最让你头痛，最让你难以入睡的问题是什么？在您担任总理以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也有一些事情，可能现在还没有完成。您能否讲一下哪方面是否做得还不够？
朱镕基：我比1998年是不是显得疲劳，我不知道在座各位作何评论。不过我想时间已经过去四年了，人总是要老的嘛。但是，这四年以来，我始终丝毫不知疲倦地在进行我所担负的政府的工作。
我想这四年本届政府做成了很多事情，特别是刚才讲的克服了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而且在这几年里不断发展了我们自己。当然，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完成。令我最感头痛的是什么？我想在目前来讲，主要是增加农民的收入。因为这四年里，国家的公务员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的工资，而物价没有涨。大多数大中型国有亏损企业在三年里面已经基本脱困，很多企业职工的工资也有很大的提高。离退休职工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也增加了收入。我想他们都是很高兴的。但是，比较起来，就是农民的收入增加得不快，个别地方还有所下降。对这个问题，这几年中国政府做了巨大的努力，在我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用了大量的篇幅，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是不容易的。最根本的措施，是要靠农业种植结构和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因为中国现在的粮食供过于求，农产品越来越多，种什么什么多。价格上不去，农民的收入也就增加不起来。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美国的农产品还要大量地在中国登陆，国内农产品价格还要下降，农民不是很困难吗！这就是我很头痛的事情呀。
你知不知道，近年来美国出口到中国的大豆已经相当于中国大豆年产量1500万吨。当我们想采取转基因农产品管理办法的时候，这也是国际上很多国家实行的办法，你们美国的领导人就来跟我们谈大豆的问题：说影响美国10亿美元的出口，你们要慎重一点儿。但是美国对中国出口的钢铁产品，却宣布要加税8%到30%，这样就影响中国三亿五千万美元的钢材没法向美国出口。因此，我可不可以像美国领导人关心大豆一样也关心我们的钢材，我也把大豆加税30%行不行呀？
我再回到头痛的问题，我想虽然头痛，它还是会得到解决的。因为现在全国粮食库存有5000亿斤，我们可以开仓济贫，实行退耕还林、退耕还草、退耕还湖的政策，使农民的收入直接或间接地得到增加，同时我们也在实行农村费改税的政策，以减轻农民的负担。因此，我相信这些措施能够缓解目前农民困难的局面。再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农业的产业结构调整取得成效，农民的收入会增加起来。当然，这需要一定的时间。
人民日报记者：本届政府开始时提出的目标是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请问总理在本届政府任期内这些目标能否全部实现？
朱镕基：我想我在1998年本届政府开始的时候，所提出的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在这四年里面就已经基本完成。一个确保，我是说1998年确保8%的速度，人民币不贬值。人民币没有贬值，当年的速度7.8%，比8%少了一点，原因大家也知道，1998年中国遭受了严重的水灾，加上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稍微差一点。
三个到位，第一个指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在三年里实现扭亏为盈，这个目标已经基本完成。如果没有这些国有企业交税的话，中国的财政收入状况不可能这么好，不可能每年以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一倍的增幅在增加。
至于金融改革，我们已经对商业银行进行了很大的改革，我们借鉴美国RTC(重组信托公司)的经验，把不良贷款分离出来，成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使商业银行的经营状况有很大转变。光去年一年，不良贷款的比例就下降了3个百分点。
至于精简国务院的机构，在当年就已经完成了，减少了一半的人员。现在精简机构已经推进到省、市、县政府。
五项改革，包括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医疗体制改革，以及财税体制改革。这五项改革，有的已经完成，有的正在进行，我对于改革的进展还是满意的。
因此，我认为本届政府实现了对全国人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作出的承诺，可以说我们问心无愧，但是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做好，我们要继续做好。
台湾联合报记者：在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台湾的部分，我们注意到你并没有提到以前常用的一些词语，例如绝不承诺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也没有使用最近常听到的渐进式台独这样的词，请问您是出于什么考虑？是不是反映大陆对台湾有一些新的思路？
朱镕基：中国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没有任何改变，我们始终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和江泽民主席所提出的八项主张。我没有强调的问题不等于我们的政策就改变了。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主要是针对那些坚持台独的顽固势力所讲的，这个政策没有变，但是也不需要我天天讲、月月讲。
彭博经济新闻社记者：在几个月以前，我们看到中国银行的一些海外分行有一些腐败现象被揭露出来。他们有一些违规的贷款等等。我想问的是，在中国的银行界是否还存在这样的问题？这种问题有多严重？中国正在采取什么办法解决这样的问题？另外，既然已经有了这些报道，这是否影响你过去一直提倡的一种做法，就是你鼓励中国的金融机构，包括银行、保险公司要到海外上市。现在出了这些问题，有了这些报道，是否影响这方面的考虑？
朱镕基：中国四大国有银行有十几万亿人民币的资产。在个别的分支机构发生违规事件，我想这不是什么太奇怪的问题。你们美国不是也出现了安然事件了吗？由于你们在认真地处理安然事件，中国的报纸、杂志、舆论界没有大肆渲染这件事情。同样，中国银行的个别分支机构发生一些违规事件，也不值得大肆渲染。
我们对这种事件的态度是非常严肃的，是依法处理的。我想个别的银行分支机构发生这种违规事件，不会影响中国银行、中国金融界的信誉，也不会影响中国银行将要在国内或者在国外上市的目标。
法新社记者：朱总理，我们想请问，无论下一届总理是谁，你觉得他应该有什么优点呢？你觉得他在哪个方面应该向你学习？在哪个方面不应该向你学习？
朱镕基：我是很佩服你们新闻记者的执着和毅力的，总是要把这个问题追个水落石出。
关于我本人，除了我确实是在埋头苦干以外，我没有什么优点，我不希望别人学习我，特别是某家香港报纸说我的本事就是拍桌子、捶板凳、瞪眼睛，那就更不要学习我。
但是这家报纸说得不对，桌子是拍过，眼睛也瞪过，不瞪眼睛不就是植物人了嘛，板凳绝对没有捶过，那捶起来是很疼的。
至于说我这样做是为了吓唬老百姓，我想没有一个人相信他这种说法。我从来不吓唬老百姓，只吓唬那些贪官污吏。
香港亚视记者：我想请问一下，刚才你提到香港比起内地的其它城市有一定的优势，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个事实，就是现在内地很多大城市发展得很快，也追赶得很快。尤其是他们在国家整个经济的战略发展中找到了自己的定位。但是香港在这方面还不是太确切自己应该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请教一下总理，能不能具体跟我们讲一下，您觉得香港在未来可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因为我们都很担心，像过去20多年引入外资的角色可能要失去了。
朱镕基：香港具有亚洲金融中心地位的作用，同时，也是一个文明的国际城市。我想这种优势香港并没有丧失。特别是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香港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所作出的贡献是第一位的。今后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我想香港的经济结构应该做一些调整。所有香港的精英都在为这个问题进行探讨。我们也愿意和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人民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但是，我始终坚信，香港的优势还没有完全发挥，它将来的地位是不可限量的。我刚才已经说过，没有任何一个内地的城市可以在近期代替香港。我们都应该有信心，我们的目标一定能够达到。
2001年
在2001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应大会新闻发言人曾建徽邀请到会同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
招待会一开始，朱镕基总理就请记者们提问。
新华社记者：您在这次会议的报告中提出，近期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请问您如何看待中国现在的财政赤字？如果再连续几年增发国债的话，财政风险会不会逐渐加大？会不会出现通货膨胀？
朱镕基：1997年亚洲发生金融危机，中国经济也面临很大的困难，一个是外贸出口大幅度下降。
1997年中国的出口增长了20%，到1998年出口变成了零增长，以至于负增长。有的中小金融机构发生了一些危机或者说挤兑，国有企业约有一千万职工下岗，因为需求不足，大多数工业产品生产能力都供过于求。当时面临着这么大的困难，对究竟应当采取什么对策有各种各样的建议。比方说，有人建议人民币应该贬值，以促进出口；也有另外一种建议，把国有资产卖了就可以渡过这个危机。但是党中央、国务院果断作出了采取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决策，这个决策执行三年以来，事实证明是正确的。
为什么是正确的呢？因为当时的历史条件是中国的人、财、物都不缺乏。财，指的是银行里居民的储蓄存款很多。但由于工业加工生产能力过剩，已经没有多少有效益的项目可以把银行的存款贷出去，而银行还得照付利息。如果国有银行的这些资金不能动用起来，对国家财政就是很沉重的负担。因此，我们采取由国家财政向银行发行国债的形式，把银行的资金动用起来。另一方面，有些国有企业的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只有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才能够把这些过剩的生产能力利用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三年发了3600亿元国债搞基础设施建设，把整个国民经济都带动起来了。现在看，成绩是非常明显的。
首先，这些资金都是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的。这三年，我们修建了17万公里的公路，1万公里是高速公路；新建、扩建和电气化铁路1万公里；长江几千里的大堤也都达到了防洪的标准，再遇到1998年那样大的洪水我们也不害怕了。各个城市也都进行了基础设施建设，全国的生态和环境保护都得到了改善，这个效益是很明显的。
其次，基础设施建设带动了工业生产，国有企业增加了税收和利润，国有企业改革和脱困的三年目标基本实现。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大大增加了。我们从去年，也就是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第三年，看到了这个效果。去年全国财政收入是13880亿元，比1999年增收1960亿元，跨了很大的一个台阶，因此我们能够还债。
因此，中国的财政赤字虽然是增加了，还增加得比较多，但是所有扩大的赤字都是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我们有能力使国债能够得到双倍的收益。我认为增发国债没有任何风险。
去年，我跟美国的前财政部长鲁宾先生在新疆见面，我问他对中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有什么意见。他问我现在国债的余额，我说1.2万亿元，这包括了过去历年借的国债，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4%。他干脆地告诉我说这没有任何危险，离大家公认的警戒线20%还差得很远。当然，我并不是因为他说了这个话就放心了。我是从去年的实践，就是财政收入一年增加1960亿元，感到手里有钱，真金白银都回来了，所以才放心。
这次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今年再发1500亿元的国债，用于现有国债项目的建设和西部地区大开发的新建项目。我估计明年可能还需要再发1500亿元的国债。经过这两年以后，现有的国债项目都完成了，西部地区的大开发初具规模，国有企业进入良性循环，财政收入增加，社会资金渠道增多，我相信今后不需要再发这么多国债了。
但是我也有另外一种担心，现在老百姓一听说要发国债，半夜就起来到银行排队，国债一个上午就卖光了。我担心将来不发国债的话，老百姓会对我们有意见。这个道理也很简单，现在银行储蓄的利率一年期只有2.25%，而国债三年期年利率是2.89%，五年期年利率是3.14%。但是，发行国债后，银行的存款并没有减少，在征收利息所得税以后，存款依然还在增加。这表明人民对我国的经济是有信心的。
德国金融时报记者：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谈到可能会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几星期前，德国国防部长沙尔平先生访问北京，在同江泽民主席谈话以后，他见了德国的记者，说他同江泽民主席谈到了党的作用问题。昨天我听到中国的高级官员说，中国现在正在研究东欧地区前社会主义国家一些社会民主党的情况。我想问的是，政治体制改革在中国是否已经临近？如果是的话，将从哪些部门开始改起？是从党还是从宪法制度开始改起？
朱镕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在进行，而且还在继续进行。但是，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绝对不会抄袭西方的模式，也就是说不实行政党的轮流坐庄或者是两院制。我们党内的各项制度要进行改革，包括干部组织人事制度要改革。我们的国家机关，我们的政权机关也需要改革。因此，不存在你说的谁先改谁后改的问题。
日本NHK记者：我想就日本教科书问题提一个问题，日本已经对历史教科书进行了一些修改，您如何看待日本教科书的修改？另外，教科书问题会不会影响日中两国领导人的互访？
朱镕基：中日之间的关系已经在1998年江泽民主席访问日本的时候，共同确定了一种致力于和平和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去年我访问日本的时候，按照江泽民主席所提出来的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和日本政府的领导人进行了友好的会谈，我也向各界人士做了一些增信释疑的工作。我认为目前中日两国关系的主流是很好的。
教科书问题并不仅是中日两国之间的问题，它是日本同整个亚洲有关国家和亚洲人民的问题。如果日本的军国主义者发动侵略战争这个历史事实被歪曲，那不但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而且伤害了全亚洲人民的感情。这些教科书是要由日本政府的文部省来审定的，所以日本政府对修改教科书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能够以观点言论自由作为借口来推卸这个责任。我听说已经做了一些修改。但是，根据亚洲各国人民的反映，这种修改是不够的。我认为这并不是谁要去干涉日本的内政，而是关系到日本人民同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亚洲人民能不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问题，也是关系日本人民的利益的问题。当然，我并不认为这个问题会影响中日两国之间的来往，包括高层的来往。我再次重申，我邀请森喜朗首相今年访问中国。
中央电视台记者：本届政府任期间，在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您这一次在关于十五计划纲要的报告里提出，要进一步实行政企分开，切实转变政府职能。请问您对于目前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面哪些进展比较满意，哪些方面还不太满意？哪些方面准备着力推进？
朱镕基：我认为本届政府的机构改革是成功的。从1998年以后，我们用很短的时间，通过机构改革，使包括国务院系统的机关干部，从33000人减少到16000多人，也就是说减了一半，没有发生任何的动荡。现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政府机构也按照同样的比例进行了精简。今年我们又确定，对于市县的机构按照20%的比例进行精简，辞退编外人员。这些政府机构的改革，对于提高政府的效率和政府职能的转变，有很大的好处。现在政府机构的办事效率有很大的提高。
当然，我也有不满意的地方，就是我们政府机构的职能转变还没有完成，有些干部习惯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工作，对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还不是很清楚，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我把这个叫做角色错位。我们还在进行改革，去年已经把十个国家局，相当于过去的十个部撤销了9个，改革了1个。这就是很大的变化。同时，我们还加强一些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部门，比方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和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新闻出版署，这些部门我们要加强、要升格，也就是说他们原来是副部级单位，现在要变成正部级单位。当然，职能的转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时间，我们将继续努力。
俄罗斯劳动报记者：今年在上海要举行上海五国元首会晤。请问中俄经济合作的前途如何，对中国的西部开发会起什么作用？
朱镕基：我想上海五国元首第六次会晤将继续过去的成果，包括推动经济合作的成果。通过首脑之间的交流，这个成果会有进一步的发展。西部大开发是中国第十个五年计划的一个重要内容，我想首脑会议一定会讨论这个问题，并且将采取措施促进我们之间的合作。
CNN记者：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闭幕式上，我们看到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报告，有不少代表投了反对票和弃权票，请问他们的这种反应是不是对于政府打击腐败的能力缺乏信心？
朱镕基：我对于今天的表决结果内心既感到沉重，也感到高兴，因为比去年的情况还是好一些，以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了这两个报告。我们一定会更加警醒，进一步改善我们的政法工作、反腐败工作。我认为，这个投票结果并不表示人民群众对我们丧失信心，人民群众是信任我们的。
香港星岛日报记者：不久前您提到将聘请香港的金融专家担任中国人民银行的副行长，请问是否已经物色到人选？除了中央银行和证监会，其他的部门会否也有相同的计划？这种安排是否会引起内地其他一些官员的不满，您对来自海外的人才有何要求和期望？
朱镕基：当今世界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因此，我们决定要从海外我们的留学生中，从香港、澳门、台湾，吸收和利用人才，来加强我们在世界上的竞争能力。引进这些人才的重点，是那些开放程度越来越大、竞争越来越激烈的部门，比如说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以及国有大型企业的管理层。
香港证监会的副主席史美伦女士来担任中国证监会的副主席，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我们还会继续实行这个政策。当然，我现在并没有确定的人选，我希望听取各界，也包括你对我提出的意见，这样便于我们进行充分的考虑和比较。
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我想问的问题是关于NMD和TMD，我们知道中国强烈和坚决反对美国发展NMD和将台湾纳入TMD，但是，如果美国一意孤行的话，中国会怎么办？
朱镕基：你这个问题我一句话很难回答，是不是允许我谈一谈中美关系的问题？我想这也是大家所关心的。布什总统上任以来，政府换了新人，有些人我们不很熟悉，有的还不认识。因此，中美关系的磨合还需要一个过程。我们从华盛顿得到了很多的信息，我们非常认真地研读和仔细地解析，我们有时候感到这些信息有些矛盾，需要澄清，我们也得到了使我们满意的澄清。有些问题我们感到是误会，需要沟通，我们也进行了有效的沟通。钱其琛副总理即将访问美国，这就是我们在高层次的沟通。我也收到了鲍威尔国务卿的来信。我要郑重地告诉大家，江泽民主席和布什总统之间的信息渠道是畅通的，他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们得到的直接的信息是布什总统重视中美关系，认为这种关系有助于构筑21世纪，而且他希望和江泽民主席一道，共同促进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地发展。
我们被明确告知，美国将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继续履行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的承诺。关于我们两国存在的分歧，布什总统也表示，将会通过平等、互相尊重、协商的方式来解决。他也相信，台湾问题将会得到妥善的解决。
当然，我们也有分歧，比方说美国新政府的一些高级人士认为，中美双方所确定的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是不对的，应该改为竞争对手关系。但是，他们也认为，竞争对手不一定是敌人。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还需要沟通，关键是怎么理解战略伙伴关系。我们所讲的战略，就是长期稳定的意思。中国的外交政策从来是不结盟，也不针对第三者。至于伙伴关系与竞争对手，并不是矛盾的。当前，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国与国之间既有竞争，也有合作。我很高兴听到鲍威尔先生讲，中美虽然是竞争对手，但是在贸易方面还是伙伴。而且他也认为，在其它领域中美也应该进行合作。因此，我看这个分歧不算太大。我记得1998年，我在伦敦参加亚欧会议，与正在伦敦的美国前总统老布什见面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就问我，你们中国的私有化搞得怎么样了？顺利吗？我当时吃了一惊，我说布什先生，中国不搞私有化，我们搞的是股份制。股份制是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之一。我赞成布什总统说的，中美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有利于构筑21世纪。我也相信，中美两国近16亿人民之间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一定会有利于全世界60亿人民之间的和平发展、繁荣稳定。
我们很高兴布什总统接受江泽民主席的邀请，将要参加今年10月20日在上海举行的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晤并访问北京，我相信这是我们相互沟通的一个大好机会。
关于NMD，中国的立场是明确的：反对。因为它违反了反导条约，同时它只会导致国际的军备竞赛。我们多次明确向美国表明了我们的态度。我们也知道，布什总统表示会和中国进行协商。
法国世界报记者：最近对中国股市的问题正在进行激烈的辩论。有人认为中国的股市就像一个赌场，有人认为中国的股市有崩溃的风险。我想问中国政府对于股市的发展奉行什么样的政策？A股市场和B股市场合并有没有一个时间表？上海和深圳两个股市的合并有没有计划？另外，我们注意到，中国一些上市公司经营不善，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看到任何一家上市公司被摘牌，上市公司由于经营不善被摘牌这种情况是否会在中国股市发生？对于这些经营不善的上市公司，中国是否会采取严厉的措施？
朱镕基：关于中国股市有各种各样的看法，这不是说明中国有言论自由吗？因此，我对中国股市的状况不会做任何评论。我们的既定方针就是要加强证券市场的法制、规范、监管、自律。最近，中国证监会对B股的改革，是我们对股市整顿和改革的一个新尝试，目的就是要利用中国目前居民手中近800亿美元的外汇，为他们开辟一条新的投资渠道。同时，我们也希望，这样能够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者来投资B股，促进B股的发展。至于A股和B股会不会合并，证监会没有谈到这个问题。我没有排除它们合并的可能，但是这需要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至于上市公司的整顿，是股票市场加强监管的一个核心问题。中国证监会正在采取各种措施，来加强这一方面的工作，摘牌肯定是他们考虑的一个措施。
人民日报记者：现在社会上对收入分配问题意见比较强烈，您在十五计划纲要的报告中也提出，要规范社会分配秩序，防止收入差距过分扩大。请问您怎样看待当前收入差距的问题？政府准备采取哪些有力措施调节收入分配？
朱镕基：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注意。但是我认为，目前还没有达到严重的地步。据1999年的调查，根据国际惯例所计算的基尼系数是0.39，也就是说，接近于国际认为的警戒线的水平。但是我认为，由于下面的一些原因，问题还没有那么严重。第一，因为历史上城乡收入差距很大。由于目前粮食供给的相对过剩，粮价下跌，农民收入增幅有所下降，特别是粮食主产区的农民收入下降更多一些。这个问题，党中央、国务院非常重视，已经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放在突出的位置，我们将出台一系列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第二，城市居民中，由于国有企业改革还没有完成，下岗和失业的职工还比较多。因此，在职职工和下岗职工之间收入差距也越来越大。这个问题，我们将通过完善和建立规范的社会保障体系和改进再就业的工作来解决。第三，某些行业或者由于历史的原因，或者由于垄断的优势，收入过高。我们将对这些垄断行业，包括电力、电信、铁路、民航进行体制改革，改变他们的垄断地位。当然，我们还会通过税收的手段来缩小收入的差距。比方说健全个人所得税制，收入最高的应该交45%的税，这些方面我们执行得还不很好，今后要更好地改进，要依法征收。总之，对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是三句话：值得注意，尚不严重，正在解决。
英国SKY News电视台记者：请问您是否真的认为，江西的一所小学校是由于一个孤僻的、脑子有问题的人背了两袋子鞭炮炸毁的？你是否担心，由于您这样一个说法，使得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注意力被分散了？
朱镕基：我对江西万载县芳林小学发生的爆炸事件心情感到很沉重，我向遇难者表示沉痛的哀悼，对于他们的家属表示慰问。发生这样一件事情，特别是发生在江泽民主席对于这种爆炸事件多次作出批示的情况下，国务院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感到心情沉重，我应该进行检讨。爆炸事件发生以后，江西省省长立即从北京赶回江西处理善后，公安部也派出专家调查组对爆炸的情况进行调查。他们正式的调查结果，就像我前几天向报界宣布的那样。在我讲话以后，我知道海内外的新闻界，包括香港一些媒体，认为这一次爆炸是由于学校生产爆竹所引起的，不同意我的看法。因此，我亲自要求公安部长贾春旺再派遣一个6个人的专家调查组，到江西去进行微服私访。他们回来以后给我的报告说，他们发现了一些线索，比方说这个学校在1999年曾经用勤工俭学的名义，让学生做爆竹插引信的工作，但是在去年萍乡爆炸案发生以后，他们停止了这种活动。另外，我们在现场也没有找到生产和装配这种花炮的证据。
今天，我不需要在这里跟对这件事情有怀疑的中外记者进行辩论。我认为，不管事实如何，国务院和我本人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也就是说，对于中央和江泽民主席的指示执行不力。但是我也相信，不管怎么样，历史是不能隐瞒的，我们将继续调查这件事情，使它能够水落石出。但是，目前我们没有证据来否定原来的结论。
我今天向全国人民承诺，我们一定会从这件事情吸取足够的教训，重申和完善已经制定的法规，就是说，绝对不能允许学生和未成年的儿童进行有生命危险的劳动。如果因此导致危害他们的生命安全，一定会把县长、乡长、镇长立即撤职，并且依法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对于省长也应该给予行政处分。我们一定会实现对人民的承诺。
台湾中国时报记者：现在两岸关系还是僵持状态，我不知道总理有没有想过采取一些不一样的具体的方式，来化解两岸的僵持。比如说在不提出任何先决条件下推动两岸三通，或者是像去年下半年钱副总理说的那样，大陆和台湾同属于一个中国，就是用更有弹性的方式来解释一个中国。
朱镕基：关于台湾问题，中国所有领导人的讲话都是明确的、一致的，也就是根据一国两制的原则和江泽民主席的八项主张来办事。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有人不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如果不承认一个中国，有什么可以谈的呢？如果承认一个中国，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关于三通的问题，我们从1979年以来就作出最大的努力来促进 三通的实现。我们的原则从来都很明确，那就是一国两制，直接三通、双向交流、互惠互利。我们希望台湾当局回到一个中国的立场上来，那样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如果不承认一个中国，甚至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那怎么谈呢？
韩国中央日报记者：中国人民完成十五计划的那一年，你认为你会在哪儿？还是在总理的位置上，或者是在学校，或者退休在家？您认为到多大年龄时，您就不再适合担任公职？
朱镕基：我最近看到一些新闻媒体特别是英国的《金融时报》说，朱镕基已经老了，也就是说不中用了。也有香港报纸说，可能这次朱镕基的政府工作报告是他最后一次的报告了。我想他们说得也对，我比你们在座的人都老得多。我目前只能说，我的任期是到2003年，现在来谈论今后的人事问题还为时过早。我可以告诉大家的是，明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还是由我来做，后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还是我来做。因此，明年的记者招待会还是由我来回答问题，今天提问题没有提够的，欢迎你们明年再来。至于说我什么时候退休，退休以后干什么，那么我可以说，我在1998年的时候就讲了，我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现在还是这样，只要活着，还有一口气，就要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法国欧洲时报记者：去年秋天中国的基金发生了很大的问题，后来经过严格的整顿，加强了监管。请问今后五年中，证券市场的监管重点是在什么地方？是上市公司还是交易秩序？
朱镕基：从今年开始，中国证券市场的任务，或者说中国证监会的任务，就是要加强监管，通过法制规范的办法，来实行公正、公平、公开。当然，它的监管重点是上市公司、证券公司和投资基金。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但是今年要取得突出的或者说比较显著的成绩。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我想问一个有关中国农业的问题。税费改革被称为继中国土地改革和家庭承包经营之后第三次农村革命，毫无疑问，它将从根本上减轻农民的负担。但是，从目前的试点情况来看，也有人担心这种改革会导致一些新的问题，比如乡镇面临财政困难，农村教育经费短缺，请问国家将采取哪些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
朱镕基：农村税费改革是一次很大的革命，我们绝不能低估它的重要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目前从农民手里收取300亿元的农业税，600亿元的乡统筹、村提留，再加上乱收费，恐怕从农民那里一年要拿1200亿元甚至更多。我们这一次的税费改革，就是要把现在收取的300亿元的农业税，提高到500亿元，也就是农业税率从5%提高到8.4%；与此同时，把乡统筹、村提留的600亿元和各种乱收费一律减掉。这样会出现一个很大的收支缺口。中央财政准备拿出200亿到300亿元补贴给农村，给有困难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但是，这个缺口还是很大的。这些收费主要是用在农村的教育上。因此，如果不对农村的教育体制进行改革，补贴这些钱是不够的。但是我们下决心，一方面要减轻农民的负担，一方面要保证农村义务教育的需要，这是坚定不移的。我们首先在安徽省进行试点，然后再在全国推广，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任务。但是，这个改革如果得到成功，我们的农业基础就稳固了，农村就稳定了，国民经济发展就有了更好的基础。
路透社记者：您的报告中谈到了江泽民主席的三个代表的思想、以德治国的思想，请问对于普通人来讲，三个代表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以德治国对他们又意味着什么？
朱镕基：我想，江泽民主席提出三个代表的思想， 以德治国的理念，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中央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但是你让我在这个地方来阐明这个思想，我想不是时候，也许我们需要开一次研讨会。
澳门日报记者：澳门回归一年多来，各方面的工作都取得了较大进展，开局很好。但是，随着海峡两岸关系的改善和变化，以及中国和中国台北相继加入WTO以后，澳门在经济上的地位和作用会发生什么变化？澳门的发展前景会怎么样？这是澳门很多人都关心的一个热点问题，能不能请总理谈一点看法和意见？
朱镕基：澳门地域较小，经济规模不大。但是它高度开放，在大陆和台湾地区的经济联系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我相信在中国加入WTO，台湾地区随后也加入WTO以后，澳门更能够发挥它的优势来加强这种联系，更好地发挥它的纽带作用，使它自身的经济也发展得更快、更好。
中国日报记者：今天是3·15维权日，近年来制造假币，还有棉花、粮食掺假事件时有发生，人民对此反映强烈。请问国务院在打击、遏制这些假冒伪劣产品，保护消费者权益，增强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声誉和竞争能力方面，将采取哪些有效的措施？
朱镕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的欺诈行为、假冒伪劣、坑蒙诈骗层出不穷，大家可以从《焦点访谈》和其它的电视节目里看到这些情况。我看了以后义愤填膺，晚上睡不着觉。现在我们政府职能的转变就是要加强对市场的监管、查处，保护消费者和人民的利益。在这方面，我们的工作还需要大大加强。因此，我们除了要加强市场监管的立法工作以外，还要加强执法部门的地位和作用。我们将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升格为总局，加强对市场的监管，还要加强质量技术监督局和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新闻出版署等等。这些单位都应该发挥他们的市场监管作用。我们今年准备召开一次全国性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大会，来加强这项工作，包括整顿文化市场。当然，不是搞运动，但是开头总得有点声势，然后把它变成一个持久执法的工作。
亚太金融新闻社记者：早些时候您谈到农村税费改革时指出，改革以后会有资金的短缺，因此，需要对农村的教育进行改革，但是钱少了，怎么样才能进行农村教育的改革，从而确保在农村地区的所有孩子都能像城里的孩子一样得到应有的教育？朱镕基：我们一定要实现保证农村义务教育的目标。钱不够，就加钱，而且应该把这个钱用得更加有效。就是说，还应该进行教育体制改革。明年的记者招待会，我可能会对你这个问题回答得更加具体。
朱镕基：我们一定要实现保证农村义务教育的目标。钱不够，就加钱，而且应该把这个钱用得更加有效。就是说，还应该进行教育体制改革。明年的记者招待会，我可能会对你这个问题回答得更加具体。
朱镕基总理最后感谢今天有这么多中外记者来参加这个招待会。他希望明年能够更多地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
2000年
在2000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会见了前来采访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中外记者并回答了记者提出的问题。
朱镕基是应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新闻发言人曾建徽的邀请会见中外记者的。
朱镕基总理在下午4时30分来到人民大会堂三楼大厅的时候，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朱镕基首先讲话说，这是他担任总理以来的第三次记者招待会，他借此机会向在座的中外新闻界新老朋友表示衷心的问候，并且祝大家有被点中发问的好运。
新华社记者：西部大开发是本次两会的一个热门话题。据我们了解，美国的西部大开发先后经历两次，历时100多年。您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谈到，中国西部大开发是系统工程和长期的任务，那么您认为中国如何能实现东西部的协调发展？在您本届任期内，中国西部大开发将会达到怎样的阶段性目标呢？
朱镕基：关于我国西部的开发，早在80年代就是邓小平两个大局战略思想的内容。去年以来，江泽民总书记多次强调西部大开发，在开发前加了一个大字。这个战略思想现在已经有了实施的机遇，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传统产业的发展已经趋于饱和，它要寻找新的市场，而西部地区的开发，现在也迫在眉睫。
关于西部大开发，我主要讲两个内容。一是基础设施的建设。西部地域辽阔，交通不发达，首先要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现在我们已经把国家的投资大量向西部地区倾斜。比方我们最近宣布的西气东输工程。我们在新疆的塔里木地区发现了大量天然气，我们已经决定从新疆修建4200公里的管道，经过8个省、区、市，直达上海，这样，沿线地区的能源结构、产业结构都会发生很大变化。这需要大量资金，我们欢迎海内外的投资者，特别是外国的投资者来参加建设。你们可以投资，可以控股，可以管理。我相信这一条管道的效益是很好的，回报率是很高的。
二是生态环境的改善。中国目前可以说粮食问题已经基本解决，而且出现了相对的供过于求。过去由于粮食不够，把山上的树林都砍掉，种上粮食；现在我们粮食已经富余，完全可以无偿向农民提供粮食，让他们把山上种的粮田退出来，种上树，或者种草，也就是退耕还林、退耕还草、退耕还湖，使西部地区有一个非常好的、美丽的生态环境，有一个能吸引外国投资的好环境。
西部要实行与东部相似的对外开放政策，我们欢迎外国的投资家，银行、证券、保险业都可以到西部去发展。何时见效呢？我想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在见效，中国修公路、铁路是拿手好戏，修这条4200公里的管道，分段施工，我认为两年就可以建成；至于说种树，时间要长一点，但是我亲自考察过四川阿坝自治州的森林，植树以后8年到10年就可以成林，因此我认为西部地区的开发见效可能是很快的。当然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事业，不是一代人能够完成的，西部地区真正的开发恐怕需要一代人、两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努力。
香港凤凰卫视记者：最近两岸的问题可以说举世瞩目，尤其是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台湾问题》白皮书发表之后，在国际间以及台湾都引起很大的反响，各方有不同的解读，尤其是在三个如果的问题上，各方有不同的反应，不知道总理的看法如何？另外这份白皮书是暂时的策略还是中长期的政策？
朱镕基：我想提醒大家，先有两国论，后有白皮书。如果没有两国论的抛出，也许就没有白皮书的发表。白皮书不过是比较全面地概括了中国关于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和政策，包括了邓小平关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思想，也包括了江泽民主席的八项主张。
至于说台湾问题不能够无限期拖下去的问题，早在八十年代邓小平几乎是用同样的语言阐明这个问题。台湾问题的解决不能永远地拖下去。拖下去，那不动武行吗？既然早就讲过了，那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呢？甚至于一贯对中国友好的美国人士也对此提出意见。但是我们问他们看过白皮书没有？我们问了十个人，十个人都说没有看过，是听别人说的。
为什么反响这么大呢？就是因为在某个国家，有一些从来就是反对中国的人士，他们从来就是把中国当做潜在的敌人，要利用台湾这个不沉的航空母舰来反对中国。他们就是愿意或者主张台湾问题要无限期地拖下去，今天你说不能够无限期拖下去，那不就翻了天了嘛。因此，种种的威胁也就出来了，就说如果中国要解决台湾问题，那某某国家就要用武力来干预。
3月12日，克林顿总统在霍普金斯大学发表了演说。他讲了这样一段话，就是必须要实现一个由威胁转成海峡两岸对话的这样一种转变。我觉得克林顿总统这句话应该改两个字才比较确切，就是必须要实现在太平洋两岸之间的由威胁转为对话的这样一种转变。
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台湾的选举这几天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民进党的候选人陈水扁，声势看涨。请问总理先生，您对台湾岛内选举的最新形势有何看法？
朱镕基：台湾的选举是地方性选举，是台湾人民自己的事情，我们不想干预。但是我们必须讲清楚，不管谁上台，绝对不能搞台湾独立，任何形式的台湾独立都不能允许。这是我们的底线，也是代表12.5亿中国人民的心声。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一贯方针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但是我们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谁赞成一个中国的原则，我们就支持谁，我们就跟他谈，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可以让步，让步给中国人嘛。谁要是搞台湾独立，你就没有好下场，因为你不得人心，你违背了海峡两岸中国人的人心，你也违背了全世界华裔、华侨的人心。我们中国人都记得，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一部近代史就是受外来侵略势力欺侮凌辱的历史。台湾也是多年在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统治和占领底下。回想当年，中国是何等的贫穷积弱，但是我们还是喊出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并且为此进行了前赴后继的英勇斗争。我当时只有9岁，救亡的歌曲，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每逢唱这些救亡歌曲的时候，我的眼泪就要流出来，我就充满了要为祖国慷慨赴死的豪情。今天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我们能够允许自古就属于中国领土的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吗？绝对不能！
现在，有些人在计算中国有多少飞机、多少军舰、几个导弹。结论是中国人不敢打，也不会打。按照你这种计算，希特勒早已统治全世界啦。你不懂中国的历史，你不知道中国人民一定会以鲜血和生命来捍卫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尊严。
这几天，台湾的选情波谲云诡，急转直下，用尽了权谋手段。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不就是有人要让台独势力上台吗？
前天，台湾股市重挫617点，它集中地反映了台湾人民对于台独势力嚣张的忧虑。他们担心台独势力上台，会挑动两岸的战争，破坏两岸的和平。我们认为，这种担心和忧虑是逻辑的必然，是关系到每一个台湾人的切身命运的。现在，台湾人民面临着紧急的历史时刻，何去何从，切莫一时冲动，以免后悔莫及。但是，我们相信台湾人民的政治智慧，我们相信台湾同胞会作出明智的历史抉择。但是还有三天，世事难测，台湾同胞，你们要警惕啊！
德国电视一台记者：我们都知道在德国腐败的问题多年来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但是，在德国我们现在对于所有比较大的案子都进行了审理并且加以解决，原因是我们有一个独立的法院、独立的司法系统，我们有比较独立并且强有力的议会，而且有报界的新闻自由。您是非常有信心地认为中国能够解决腐败问题的，您是不是觉得如果中国不实现有关方面的制衡，如果中国不取消一党执政，如果中国不在这方面加以改变，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
朱镕基：反腐败的问题是各国政府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中国也不例外，但是我从来不认为中国政府是最腐败的政府。像某些杂志所排列的次序，从来不是这样。中国的腐败案件当然要多一点，因为中国人多嘛。我们反腐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你们有我们那样依法处置了那么多人吗？中国政府和中国的司法系统对于贪污受贿腐败的案件是依法从重处理的。当然，我们对这个工作并不十分满意，今天刚刚通过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报告，2700多名代表中都有700多张票表示反对或者是弃权，也就是说人民对于我们的工作还不是很满意。
但是，你必须看到我们反腐败所取得的重大成绩。比方说打击走私，我们所查处的湛江海关的案件、厦门海关的案件。经过我们重重地打击走私，我们海关的税收去年比前年增加了一倍。我们拿这个钱给8400万低收入者增加了收入，这不是很大的效果吗！
我看不出反腐败的问题，跟一个党执政还是多党轮流执政有什么关系。你那里是多党轮流执政，不也是腐败吗？关键是法制，不仅要立法，而且要坚决地执法。中国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我们还要继续完善我们的法制。当然，我们在新闻的发布方面是落后于反腐败工作的进展，这有种种实际的困难，我们正在改进。你可以看到，将来更多的案件会要在报上公布，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日本广播协会记者：日本方面希望今年在日本举行的八国集团会议之前，能够实现朱总理访问日本。请问您今年上半年是否有访日的打算？您对现在的中日关系怎么看？
朱镕基：中日关系现在发展得很好。我和小渊惠三首相多次见面，我也在中国接待过小渊首相的访问，我们建立了很好的关系。他多次邀请我访问日本，我准备今年访问日本。但是，我的访问跟八国会议没有任何联系。至于对八国会议的立场，中国已经多次表明不打算参加八国会议。但是，我们愿意像过去一样，跟他们保持联系。
中央电视台记者：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第四部分在讲到关于全面加强管理方面，用了18个严字，可以说严字当头。很显然，这与一些领域管理松懈有关。请问您打算如何解决管理松懈的问题？
朱镕基：如何解决松的问题，那就是要严了。在那部分我说了18个严字，讲得还不够。我今年在第一次的国务院会议上就提出来，今年是管理年，就是说要全面加强管理。如何加强管理？就是要立法，要有法制，我们加强了在各个领域上的法制工作。我关心比较多的是金融领域。我可以告诉大家，最近两年我们所处理的金融方面的案件达5000多件，我们撤掉了50多个银行分行长。从今年此时开始，我希望这个严字能够贯彻始终。
美国有线新闻网记者：现在外国人不太理解的是，中国政府表明如果台湾无限期或者拒不同意同中国大陆就实现和平统一来恢复谈判的话，中国大陆方面就要对台湾动武。但是，很多人觉得，中国方面如果说要对台湾动武的话，可能就会促使很多台湾的人希望能够实现同中国大陆的统一，他们觉得好象看不出这方面的逻辑。这是不是就像有的人和他的夫人离婚的话就威胁她说，如果你不回来同我团聚，再同我重续前缘的话，我就把你杀掉。您觉得这中间有什么逻辑呢？
朱镕基：关于台湾问题我已经没有更多的话要说。你讲的这个例子很风趣，但是跟我的讲话风马牛不相及。因为，我们一贯地讲清楚了，我们从来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但并不是针对台湾人民，我们是针对外国的干涉势力和台湾岛内搞“台独”的分裂势力的。
路透社记者：去年中国国务院承诺，中国的电信公司可以开始建立CDMA的移动电话系统，到目前为止，中国联通公司还是不被允许，但是中国解放军所支持的几个电信公司，反而已经开始提供这样的业务，那中国联通将来是否能进行这样的计划？还有近日中国的30名人大代表提交了一个议案，这个议案要求中国政府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前，允许中国的私营企业参加中国的电信业，这个议案有没有希望？还有，中国现在有很多互联网公司想在海外上市，但是有关规定还没有出来，能不能透露这些规定什么时候出来？它们的内容是什么？
朱镕基：中国的移动电话现在是采用GSM系统，中国移动电话的容量已经是世界第二。我们已经决定，要同时采用美国的CDMA系统。这个工作国务院是指定联通公司统一对外，从美国引进这个技术。联通公司最近举行了CDMA系统引进的招标，但是，这个招标在手续方面跟有关主管部门，就是信息产业部和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联系得不够。因此，这里还在办理一些必须办理的补充手续。我想这个问题不会要很长的时间就能够解决。外界所传，中国停止从美国引进CDMA技术，是不正确的，没有这回事。
至于30位人大代表的议案，我还没有看到。但是私营企业参加电信产业的发展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允许外国的私人企业来参与中国电信业的建设，为什么不允许本国的私营企业参加？不合逻辑嘛。中国的互联网发展速度我想是全世界第一，现在上网的可能已经超过了1000万户，而且将以更高的速度向前发展。因此，互联网的立法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你讲得很对，我们正在加强这个方面的立法工作。
台湾《联合报》记者：中国大陆最近强调，台湾的问题不能无限期地拖延下去。在台湾，新的总统在三天之后选出，如果这个新任的总统在他未来的一任或者二任的任期，也就是四年到八年的任期里面拒绝就中国统一的问题进行两岸的谈判，他选择维持现状，这样是否会导致两岸会出现战争的结果？在统一的问题上，是否会制定一个时间表？还有三天就是选举，在这三天之内，中国大陆是否会采取一些军事演习，例如导弹试射的行动，例如像1996年的那次行动，以发挥它的影响力？
朱镕基：关于台湾问题，我认为我刚才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没有必要再回答假设的问题。至于是不是会举行军事演习，请你等着瞧，不要着急，只有两天了。
法新社记者：我想问一个有关中美关系的问题，您刚才讲了，中国不会针对那些台湾的分裂势力和外部干涉势力来放弃使用武力。是不是也包括美国？因为现在中国不断地批评美国，说美国也影响到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而且据中国的《解放军报》发表的评论说，美国打算把台湾作为不沉的航空母舰。那么，台湾问题会不会影响到中美关系，影响到中美有关世贸组织问题的谈判？而且人们感到关切的，台湾问题是不是会阻碍美国国会通过有关中国入世的立法？
朱镕基：到目前为止，除了我把克林顿总统的讲话改了两个字以外，我没有提到美国。我现在不想把台湾问题跟美国联系起来，更不想把台湾问题跟中美关系的其它问题联系起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我国今年打算在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和规范方面采取哪些具体措施？预计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朱镕基：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很早就建立起来了，包括养老、失业、医疗保险等等，但是很不完备。比方说，我们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时候，一定会有部分职工下岗，要重新再就业。那么，我们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就显得力不从心。我们很多下岗职工现在还是呆在他原来企业的再就业服务中心里，他的生活来源是由国家财政、社会资助，再加上企业本身来供给，但这种保障是不可靠的。我们已经决定，要建立一个独立于企业以外的、管理社会化的社会保障体系。
我们已经决定，而且正在从各种资金渠道来筹集社会保障基金，这个法律可能在今年年底就可以出来。我们相信，在中国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为期不远了。
丹麦记者：毫无疑问，中国在建设它的基层民主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因为现在人们在基层可以进行直接的差额的民主选举。那么您觉得多少年之后中国可以把这种民主选举制度进一步扩展到县一级、省一级，甚至可以进一步推进到全国一级的全国人大代表的选举。而且，总理先生，您的任期已经过半，您希望中国人民在您离任之后最记得您的到底是哪个方面？
朱镕基：感谢你对于我们基层直接选举的好的评价。至于直接选举向上能扩大到哪一级、多么快，我当然希望越快越好，但那要取决于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条件。至于我的任期，确实已快过半。在今后不到三年里面，我将恪尽职守，奋力拼搏，以不辜负人民对我的信任。我是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国务院全体同志的帮助下来进行工作的。我自己所做的工作是有限的。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办了一点实事，我就谢天谢地了。
《中国证券报》记者：中国证券市场现在已经有近千家上市公司和4000多万投资者。请问总理对中国证券市场十多年来的发展有何评价？国有企业改革今年已进入决战年，您认为中国证券市场能为国有企业改革再做哪些服务？
朱镕基：中国的证券市场发展很快，成绩很大，但是很不规范。要取得全国人民的信任，股民的信任，还要做大量的工作。中国的股票市场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对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我希望海内外的专家，特别是香港的专家、台湾的专家、新加坡的专家，都能够来帮助我们规范和发展证券市场，多少工资都可以，只要你们愿意来。
英国《金融时报》记者：最近中国有一些学者提出中国应该宣布一个时间表，以便能够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完全可兑换。您觉得这是不是一个好的主意？中国什么时候才会允许国外的一些互助基金，来到中国的资本市场上进行投资？而且中国什么时候才会把A股和B股合在一起？中国什么时候才会实现人民币的完全可兑换？
朱镕基：我们已经实现了经常项目方面的人民币可自由兑换，我们也一直讲，一定会实现资本项目方面的人民币可自由兑换。但是，这需要时间。要实现资本项目方面的可自由兑换，必须要有足够的监管能力，我们在这一方面条件还不具备，我现在也没办法告诉你这个时间表。
《华尔街日报》记者：我想就有关中国的移动通讯再提一个问题。现在一些与解放军有关的产业仍然在进行着商业性的与CDMA为基础的移动电话方面的通讯服务。他们在四个城市进行了试点，还想把这个服务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其他地方。他们这样做是否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允许？是否允许军方从他们这些商业性的移动电话服务中获得正常的收入？中国军队是否会成为中国移动电话的第三个运营者？
朱镕基：过去中国电信曾经和军队的一些下属单位在四个城市进行过CDMA的试点。但是，后来军委做出了军队与所属的企业要脱钩，军队不能经商办企业的决定。因此，今后如何来进行同CDMA的合作，包括CDMA如何满足军队的需要，我们正在研究、协调。这个问题很快就可以解决。
亚洲CNBN记者：我想请您澄清一下，台湾问题的无限期是指几个月、几年、几十年还是几个世纪的时间？还有，中方曾经做了巨大努力同美国达成中美之间的贸易协定，如果美国的国会拒绝批准给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话，中国将会做什么样的反应？中国是否会在美国不支持中国的情况下，还加入世贸组织，而且那样的话，中国是否会拒绝让美国商业进入中国市场？
朱镕基：关于无限期的问题，我不知道英文该怎么翻译，有人告诉我indefinitely，还有人告诉我拉丁文的原文是sinedie。我看反正你我都知道什么意思，我就不再讲下去了。
关于美国给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问题，这是中美达成的关于中国加入WTO双边协议的一个基础和前提。这个双边协议是经过13年的谈判，最后在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亲自领导下所达成的一个双赢的协议，来之不易。这是一个庄严的政府之间的协议，我们两国政府都有责任使它获得国会的批准而成为法律。中国政府已经尽了它的努力，在中国的人大方面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克林顿总统已经承诺，而且确实在努力使美国的国会能够通过给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克林顿总统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现在不批准，恐怕要后悔20年。我可以加一句，不只是后悔20年，恐怕千百年以后，美国人民翻到这个历史的时候，也会要后悔，为什么当时犯这个错误，掩卷而长叹。因此，我完全相信美国国会议员的明智和理智，一定能够通过给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待遇。
1999年
在1999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大会新闻发言人曾建徽邀请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会见采访本次大会的中外记者并回答记者的提问。
朱镕基总理在招待会开始时表示欢迎记者们提出任何问题。
意大利《24小时太阳报》记者：有人认为，10年以后世界会有三种大货币，美元、欧元，另一个不知道是亚洲的日元还是人民币？你觉得人民币有这个可能性吗？
朱镕基：人民币能否成为世界货币，这个问题不应该由我来回答，而且现在还言之过早。但是我可以说一句：现在人民币非常坚挺，不会贬值。
中央电视台记者：在过去一年中，中国政府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也赢得广泛的赞誉。请问过去一年让你最感困难的是什么，最不满意的是什么，最感动的又是什么？
朱镕基：过去的一年我感到非常难，这个困难超过了我预料的程度。第一，我原来没有估计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么大；第二，我国发生的历史上罕见的特大的洪涝灾害也超出了我的预料。但我感到满意的是，我们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依靠全国人民的努力，我们站住了，这两个困难我们都挺过去了。这是不容易的，所以我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了一句：来之不易呀！我所不满意的，是我的工作没有做好。但是，我也感觉到，有个别部门和地区没有很好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我最感动的，是我在抗洪抢险第一线看到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不顾一切地保卫人民，甚至用身体保卫堤防，我禁不住热泪盈眶。
美国《时代》周刊记者：您再过几天就将访问美国，但是考虑到现在华盛顿出现了一种很不好的反华的情绪，看来您的美国之行就好像您要踏入另一片雷区。在华盛顿人们指责中国从事间谍活动，或者是偷窃一些敏感的、高技术的情报用于提高中国自己的军事技术，而这对美国的安全构成了威胁。您对这样的指责作如何的反应？您打算怎样来改变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在美国华盛顿有一些政客，他们在要求重新审查美国奉行的对华接触政策，在美国好像不太喜欢中国的情况下，您认为中国还值得把美国当成你们的朋友吗？
朱镕基：在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以后，中美之间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势头本来是很好的。但是由于种种不讲你们也知道的原因，在美国出现了一种反对中国的潮流，这使我们感到很不安。我不认为我对美国的访问将要进入地雷阵，但是确实会遇到很多敌意和不友好的气氛。在今年2月22号的《business weekly 》(《商业周刊》)上登了一篇题为《china，what’s going wrong》(《中国出了什么问题？》)的文章，这篇文章十分特别，它认为中国已经大祸临头。我还没有看到美国的其他杂志发表过这样的文章。这篇文章的发表也反映了现在美国出现的那一股潮流，实际上是美国的内部斗争把中美关系作为牺牲品。这样，我也成了一个受害者。这家杂志的封面上登了我的一张照片，这张照片看起来我就像个死人。在这种气氛中，我应邀访美当然是个很不轻松的任务，很多媒体也预言我的访问不可能成功，但是我还是要去，因为既然你们有气，我就要去给你们消消气。这不是个地雷阵，无非是气氛不太好，但我的访问就是要去说明真相，恢复中美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好势头。
刚才，你要我说明关于所谓中国盗窃美国军事机密的问题。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方面的人士犯了两个过低估计的错误。第一，过低估计了美国自己的保密能力。据我所知，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里的保密措施十分严密，根本就不可能泄露什么机密，所以直到现在他们没有能够找出那位李文和博士泄露机密的证据，没法起诉他，只好把他解雇了。我们不要忘记历史，历史上曾经有过这种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的时期，在美国有过这种时期，在中国也有过这种时期。第二，过低估计了中国开发军事技术的能力。中国人是很聪明、很勤奋的，许多华裔美国人的成就就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独立自主地开发两弹一星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完全有能力开发任何的军事技术，这仅仅是个时间问题。但是请记住，中国是最早声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国家。我们已经停止了核试验，我们和美国已经签订了导弹互不瞄准的协议。我们为什么还要冒政治上和道德上的风险去盗窃什么人的军事机密呢？所以，所谓中国盗窃美国的军事机密的问题，可以认为是一种天方夜谭。
台湾人权新闻通讯社记者：1993年下半年开始实施的宏观调控有成效。第一，对付亚洲金融危机有一个很大的截阻作用；第二，在中国内部使金融市场稳定，物价稳定，社会稳定。请问宏观调控今后怎样继续做到内外兼顾？另外，您这次到美国去将面临人权问题，这个问题也可能是一个焦点。请就人权问题提出您的看法。
朱镕基：1993年下半年开始采取加强宏观调控的措施，当时正是中国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取得巨大成就的时候。与此同时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过热，就是在房地产、开发区、股票市场方面出现了过热现象。这种过热导致1994年通货膨胀达到21.7%。当时邓小平同志还在世，在他的支持下，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定加强宏观调控，采取了16条措施，其中13条是经济措施，有11条是关于金融方面的。由于加强了宏观调控，使中国在两年多一点的时间解决了经济过热问题，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去年中国之所以能够抵御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就是因为我们在1993年已经发生了这种金融问题，幸好我们在它还未扩大的时候就把它制止住了。我们有了宏观调控的经验，才使我们在去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站得笔直。我在这里想介绍2月16日《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意思是说美国在亚洲大力推行资本的过分流动，促成了危机的发生，危机发生后又通过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要一些国家实行紧缩财政、提高利率等并不适合这些国家的政策，结果使金融危机加深。关于这个问题、这些观点，我早在去年就已经讲过，所有到中国来访问的贵宾，我都给他们讲过，包括你们《时代》杂志2月15日一期封面上的3个人：格林斯潘、鲁宾、萨默斯，你们称之为阻止了世界金融崩溃的3个人。这3个人我去年都跟他们谈过，我想他们也同意我的观点。我说这些话，并不是想跟《纽约时报》那两位作者分稿费，因为我的这个观点也没有申请专利。我只是说，经济的发展、金融的开放必须有宏观调控，要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实行不同的宏观调控政策。过快地要求一个国家开放资本市场，过分地扩大资本的流动性，往往欲速不达，很可能破坏这个国家的经济。
刚才还提出了一个人权问题。我想这也是在座很多记者想向我提出的一个问题。所有跟我们中国领导人会见的外宾，很少有不谈人权问题的，好像不谈中国的人权问题回去就不好交待。因此，这个问题在我向他们重复了这么多遍以后，今天实在不想再讲了。我只想讲一桩事情，就是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最近访问中国时，我告诉她一句话。我说：我参加争取和保障人权运动的历史比你早得多。她说：是吗？表示她不同意我的意见。我就说：不是吗？我说：我比你大10岁，当我冒着生命危险同国民党政权作斗争，参加争取中国的民主、自由、人权运动的时候，你还在上中学呢。我说我们在人权的观点上很多是一致的，我在中学学习时就念了法国卢梭写的《社会契约论》，《爱弥尔》、《忏悔录》。人生而平等、天赋人权的观念我早就知道。我们接受了中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五四运动就是为民主、科学而斗争，所以后来我们在共产党领导下一直是进行着反对专制独裁，反对反动政权侵犯人权的斗争，我们今天怎么可能反过来去压制人权？而且只有我们才知道在中国如何才能够实现保障人权。当然，我们在人权问题上并不是没有缺点，也不可能没有缺点。因为中国几千年是封建社会，还有过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只有50年，50年怎么可能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但是我们愿意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听取我国人民群众的意见。我们天天都在看人民来信，研究怎样满足他们的愿望，实现他们的要求。我们也愿意听取国际友人的意见，因此我们有很多对话的渠道。我们同美国、欧盟、澳大利亚都有人权方面的对话渠道。我们在人权方面的工作每天都有进步。刚刚闭幕的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增加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内容。我们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立法，我们国务院也在立法，国务院立的法叫行政法规。我们天天在努力健全我国的法制，保障中国人民的人权，我们会继续做下去。我们欢迎外国朋友批评我们的工作，但你不要太急了，我比你还急嘛！
日本共同社记者问：日美两国同意共同研究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这件事对日中两国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会带来什么负面影响？观察人士说，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倒闭案损害了包括日本在内的外国金融机构对中国的信用，您对此有何评论？还有，您任总理以后第一次访日将于何时实现？
朱镕基：我们反对TMD，尤其坚决反对把台湾纳入TMD，因为TMD不但违反了有关导弹的国际协议，也干涉了中国的内政，是对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为什么要搞TMD？据说是因为中国在东南沿海部署了600枚导弹，而过去只有几十枚。我不知道你怎么知道中国部署了600枚导弹，因为连我都不知道！在我们的国土上部署导弹是我们自己的主权，但我们的导弹绝对不会瞄准台湾的兄弟姐妹。我们不会轻易地使用导弹，但我们不能不部署，我们希望和平统一中国，也绝对不能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如果那样的话，台湾将永远被分离出去。美日建立TMD的另一个理由，就是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射了导弹，在研制核武器，而中国没有对它施加影响。我要问：我怎么就不知道它在研制核武器。我们不知道这件事，何况它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我们怎么能干预？！既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都是从美国出来的，你还害怕什么呀？
关于广信问题，这是大家所关心的。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申请破产这件事情，是中国金融改革过程中的一个个别事件。但是这件事非常重要，它向全世界发出一个信息：中国政府不会为一个金融企业还债，如果这个债务不是由各级政府所担保的话。这就是说，外国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对这些金融企业进行贷款时，必须进行风险分析，审慎从事。大多数舆论都认为中国这种做法坚持了金融改革的原则，符合国际惯例。我觉得那些债权银行以及某些金融机构对这个问题的估计太悲观，就是认为中国已经发生了金融危机，没有支付能力，不讲信用。中国经济保持快速发展，现在有1465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国际收支是平衡的，完全有能力偿还债务，问题是这种债务是不是应该由政府来偿还。同时，我也认为，尽管你破产是合法、合情、合理的，你也不能随便破产，不要破出甜头来，大家都搞破产也不行。我在中学时念过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这个剧本里的商人夏洛克借给安东尼奥3000块金币，契约订明如果3个月不还，就要在安东尼奥身体的任何地方割下一磅肉。当然，现在不还债不会割你的肉，但是那个债权银行对你也不会善罢甘休。因此我想，今后不会有太多的金融机构破产，也许就没有了。但前提是各个债权银行不要逼债，不要逼它们提前偿还贷款，你逼急了，它就只好破产。如果大家坐下来按照国际惯例谈一谈，采取资产重组、注资、债权变股权等办法，这个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你的债务也能得到偿还，它也用不着破产。你刚才说，这件事影响了一些日本银行的债务，我感到遗憾。但我想大家如果共同努力的话，今后可能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关于访日问题，去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20周年，江泽民主席对日本进行了成功的国事访问，双方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宣布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这是符合中日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如何落实这一联合声明，中国将尽自己的努力，我也很愿意来做具体落实的工作。至于我何时能够访问日本，要通过外交途径来商量。
俄罗斯《独立报》记者：一些观察人士说，现在涉及到重大战略性的国际事务中，似乎只有俄罗斯在支持中国。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中国在反对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上与俄罗斯立场非常近似。你是否会料想有朝一日中国在反对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方面，会与俄罗斯共同采取更加实际更加具体的措施？如果那样，你是否认为在国际事务中，中国将会与俄罗斯靠得更近，而不是与美国靠得更近。还有，在实施俄中签署的一系列有关文件特别是经贸协议方面，你认为俄罗斯是否有足够能力实施这些协议。
朱镕基：最近我应普里马科夫总理邀请访问俄罗斯，并进行了第四次中俄总理会晤。这次会晤是为了落实江泽民主席和叶利钦总统关于建立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要求所涉及的具体内容。我们取得了很多成果，主要是在经济贸易合作方面签订了十几个协定。
俄罗斯支持中国反对TMD，但这并不是说，而且也没有到研究如何对付TMD的时候，因此我们没有谈到这个问题。
我认为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到目前为止还是很好的，双方致力于建立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我们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也是很好的，双方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我可以告诉大家：我确实在俄罗斯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你们从电视里看到，叶利钦总统同我会见的时候把我的手拉过去放在他的胸口上，会谈结束时，叶利钦总统走过来和我紧紧拥抱。我想这无非是说明我们是真诚的朋友。
我想我这一次访问美国，也会受到同样的接待，会受到热烈的欢迎，而不是去闯地雷阵。也许我跟克林顿总统不会拥抱，但可能握手握得很紧，这也是一样的意思。
香港凤凰卫视记者：我的问题跟香港的生活与投资有关。打个比方，如果我在香港打个电话给美国总统克林顿，每分钟只要0.98港元，要是我打电话给您，每分钟就要9.8港元，是10倍的价钱。这次发现从北京打电话回香港，每分钟从原来的8.1元降到了5元。我们知道通过竞争可以降低通话费用，提高服务质量。请问总理，您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加快中国电信市场的竞争步伐？还有，现在一些外资银行已经可以经营人民币业务了，那么您认为大概最快什么时候可以全面开放人民币的业务经营？
朱镕基：中国电信业务正在降价，降得还不够，还要继续降价，办法就是引进竞争。首先，我们正在改革中国电信业体制，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打破垄断，鼓励竞争。第二，有步骤地开放中国的电信市场，让外国资本进入中国的电信市场。我们也将让外国银行在中国经营人民币业务。具体的细节现在没法谈，反正是要逐步开放。香港银行家赶快申请，申请得越早，批准得越快。
英国《金融时报》记者问：在您访问美国期间或是在访问美国之后几个月，中美在有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方面，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有多大？考虑到现在中美之间的关系有所恶化，中美之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另外，在中国看来，开放市场、引入外国的竞争，最困难的是哪些领域？
朱镕基：中国进行恢复GATT(关贸总协定)的地位和进入WTO(世贸组织)，已经谈判了13年，黑头发都谈成了白头发了，该结束这个谈判了。现在存在这种机遇。第一，是加入了WTO的国家知道没有中国的参加，WTO就没有代表性，就是忽视了中国这个潜在的最大市场。第二，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积累的经验，使我们对加入WTO的条件所可能带来的一些问题提高了监管能力和承受能力。因此，中国也准备作出最大的让步。最近，我们与美国以及欧盟等国家进行了认真的谈判，双方的差距正在缩小，但是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只要双方从大局出发，从促进国际市场的繁荣和稳定出发，大家都作一点让步，那么达成协议是很有希望的。
1998年
在1998年3月19日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应大会新闻发言人曾建徽邀请到会同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
曾建徽：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今天上午刚刚闭幕，现在我们举行本次会议的最后一场记者招待会，也是各位盼望已久得一场记者招待会。我们十分高兴地邀请朱镕基总理同各位见面，并且回答大家的问题。现在我们先请朱总理讲话。
朱镕基总理首先向记者们介绍了各位副总理，并且对中外记者出席这个招待会表示欢迎。
美国时代周刊记者：上周我曾有机会到吉林省和辽宁省去观摩了当地的村民委员会的选举，这种选举使得村民们有机会选出他们希望选出的村长，或者是把他们不喜欢的村长赶下台。您个人对于建立这样一种体制是否支持？也就是说允许所有18岁以上的中国人都能够选举不仅是他们所在地的领导人、而且也能够选举国家领导人，包括国家主席和总理。如果您赞成这种做法，您认为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实现这种制度，如果不赞成，理由是什么？
朱镕基：我知道已经有一个美国的基金组织到中国来对这种选举进行过调查，并且发表了非常肯定的意见。目前这种民主的制度不但在农村，而且也在企业中实行，例如，民主评议厂长，民主审查财政账目，一部分企业民主选举厂长等等。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向。至于如何选举主席和总理，这是一个政治体制问题，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中国不同于外国，东方不同于西方，我们有自己的选举制度。
中央电视台记者：今后五年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非常关键。您认为当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最富有挑战性的问题是什么？
朱镕基：对本届政府的任务，去年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已经提出明确要求；刚才江泽民主席和李鹏委员长发表的讲话，又对本届政府的任务作了具体规定。如果说得具体一点，我可以把本届政府要干的几件事情概括为：“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一个确保”，就是东南亚当前的金融危机使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我们必须确保今年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达到8％，通货膨胀率小于3％，人民币不能贬值。我们必须做到这些，因为这不但关系着中国的发展，也关系着亚洲的繁荣和稳定。我们实现这些目标的主要手段是提高国内的需求。由于我们最近几年宏观调控成功，采取了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控制了货币的发行，使通货膨胀指数降得很低，因此有可能拿出较多的财力来刺激国内需求。这个需求就是加强铁路、公路、农田水利、市政、环保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高新技术产业的建设，加强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当然还有住房建设，因为这是中国国民经济的新增长点。
什么叫做“三个到位”？第一个“到位”就是我们已经确定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进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第二个“到位”，我们去年召开了金融工作会议，确定要在三年的时间里彻底改革我们的金融系统。就是说，中央银行强化监管，商业银行自主经营，这个目标也要在本世纪末实现。
第三个“到位”，是政府机构的改革。这次大会上通过的中央政府机构改革方案已经把40个部委精简为29个，政府机关的人数准备分流一半。这个任务要在三年内完成，相应地各级地方政府也要在三年内完成机构改革。我讲的三年内完成，是指分流出来的政府机关的一半干部三年内都能够到达充分发挥他们作用的岗位上。至于分流工作，今年就得完成。也就是说，新政府成立以后，在“三定”方案（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确定后，今年这一半人就分流了，但完全到位则需要三年时间，因为分流的这一半人要经过培训，并考虑到他本人的志愿，把他分配到合适的位置上去，这就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关于“五项改革”，第一是指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中国由于农业政策的成功，已经连续三年丰收，中国粮食的库存现在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我可以负责地说，中国即使再遭两年大的自然灾害，粮食也不会缺乏。但是由于粮食库存庞大，政府财政补贴也相应增加，我们必须针对这个问题进行粮食购销体制的改革。
第二是投资融资体制的改革。因为现在的投资融资体制主要是行政审批制度，不能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这就产生了许多重复建设，必须进行根本的改革，使之能够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
第三是住房制度改革。住房的建设将要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但是我们必须把现行的福利分房政策改为货币化、商品化的住房政策，让人民群众自己买房子。整个房改方案已酝酿三年多。我们准备今年下半年出台新的政策，停止福利分房，住房分配一律改为商品化。
第四是医疗制度改革。我们在下半年将出台一个全国的医疗制度改革方案，来保证人民群众的基本福利。
第五是财政税收制度改革的进一步完善。现行财税制度是1994年改革的，取得了极大成功，保证了每年财政收入以很高的比例增加。但是目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费大于税。很多政府机关在国家规定以外征收各种费用，使老百姓负担不堪，民怨沸腾，对此必须整顿和改革。也就是说，各级政府机关除了必要的规费以外，不允许再巧立名目向人民群众收费。
最后我还要讲，科教兴国是本届政府最大的任务。江泽民主席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多次阐明科教兴国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因为没有资金，贯彻得不好。钱到哪里去了呢？政府机关庞大，“吃饭财政”，把钱都吃光了。其次，在各级政府的干预下进行了不少盲目的重复建设，几十亿、几百亿的一个项目，投产之后没有市场，相反把原有的一些企业挤垮了。这就使得中央的财政和银行都拿不出钱来支持科教兴国的方针。因此，本届政府决心精简机构，减掉一半的人，同时制止重复建设，把钱省下来贯彻科教兴国的方针。中央已经决定，成立国家科技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我担任组长，李岚清副总理担任副组长。这个决定已经江泽民主席批准。我们有决心进一步把科教兴国方针贯彻到底。
法国世界报记者：当中国在考虑进行国有企业改革的时候，正是韩国的大财团非常成功的时期，但是最近这些大财团纷纷出现了问题，有的还垮台了。他们失败的经历会不会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产生影响？特别是考虑到当前的金融危机，中国是否会放慢国有企业改革的速度？
朱镕基：我对于韩国企业的经验不作评论。但是，对于在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中各国家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很好地借鉴。这次东南亚金融危机不会影响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进展。在三年内，也就是本世纪末，国有大中型企业中的亏损企业大多数摆脱困境是完全能够实现的。我认为，外国舆论对中国国有企业的困难看得太大了。我们讲中国国有企业的亏损面现在有49％，这是按企业的个数来统计的。中国的工业企业有7．9万个，有的很小，只有几十个人。按这个数目统计，当然亏损面很大。但是，500个特大型国有企业向国家交纳的税收和利润占了全国税收和利润的85％。这500个特大型企业亏损面只有10％，也就是50个，我们认为，从总体上讲用三年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是能够实现的。
香港无线电视记者：当年“六四”事件对新政府有没有历史经验可以吸取？您曾说过，不管香港成为什么基地您都会去香港，请问您再去香港时如果有人请愿要求平反“六四”，您怎么看？
朱镕基：对于发生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我们党和政府及时采取了果断措施，很好地稳定了全国的局势。对此，我们全党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最近几年，我们党和政府的历次会议对此都作出了正确的结论，这个结论不会改变。当时我在上海工作，上海是完全和中央保持一致的。
至于香港，过去我就想去，而且去过了；现在我还特别想去。但现在我当了总理，失去了部分“自由”，不能想去就去，但是我一定会再去。至于香港人民对我去香港是表示欢迎，还是示威、抗议、游行，那是香港人的自由。但是我想，香港任何组织的活动，都必须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
苏维埃俄罗斯报记者：有人讲，因为您不像有的中国领导人在前苏联留过学，所以也许您当总理后会在中国对俄罗斯的态度方面带入一些新的内容。您能否介绍一下您的政府在制定对俄罗斯的政策方面有什么考虑，您对中俄关系的发展有什么看法？
朱镕基：我在上届政府担任副总理主要负责经济工作，外交管得很少，但是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对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会有任何的变化。我将继续坚决贯彻执行江泽民主席和李鹏同志任总理时所制定的外交政策。我是否可以请钱其琛副总理对这个问题作一点补充呢？
钱其琛：任何一届政府里面有人在前苏联或者其他国家留过学，就认为这届政府一定对那个国家怎么样，我看这个逻辑不存在。不管从哪里学习回来，有什么经验，中国政府都是代表中国的。
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记者：去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香港的危机也开始显现。现在香港经济回升，股市指数又创新高。请问香港如果出现困难，中央政府会采取什么措施帮助支持？人们称您为“经济沙皇”等，您对此有何感想？
朱镕基：去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10月份香港也发生了股灾。但由于香港经济结构比较完善，经济实力较强，有98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特区政府领导有方，采取措施得力，已经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中央政府高度评价特区政府采取的对策，也不认为香港今后会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但如果在特定情况下，万一特区需要中央帮助，只要特区政府向中央提出要求，中央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保护它的联系汇率制度。
对于外界称我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经济沙皇”等，我都不高兴。这次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对我委以重任，我感到任务艰巨，怕辜负人民对我的期望。但是，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虽然很怕辜负人民的期望，但是很有信心。只要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紧紧依靠全国人民，我相信本届政府将无往而不胜。
日本经济新闻记者：亚洲金融危机是否会影响中国开放金融市场？在2000年前有没有可能实现人民币兑换完全自由化？
朱镕基：亚洲金融危机不会影响中国金融改革预定的进程，也不会影响中国金融保险事业的对外开放政策。中国已经实行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至于人民币的完全可自由兑换，也就是在资本市场上也自由兑换，按照我们预定的改革进程，将在中国中央银行的监管能力能够达到的时候再实行。
新华社记者：国外舆论认为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但是近年来国内市场出现了相对饱和，您如何看待中国市场的潜力？
朱镕基：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潜在市场，但是由于多年没有解决的重复建设问题，现在很多产品出现了供过于求的情况。即使这样，中国目前许多产品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中国钢产量达到1亿吨以上，这个市场还小吗？中国每年增加程控电话2000万门以上，世界第一，这个市场还小吗？可惜，VCD生产得太多，世界第一，卖不出去。中国现在需要的是经济结构的调整，所以我们今后要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强农村广大市场的开发，加强人民群众关心的住宅市场的建设，这个市场大得不得了。现在中国的市场远未饱和，我们欢迎外国的投资者踊跃到中国来投资。
英国金融时报记者：中国国有企业和金融改革遇到哪些困难？您说要用三年时间完成这些改革，会不会推延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进程？是不是要等着中国对银行系统进行非常彻底改革之后，才能向更多的外国银行和保险公司发营业执照？
朱镕基：金融改革我们规定了三年的目标，但是实际上今年就要基本完成改革的任务。我们定三年的目标是因为估计到这一改革的艰巨性。至于参加世贸组织的问题，现在请李岚清副总理回答。
李岚清：我想讲三点。第一点，中国对于加入世贸组织的态度是积极的，我们为此进行了十一年的谈判，我们参加了乌拉圭回合谈判的全部过程，并签署了最后的一揽子协议。我们所以采取这样积极的态度，是由于我们认为世界的贸易和经济合作要有一个统一的规则，否则会引起区域保护主义，甚至会引发贸易冲突，这对谁也不利。
第二点，中国需要世贸组织，但是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没有中国这个在世界贸易排位上是第十位的国家参加，我看它也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现在有少数成员认为中国很需要世贸组织，而世贸组织并不太需要中国，我认为这是一个不太正确的看法。
第三点，我们进入世贸组织，准备承担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应当承担的义务，但同时也要享受应当享受的权利。我们的改革已经大大前进了，这十多年当中，我们虽然还没有进入世贸组织，但是很多改革已经比原来的承诺发展得更快。我们的改革必须按照预定的目标和计划一步一步进行，实践已经证明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还要继续按照预定的目标一步步改革。现在谈判已经取得重大进展，我们希望这个问题尽快获得解决。
台湾中国时报记者：未来五年您所领导的新政府准备采取哪些措施来处理两岸经贸关系？不久前汪道涵先生所领导的海协曾给海基会发函，希望、欢迎辜振甫先生到大陆来访问。对于辜振甫先生来访问有没有什么前提条件，什么时机比较合适？
朱镕基：关于发展海峡两岸的关系，江泽民主席在1995年春节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所提出的八项原则是指导海峡两岸关系发展的基本方针。
关于发展两岸贸易问题，台湾的工商界以及萧万长先生对此都有积极的反应，我相信这种关系一定会改善。关于辜振甫先生访问的问题，我请钱其琛副总理介绍一些情况。
钱其琛：关于两岸的贸易，根据我们的统计，台湾的顺差大概有170亿美元，这对台湾非常有好处。发展两岸经济联系，双方应该共同努力，最好的办法就是逐步实现“三通”。辜振甫先生表示要来访问，海协已经表示欢迎。据说台湾方面还要派其他人员预先来商量，我们也欢迎。
印度报业托拉斯记者：印度新总理今天就要就职了，请问您对他要传达什么样的信息？
朱镕基：我昨天已给当选的印度新总理发了贺电。我很希望将来在适当的时机同他见面，向他请教。我在1984年曾经访问印度，主要是参加世界能源会议，我对印度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我希望通过你向印度政府的首脑和印度人民致以我最美好的祝愿。
1997年
3月14日，国务院总理李鹏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采访“两会”的中外记者，并回答了记者们的提问。
李鹏总理是应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周觉的邀请，同中外记者见面的。
下午5时，李鹏总理来到人民大会堂三楼大厅同记者们见面。他首先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说：刚才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胜利闭幕，批准了我代表国务院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在12日闭幕的全国政协八届五次会议也对政府工作报告表示赞同。我想，这是代表和委员们对于政府一年来工作的肯定和对今后工作的支持。今后国务院和各级地方政府的任务，就是要按照这个报告所提出来的任务、目标和措施去加以落实，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把今年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
李鹏：在这次会议开幕前夕，我们敬爱的邓小平同志与世长辞。全国人民在庄严、隆重、深情、有序的情况下进行了沉痛的追悼活动。从这次“两会”的全过程看，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是受到全国人民拥护和信赖的，中国的政局是稳定的。我们相信，邓小平同志所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将得到继承和发展，中国的形势会越来越好。
香港无线电视台记者：总理在报告里面说十五大和香港回归是今年中国的两件大事。请问，中央政府在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以后会采取什么措施防止一些部委插手香港的事务？你对中国今年加入世贸组织有何看法？
李鹏：中国作为世界贸易大国，当然希望早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们为此作出了很大努力。比如从1996年4月起，决定把中国的进口关税从35·3%降到23%，并承诺到本世纪末关税进一步降到15%，相当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最近有一些进展，我们对此表示欢迎。中国迟迟不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被排斥在外，我认为是不正常的，这里固然有利益关系，但是也有政治上的原因。中国政府愿再次表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们将享受世界贸易组织规定的权利，同时也愿意履行应尽的义务。众所周知，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世界贸易组织要按发达国家的标准来要求中国，我们是不能接受的。事实上，不仅中国需要世界贸易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也需要中国。我们希望有关国家能采取实事求是的、明智的态度，为尽早解决这个问题作出切实的努力。不过我想告诉大家，中国有足够的耐心来等待。
今年7月1日香港回归以后，中国对香港将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方针。
香港特别行政区将是一个高度自治的地区，中央政府的有关部委不会去干涉那里的事务。最近英方有人说7月1日以后它还要监督中英联合声明的实施情况，我想这是不现实的。因为7月1日以后中国已经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香港问题纯属中国内政。
法新社记者：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官员黄长烨，已经在韩国使馆呆了一个多月了，请问中国政府将如何以及在何时解决这一问题？
李鹏：黄长烨事件发生在中国，中国作为主权国家，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对这一事件拥有管辖权。基于同样理由，中国不承认外国驻华使馆、领馆享有外交庇护权。对于黄长烨事件，中国政府的处理是非常慎重的，主要是从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出发来处理这一事件的。在处理过程中，我们当然也考虑到有关方面的立场。我们将按照国际惯例，尽快对黄长烨事件作出妥善处理。我认为，处理的条件已接近成熟。
新华社记者：海内外舆论普遍注意到政府工作报告用了1/6的篇幅谈了国有企业的问题。请问总理，当前部分国有企业程度不同地存在困难，下岗、待业人员增加，政府将如何加以解决？
李鹏：中国是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国家，国有经济在整个经济成份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掌握着国民经济的命脉，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为改革开放和中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我的报告里几乎用了1/6的篇幅来阐述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分析了部分国有企业目前仍然存在困难的原因，同时提出了6条措施，如果加上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一共是7条措施。我想这7条措施是有针对性的，是可操作的，并且是这几年来国有企业改革经验的总结。今后的问题就是要加大改革的力度，扭转部分国有企业生产经营不好的状况。我们继续实行“抓大放小”的方针，希望能够取得比较明显的效果。但是国有企业的问题是多年形成的，解决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国政府有决心、有信心和国有企业的职工们共同努力改善目前的状况。
美国环球电视网记者：最近中美关系再次呈现出一些紧张的气氛，这是因为有报道说，中国政府也许参与了向美国的一些政客和政治竞选进行非法捐款的活动，请问您能否就这个问题谈一谈看法？您是否感觉这一困难的气氛对本月晚些时候戈尔副总统对中国的访问会产生一些影响？
李鹏：我想用我自己思考问题的逻辑回答你的提问。戈尔副总统应我的邀请将于最近对中国进行访问。这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事件。戈尔副总统访华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为将于今年晚些时候举行的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的会晤作准备。我们还将就环境和发展问题召开一个讨论会，并就其他双方感兴趣的问题交换意见。戈尔副总统在中国将会受到友好的接待。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两国在世界上都具有重大的影响，因此保持一种健康、稳定的关系十分重要。当然，两国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存在着一些分歧。我们应努力使两国关系得到正常的发展，加强合作，不搞对抗。因为这对于世界和平和稳定是有好处的。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反对干涉别国的内政。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是受害者。中国既然反对一个国家干涉另一个国家的内政，中国政府自己当然也不会以任何方式去干涉和影响别国的内政。
中央电视台记者：李鹏总理，我们注意到最近一年江泽民主席和你本人、乔石委员长、李瑞环主席相继访问了俄罗斯，两国的高层互访不断，请问1997年中俄两国关系是否会有更大的进展？
李鹏：去年4月中国与俄罗斯建立了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这里，我想就此作些解释。首先，中国和俄罗斯是两个有4000多公里共同边界的国家。我们希望两国长期睦邻友好。中国和俄罗斯的经济有很强的互补性，所以我们希望进一步发展两国经济贸易以及其他方面的合作。中国和俄罗斯是两个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我们希望能对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发挥积极作用。因此，两国的这种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并不是针对任何第三者的。中俄关系将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江泽民主席将于今年4月份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两国的最高领导人将就国际形势等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并将发表一个重要的政治文件。中俄两国元首将和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三国元首，共同签署边境裁军协定。这个协定的签署将不仅有利于中国同上述4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发展，而且对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安全和稳定产生深远影响。
1996年
3月17日，国务院总理李鹏今天下午在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闭幕后，会见了采访“两会”的中外记者，并就国内外一些重大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李鹏是应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发言人周觉的邀请同记者见面的。
下午4时30分，李鹏在周觉的陪同下面带笑容地走进人民大会堂三楼大厅。顿时，大厅里闪光灯亮个不停，照相机快门声响成一片。
李鹏首先发表了简短讲话。他说：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八届四次会议已圆满完成任务，胜利闭幕。刚才人大会议通过了“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和关于《纲要》的报告。这个《纲要》将成为全国人民未来5年和15年为之奋斗的目标。
李鹏说，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未来的十五年，中国将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使《纲要》得到实现。因为中国已经找到了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这就是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可以保持一个长期稳定的政局，因为我们已经形成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国经过46年的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已经有了比较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综合国力进一步提高，已经有了良好的发展条件；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有巨大的市场，包括消费市场和投资市场。《纲要》经人大会议通过后，12亿人民将汇合成一股巨大的力量为它的实现而奋斗。
他说，中国要保持好的发展势头，要实现《纲要》提出的目标，有两个条件是不可缺少的。这就是对外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对内要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局面。我们将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始终是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我们将自始至终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的关系，实行两个根本性转变，即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这是《纲要》的显著特点。
李鹏接着请记者们提问。
台湾“中央社”记者：这次在台海的演习结束以后，还会不会继续进行其它演习？总理先生在1月30日还提到过解决台湾问题最终有个条件就是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总理先生这次的报告也说到要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在这次演习结束之后，两岸关系发展的前景如何，请总理先生作个说明。
李鹏：台湾问题大家都很关心，在此我愿说明以下几点：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奉行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没有改变。江泽民主席一年前提出的八项主张，对上述方针作了全面、完整、深刻的阐述。最近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海和南海进行军事演习，是属于正常的演习，其目的是为了提高我军的军事素质，提高现代化作战的水平。中国人民解放军有义务、有决心，也有能力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在公海进行军事演习，符合国际惯例，许多国家都是这样做的。到现在为止，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演习都是在公告宣布的范围内进行的，而且很顺利。
台湾目前出现的一些紧张和混乱局面，究其根本原因，是台湾当局的某些领导人明目张胆地、频繁地在岛内和在国际上进行谋求“台湾独立”的活动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我们衷心希望台湾人民能够生活在一个和平与安定的环境中。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困难，关键在于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产生的台湾当局领导人，今后不仅在口头上，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实际行动上，不从事制造“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活动，不搞“台湾独立”。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的内政，任何外国势力都不得以任何形式加以干涉。如果有人想在台湾海峡炫耀武力，不仅于事无补，而且只会使问题更加复杂化。
同时，我想补充一点，我们愿意继续加强两岸之间的经贸合作，保护台湾同胞包括投资者在大陆的正当权益。
美国环球电视公司记者：由于中国继续进行军事演习，美国已经派出两艘航空母舰在台湾海峡进行活动，作为对中国军事演习的反应。请问这样的对抗对于中美两国关系会产生何种影响？
李鹏：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是中国政府的一贯主张。中美关系的基础是三个联合公报。毋庸讳言，中美之间确实存在一些分歧，解决这些分歧唯一正确的办法，就是双方进行平等的、友好的、坦诚的对话和合作，按照求同存异、增进了解、减少麻烦、不搞对抗的原则来处理两国之间的分歧，这样两国关系才能沿着正常的轨道发展。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绝不能接受一个国家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另一国家的做法。如果对中国以武力相威胁，历史早已证明，是不会有任何好结果的。
新华社记者：您的报告中用较大篇幅论述了农业和粮食生产问题，这说明党中央和政府都十分重视农业。但外界也有人担心，进入下个世纪后，中国生产的粮食能不能养活自己，请问您对此有何评论？
李鹏：记得美国一位大名鼎鼎的艾奇逊国务卿曾经预言，中国共产党能够夺得战争的胜利，但却无法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46年过去了，中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2%的人口，事实证明他的预言是不正确的。现在世界上又有一种中国面临“粮食危机”的论调。其中有的人是出于对中国的关心，但是也有人是别有用心的，是想借此来挑拨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中国是农业大国，12亿人口大部分集中在农村。农业在中国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也是中国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是我们发展的重点。但是，中国粮食增产潜力大，我们能够立足国内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纲要》以较大的篇幅着重阐述了加强农业的重要性及若干具体措施。我想借此机会讲几个要点：
第一，中国还有2/3的耕地是中低产田。依靠科学种田、增加投入，可以提高这些中低产田的单位面积产量。
第二，中国还有一批可供开垦的荒地。《纲要》中提出要在黑龙江、吉林、黄淮海平原建立商品粮基地，在新疆建立棉花生产基地。中国还有大片的山区、草原、水面、滩涂，可以搞综合开发。中国有一句老话：“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发展养殖业、水产业、林果业，为人民提供更多的食品资源，改变食物结构，这方面中国还是大有可为的。
第三，实行计划生育，这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大家都知道，控制人口增长与控制粮食需求的增加是密切相关的。在中国，计划生育已取得明显效果，并将继续坚持下去。在农村，要把计划生育和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和建立文明幸福的家庭结合起来，使计划生育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
香港星岛日报记者：请问对不久前您与梅杰首相在曼谷的会谈有何评价？
李鹏：不久前在泰国举行亚欧会议期间，我同梅杰首相进行了会谈。会谈的气氛是友好的、建设性的，同时也是讲原则的。英国政府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实行免签的措施，我们表示赞同；但对于某些不符合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的要求，我们不能苟同。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大势已定，这是众望所归、人心所向。中英两国政府有责任，也有义务在政权顺利交接、平稳过渡上进行合作。同时，我们也赞成推动两国的经贸关系进一步得到发展。
1995年
3月18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和副总理朱基、邹家华、钱其琛、李岚清、吴邦国、姜春云，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采访“两会”的中外记者。李鹏在会见中回答了记者们的提问。
李鹏总理和各位副总理是应八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新闻发言人周觉的邀请，同记者们见面的。
下午4时30分，李鹏等来到大会堂三楼大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前站成一排，同记者见面并回答提问。
李鹏首先表示很高兴和大家见面。他说：今天下午，八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它将成为1995年指导我们各级政府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我们相信，这次会议的召开将进一步促进1995年各项任务的完成。
李鹏：在会议过程中间，代表们对政府工作报告及其他报告和文件，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他们表示赞成，与此同时，对政府工作也提出了许多建议和批评。因此，我认为，这次会议是一次充分发扬民主的会议，是一次团结务实和鼓劲的会议。
李鹏：这次大会决定任命了两位副总理。一位是吴邦国同志，他将在国务院主管工业工作；一位是姜春云同志，他将在国务院主管农业工作。
李鹏：这次“两会”过程中，许多中外记者参加了会议采访，对会议作了充分报道，不仅使中国人民对会议有了充分的了解和认识，也使世界各国人民对这次会议、对中国的现状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在此，我向中外各新闻传媒的记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李鹏：现在，我愿意回答各位的问题。
日本朝日新闻社记者：李鹏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要举行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活动。在这些活动中，中国是否会邀请外国代表参加？最近日本政府提出日中不再战，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李鹏：50年前的那场战争给世界人民，特别是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我们之所以要隆重举行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的纪念活动，就是为了使世界人民，包括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在内，不要忘记那场战争，不要让那种事情重新出现。关于中日两国关系，由于两国老一辈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和广大民间人士的努力，两国关系在战后不但有了改善，而且有了很大发展。
现在日本政府重申要保持中日两国友好关系，我认为这是明智的。中国有句老话：“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希望中国和日本两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创造中日友好的未来，把这种友好关系带进21世纪。
美国华侨日报记者：请问李鹏总理，对治理通货膨胀有没有新的措施？
李鹏：关于去年的通货膨胀问题和今年我们要采取的措施，我已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作了非常详细的阐述。在这里，我想着重强调以下几点：第一，要争取农业有一个好的收成。去年物价上涨主要反映在农产品和副食品的价格上。如果今年农业有一个好的收成，就可以增加粮食和副食品的有效供应，这样价格上涨幅度就会有所下降。第二，去年我们出台了比较多的调整物价措施，这些措施对发展农业、工业以及理顺价格关系都是非常必要的，但也导致去年物价上涨比较多。今年我们一般不再出台新的调价措施，这将有助于控制物价。第三，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在建立之中，流通秩序比较混乱，在去年物价上涨的诸多因素中，这也是其中的一个。今年我们要对此加强整顿。因此，今年在控制物价上，这方面还有比较大的潜力。完成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控制物价的目标，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责任，当然也需要企业、事业单位的支持，需要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在这里我可以告诉大家，今年一、二月份我们的物价上涨幅度有所下降，已经降到20%以下。
台湾“中央社”记者：中共为了化解两岸的敌意作了什么努力？为了结束两岸的敌对状态，中共是否可以通过现在的渠道对军事调动等问题进行通报？在两岸交往日益密切的今天，两岸是否有意进行军事交流和军事人员往来？
李鹏：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前不久就海峡两岸关系提出了八点主张，得到了海内外广泛的积极响应。但迄今台湾当局还没有作出全面的、正式的回应。如果说要表现诚意的话，台湾当局首先应该在这方面表现出诚意。我们愿意就两岸关系进行商谈，包括结束两岸的敌对状态，发展两岸关系，实现“三通”等都可以商谈，当然，这种商谈必须有一个前提，这就是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中央电视台记者：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请问政府采取什么措施来保证农业的发展？
李鹏：这是全国人民共同关心的问题。如何进一步加强农业，我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讲了十条措施。这个报告已得到八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批准，因此，主要问题是落实。
在这里，我想再强调几点。第一，要坚持和完善农村现有的行之有效的各项政策，继续深化农村改革，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其次，各级政府要真正重视农业，这主要应表现在增加对农业的投入上；第三，要大力推广适用的农业技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中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这是世界上的一大奇迹，是了不起的成就。但中国的人口还在继续增加，而耕地面积有限，这就要求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而要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只能依靠农业科学技术的进步。
1994年
3月22日，八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新闻发言人周觉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大厅举行中外记者招待酒会，邀请国务院总理李鹏，副总理朱镕基、邹家华、钱其琛、李岚清，同采访八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的提问。
招待酒会上，李鹏总理首先讲话说，这次“两会”有1500多名中外记者参加采访，表现了对两个大会浓厚的兴趣，基本上来说，报道也是公正、客观的，这有助于中国人民了解这两个大会，也有助于世界了解这两个大会。因此，我要对在大会期间各新闻媒介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谢。
李鹏总理说，大会新闻发言人向我转来了记者们提出的一些问题。为了节省时间，我准备就大家普遍关心的几个问题先作一些回答。
第一个问题，有人问我对这次大会的结果是否满意，大会最重要的成果是什么？
人大刚刚闭幕，大会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报告，并且通过了预算法。这就是说，大会肯定了去年政府的工作，并且批准了政府向大会提出的今年的工作方针和任务。在这次大会上，代表们一致赞同把“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20个字作为今年工作的大局。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代表们就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形成了一致的看法。对此我感到满意。正确处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过去也提过、讨论过，但是像这次这样达成共识，过去还没有过。会议充分发扬了民主。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以及各部委的负责同志都直接到小组或到代表团参加会议，听取代表们的批评和建议，与历次大会比较起来这也是次数最多的一次，同代表的接触也是最广泛的一次。因此，可以这样评价：这次会议是一次民主的、务实的、团结的、奋进的大会。
第二个问题，有人问，今年以来物价上涨幅度比较大，有些代表对能否把零售物价上涨指数控制在10%以内表示怀疑，政府将采取哪些措施稳定物价？
应该说，政府对保持物价的基本稳定这件事非常重视。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把物价上涨幅度控制在规定的范围之内。既然这个报告已经得到批准，各级政府就都要为完成这个任务而努力。不仅是政府方面需要作出努力，也需要企业和全社会共同作出努力，这是大家共同的任务。促使物价上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国现在正在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过去的价格不合理，所以要主动地调整价格，逐步形成合理的价格机制，因此出台一些调整的项目，这就会促使价格上涨。另外，由于我们的基建规模过大，消费基金增长过快，也促使了价格的上涨。但应该指出的是，我们的改革开放已经十多年了，我们采取了渐进的价格改革，每次出台价格改革措施的时候都充分考虑到国家、企业和个人的承受能力，没有引起社会大的震荡。实践证明，采取这样一种方法是成功的。为了保持物价的基本稳定，我们准备采取以下三条重要的措施：第一条就是保持商品的供求关系大体上平衡，特别是使得我们的农产品，如粮食、棉花的生产保持稳定增长，这是保持物价稳定的基础。同时，我们要抓好“菜篮子”工程，实行市长负责制。就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来看，副食品供应的好坏，是广大居民最关心、也是影响物价指数最大的一个因素。第二条，虽然我国绝大多数商品价格已经放开，实行市场定价，但对那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仍然需要宏观调控。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没有政府的宏观调控。如果说过去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还不那么一致，那么通过这次会议已经达到了认识上的一致。国家已经决定把20多种生活必需品和服务价格列为国家的监审对象。第三条，我们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坚决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膨胀和货币的过量发行。
第三个问题，有人问我如何评价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这次访华的成果，对中美关系的前景有什么看法？我的回答是，中国一贯重视中美关系，希望和美国恢复和发展正常的关系。因为这不仅有利于中国和美国，而且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至于究竟如何才能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我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已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的看法。关于如何评价这次克里斯托弗国务卿的访问，我认为他的这次访问还是有成果的，也许我们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成果。不过，我想成果除了表现在达成一些具体的谅解外，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就是通过克里斯托弗同江泽民主席、我本人和钱副总理的会谈、会见，增进了对彼此观点的了解。我们就中美关系等广泛的问题，也包括国际问题交换了看法，就人权、最惠国待遇、《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及其他问题进行了坦率的、深入的讨论。应该说，通过这些会见、会谈，克里斯托弗掌握了第一手材料，从中国领导人的口中亲自听到了中方对他所关心的问题所持的立场和观点。这也许有助于在将来的两个多月时间内，美方经过慎重的考虑能够做出既符合美国利益，也符合中国利益的决定。我们注意到了克林顿总统16日的讲话，认为这是一种积极的迹象。我借此机会在这里重申，中国愿意改善中美关系，并且为此已做出了努力，并将继续做出努力。但有一点也应该讲清楚，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当然不会拿原则做交易。总之，我们对中美关系的前景并不感到悲观。
随后，李鹏总理回答了记者们的现场提问。
美国有线新闻广播公司记者：我想问中国是否对全面检查朝鲜的核设施问题表示关心，以及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中国可以考虑支持联合国对朝鲜实行制裁？
李鹏：中国是核不扩散条约的签字国。我们不支持、不鼓励核扩散的立场是一贯的。中国一贯主张在朝鲜核核查问题上采取谈判的方法加以解决，而不赞成施加压力，因为这样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实践已经证明，核核查的问题通过谈判是可以逐步达到一致的。如果将这个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中国将坚持一贯的立场，也就是说通过对话、通过谈判使问题得到妥善的解决，而不主张施加压力。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将全面阐述中国的观点，也希望其他安理会成员国能采纳中国的意见。如果采取施加压力的做法，那么只会促使朝鲜半岛的形势更加复杂、更加紧张，这对这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是不利的。
香港无线电视台记者：自从中英会谈破裂后，中方说要在一些政治以外的问题上与英方合作，但为什么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没有提到这一点，这是否说明两国政府在未来合作的机会已经不多了？
李鹏：众所周知，由于英方的不合作态度，导致了中英两国关于香港94/95年选举安排谈判的破裂。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也是英国许多有识之士和企业家所不愿意看到的。有人担心，由于中英谈判中断，会不会影响到中英在其他方面的关系，比如经济、贸易上的关系。我可以告诉诸位，中国将不会对英国企业采取歧视的政策。我们欢迎它们到中国来参与平等竞争，发展平等互利的合作。我们在英国有许多传统的合作伙伴，我们并没有因为中英关系的现状而中断同它们的合作。
当然，应该指出的是，两个国家如果有良好的政治、外交关系，无疑对经济关系有促进作用;反过来，政治、外交关系不好，要说对经济关系一点影响都没有，这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应作出努力，尽量减少影响英国企业到中国来参加竞争、投资的负面因素。
德国电视二台记者：这次全国人大会议非常强调的一点是保持社会的稳定，有些代表在讨论中提到了一些对稳定形成威胁的问题，这一点会不会导致中国改变改革政策或放慢改革速度？
李鹏：我们讲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就是为了保持我们的经济能够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发展，而发展必须要有一个稳定的环境，改革又是发展的动力。因此，我们采取一系列稳定社会的措施，只能有利于发展和改革的推进。
《中国日报》记者：请问李鹏总理，您对我国复关的进程有何评论？复关对我国未来经济的发展有何利弊？
李鹏：李岚清副总理负责经贸工作，也是主持复关工作的，这个问题请李岚清副总理来回答。
李岚清：总的说，这次关于中国复关问题的谈判还是取得了重要进展。主要表现在，除个别的缔约方以外，绝大多数缔约方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支持中国尽快复关。复关不但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有利，同时也应看到，中国对外贸易额居世界第11位，而且经济在快速增长，恢复中国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地位，对于世界贸易的健康发展也是一个重要贡献。因此，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本着权利和义务均等的原则，积极地同有关缔约方进行这方面的谈判。欧共体等缔约方已经提出了复关的议定书草案，正在同我们进行磋商。其他有些缔约方也在进行这方面的磋商。令人遗憾的是，确实有个别的缔约方在这次会议上对我们的复关问题进行了阻挠。就是这样一个缔约方，在双边协议中却明确表示要坚定地支持中国恢复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地位。我希望该方能够履行其承诺，改变阻碍中国复关的态度，积极推动中国复关的进程。
1993年
3月31日，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发言人周觉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新闻发布会，李鹏总理，朱镕基、邹家华、钱其琛、李岚清副总理应邀就我国的内外政策在会上回答了中外记者提出的问题。
李鹏总理在新闻发布会开始时首先讲话。他说，我们刚刚结束了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这是两个重要的会议。在整个会议进程中，中外记者对会议进行了充分的报道。李鹏总理向中外记者表示感谢。
新华社记者：在刚刚结束的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产生了国务院新的领导机构，请问在今后五年任期内，您和您的同事们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主要要实现的目标是什么？
李鹏：这一届政府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这次大会已批准把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由原来的百分之六提高到百分之八到百分之九，这样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我们就会在经济上再上一个新台阶，并在本届政府任期内完成翻两番的目标。但我们要求的速度是一种结构合理的、有效益的速度。我们已确立要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我们的改革目标，在今后的五年里，在这一方面要迈出更大步伐。对外开放也要进一步扩大。我们要致力于改善人民生活，特别要关心那些现在还没有解决温饱的群众的生活。我说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既包括物质生活，也包括精神文化生活。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不仅需要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而且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因此，我们将坚定不移地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和世界一切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台北中央社记者：维持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和平友好关系，发展经济往来，是目前北京制定政策的主要方向。从这个角度出发，您如何看待即将举行的海峡两岸的辜汪会谈，会谈中会不会涉及有关政治性的议题，同时如何解释您在报告中所提到的在必要的时候采取断然措施。
李鹏：辜汪会谈是海峡两岸两个民间性组织的会谈。我希望会谈能取得成功，从而促进两岸经济方面的合作与交流。至于我在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所谈到的对台湾采取必要的断然措施，当然是在一种很特殊的情况下。比如说台湾要搞台独或者社会秩序混乱，或者是受到外界的干涉等等。至于要采取什么样的断然措施，要视当时的具体情况而定。当然，我并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顺便说一下，在我的报告里提到了我们愿意尽早地进行双方的接触。一些台湾的记者注意到原来我们是提两党之间的接触，现在提双方的接触，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新的含义。当然这有新的含义，就是除了两党之间的接触外，我们也欢迎一切反对台独、愿意和平统一的台湾的其他的政治力量进行接触。
华尔街日报记者：中国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它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是唇齿相依的关系。现在我们看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同世界其他的地方发生了一些麻烦。北京时间今天晚上国际原子能机构将决定是否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拒绝接受核核查这件事提交给联合国。如果真的提交联合国安理会，中国是否会投票否决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制裁？如果中国弃权，那么作为唯一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保持陆地边界的国家，会不会遵守制裁的决定？
李鹏：中国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之间保持着长期的友好合作关系。中国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我们当然要遵守这个条约。我们不鼓励也不支持核扩散。我们认为，在朝鲜，不论是北方还是南方，都不应该有核武器的存在，这样才有助于朝鲜半岛局势的稳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主权国家，国际社会也应听取他们的意见，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应该有耐心。我认为，如果把这个问题提到安理会上去，不一定有助于这个问题的顺利解决。
香港电台记者：刚刚结束的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广东代表团提出的有关香港问题的议案。请问这是不是显示中英共同合作使香港平稳过渡的希望已经很微小了？如果中英在政制上不能衔接的话，在其他方面包括经济方面是不是都没有可能合作？
李鹏：在不到半个小时以前人代会通过了这个决议。由于香港的主权回归中国的时间已经很临近了，有许多工作要提前做，所以通过了广东代表团的提议，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必要的时候成立预备工作机构来进行筹备工作。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实现平稳过渡，保持香港的稳定繁荣。中国并没有关上中英谈判的大门，这个门是英国方面关上的。我想只要英国政府采取主动态度，回到三原则的立场上，并且确认这是中国和英国两国政府之间的谈判，那么中国方面对这一谈判还是持积极态度的。我们并不希望对抗，而是希望中英合作来保持香港的平稳过渡。对中英谈判，英国方面已关上了第一扇大门，现在就看他是不是关上第二扇大门。中国有一句话：解铃还须系铃人。球现在在英国一边。
你刚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目前中英之间的这种争议会不会影响中国和英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就中国来说，我们非常重视和欧共体国家其中也包括英国发展贸易、经济、技术合作。昨天我们和德国的经济部长签订了9个合同、价值12亿美元，这说明同经济发展中的中国有着多大的合作潜力，中国有多大的市场。我想英国企业家对这个市场也是会感兴趣的。我们不希望中英经贸合作受到影响，中国和英国的一些合作项目将继续进行下去。但是，如果中英关系继续朝不好的方向发展下去，关系搞得很紧张，恐怕也不能说完全不会对经济的合作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
中央电视台记者：中国经济是否存在过热现象？把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从百分之六调高到百分之八到百分之九的根据是什么？
李鹏：把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从百分之六提高到百分之八到百分之九是有充分根据的。首先国际形势对中国有利，国内的条件也是具备的。我们这几年投入的固定资产将逐步发挥作用，现在所具备的生产能力，包括工业、农业所达到的水平也可以支持这样一个速度。当然，经济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比如我们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结构上还不尽合理，企业的效益还不高，在金融方面货币发行量比较大，存在着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对这些存在的问题中国的领导人头脑是清醒的，我们将采取积极的措施加以解决，所以提出防止过热完全是一种积极的态度。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也不会用过去计划经济时的老办法，而是应该用深化改革的办法，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来加以解决。中国当前总的经济形势可以说是好的，我们的主旋律是要加快经济建设，上一个新的台阶，但是对已经发生的问题我们将给予充分重视。
俄通社—塔斯社记者：您如何评论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
李鹏：中国和俄罗斯是有4000多公里边界线的邻国，中国人民和俄罗斯人民有着传统的友谊，两国之间的经济有很大的互补性，我们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俄罗斯保持和发展睦邻友好关系。我们也注意到最近俄罗斯政坛上发生了一些问题，我们希望俄罗斯政局能够保持稳定，希望我们的关系进一步得到发展。但是中国绝不去干涉任何国家的内政。
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不需要依附于党、政机关就可以自己生活，不吃皇粮下海了。在人大方面，总理自己也提到在这个民主集中制的机构里民主的成份在增加，集中的成份在减少。请问，新一届政府将怎样看待政府与群众的关系？在未来的5年内，中国政府与全国人大之间将如何调整行政与立法的关系？
李鹏：中国将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国家，这是我们修改后的宪法中确定的奋斗目标。在未来五年中，我们将进一步发扬民主，使人民有更多的参与，使我们的决策更加民主化和科学化，政府的行为将能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监督。人大是中国国家最高权力机构，除了一年一度的人大会议以外，政府还接受人大经常性的监督。在未来的5年里，根据乔石委员长今天的讲话，人大将进一步在立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我们现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需要完善经济的立法。根据人大常委会的要求，将分各个专题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出报告，接受人大代表对政府工作的监督、批评和建议。行政部门将根据宪法规定充分行使行政权力。可以说，我们同全国人大既是受监督的关系，也是合作的关系。说得完整一点，我们既是一种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同时又是一种团结、合作、共事的关系。
人民日报记者：现在我国的农业和农民情况怎么样？有消息说农村中广泛存在着向农民打白条、乱摊派等不合理现象，引起了农民的不满。请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这种现象会不会蔓延下去？
李鹏：我请朱镕基副总理回答这个问题。
朱镕基：我们的国家和政府一贯重视农业问题，把农业看成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特别是从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们在农村首先实行了改革，使农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即使是在1991年大灾之年，我国的农业仍然保持着连续多年的丰收。但是去年以来全国各地经济进入高速发展的时候，有一些地区忽视了农业的基础地位。比方说把本应用于农业的资金挪用于搞开发区和搞房地产等，因此一些地方出现了向农民打“白条子”的情况。同时在开发区的建设中还存在过多占用耕地的现象。对这些现象，我们党和政府的领导人早有发现。自去年以来，江泽民、李鹏等同志都召开会议，强调要把农业放在经济发展的首位，并且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这些措施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要解决各地多占、滥占耕地的问题。国务院已经就此向各省市自治区提出了明确的政策，绝不允许再占用良田搞开发区或者搞其他项目。二是国务院今年下定决心不再向农民打“白条子”。现在农产品收购已经存在“剪刀差”，农民已经吃了亏了，连这点钱都不给他，是不能允许的。三是停止对农民的额外的摊派。现在各种名目的摊派，增加农民负担的现象是很严重的，我们已经决定对所有的摊派先停止后清理，然后再决定有的是不是需要恢复。我相信，这些措施下去以后，中国的农业一定会搞好，去年以来出现的一些问题是一定能够得到纠正的。
台湾联合报记者：两岸和平统一需要一段时间。在这一段时间里，台湾进行国际活动受到了大陆方面的一些影响。从两岸关系发展的方向看，大陆是否会对台湾进行国际活动给予新的认识。另外，为了两岸结束敌对状态，您认为两岸是否有必要、有可能签署和平协议？
李鹏：我们对台湾实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我们当然希望双方尽早进行接触，结束敌对状态。当然首先要接触起来，才谈得上达成某种一致或签订某种协议，这是第二步第三步的事情。我们不仅没有“封杀”台湾人民的生存权利，而且也没有这样的打算。都是中国同胞，我们希望台湾在经济上更加繁荣。凡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的国家，我们都向他们表示，同台湾除了不能发生外交关系和官方往来外，都可以发展经济贸易关系。怎么能说“封杀”呢？应该说路子给得很宽。而且大陆现在的经济状况很好，有很好的投资环境。我们以优惠的政策欢迎台湾同胞的资本到大陆来发展“三资”企业，希望实现“三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