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华：穹顶之下，我和乡亲一起动手消灭村里的遍地垃圾
【不知多少在外打拼的读者有过这样的体验：想象中的家乡总是湖光山色、蓝天碧水，人与大自然和谐共处，乡亲们享受着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但是，受不了北京的雾霾，春节回家想享受片刻青山绿水也不可能了。每次回家正当近乡情更怯时，首先映入眼帘却是不忍瞅第二眼的“脏乱差”，煞是倒胃口，瞬间从诗意和憧憬中被拉回到现实。
相比城市人更关心的雾霾，农村垃圾更严重。****柴静给市民指出“拨打12369”投诉污染这条大路，本文作者则亲手劳动并动员乡亲一起参与，这些都是现代中国有价值的行动参与方式。】
一
2014年暑假，我带着准妻子回湖南老家。之前，我给她讲了很多家乡的趣事，描述过许多好玩的地方，尤其是说好了要让她尝够湘南的农家菜。她是湖北人，却对湖北菜有意见：不咸不淡，似辣微辣，还拌着勾芡，没有特别的味道。我数次给她推荐家乡的两道菜，一道是“辣椒粉拌田螺”，一道是“天荷芋炖鸭肉”，都是我幼时爱吃的，辣到极致，鲜美无比。我还想着陪她一同下河摸螺蛳，让她更早地喜欢上湘南这片天地，美美地做她的湘南媳妇。
等到家放下行李，还未洗去风尘，我就迫不及待地提着桶要往河边跑，却生生地被母亲给拽住了。母亲说河里螺蛳是还有的，但是吃不得，都被邋遢东西怄得有毒了。前段时间，有抵抗力不强的小孩吃了河里的螺蛳食物中毒，亏得发现及时，不过也是吊了上十天针才好。还有的妇女在河里浣衣、洗菜，结果手脚皮肤过敏。早就知道河里被丢遍垃圾，但我没想到这么严重。
辣椒粉拌螺蛳是吃不到了，心里莫名失落，迅即问家里养鸭了没有，心存一点希望。母亲不知道我的心思，不痛不痒地回答一句：“养了，十几只都关在牛栏里呢。”“不是总在河里放养吗？”母亲瞅了我一眼，道：“早不放河里了，放不得，河里也没有小鱼小虾。”我心里直犯嘀咕，圈着养的鸭子还有鸭子的味道吗。我转头看到已涎了很长口水的准妻子正一脸黑线地望着我，看来她似懂非懂地听出了些什么。
湘南的小村子就打算这么迎接她的新媳妇？
在那一刹那，我突然想着应该为家乡做点什么，至少可以出点主意来改变下布满白色垃圾的村庄环境，不止是为了迎接新媳妇，更是还家乡曾经有过的绿水青山。为此，我特意跟村民小组长提议，称修建垃圾处理池的事宜已刻不容缓，也走访了很多乡亲，发现他们有着同样迫切和焦虑的心情。但2015年春节回家，视线所及依然是旧影婆娑。这深深地刺伤了我。
二
很多游子都有这样的经历：想象中家乡总是湖光山色、蓝天碧水，人与大自然和谐共处，乡亲们享受着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但每次回家，正当近乡情更怯时，首先映入眼帘却是不忍瞅第二眼的“脏乱差”，煞是倒人胃口，瞬间从诗意和憧憬中被拉回到现实。
为什么我们的乡亲那么不爱护自己的环境呢？这一切都是他们的错？很多人想当然地赞成。
有人归根于农民的意识问题：“农民还没有垃圾处理和环境保护的意识，他们还处在前现代社会，对环保之类的后现代生活还未有所闻，更不会有所动。所以当他们一进入现代场景、消费现代性时，必然会疯狂地破坏他们所处的环境。”不尽然如此。我接触的乡亲都很有环保意识，普遍对周遭垃圾成堆的现象很不满，特别希望彻底改变这种状况。他们不是没想法，是有想法，也想行动。
有人归根于农民的素质问题：“农民愚贫弱私，只想着一己之私、一家之利，根本不去顾及公共环境和公共利益。”这个观点似是而非。确乎农民素质不高，才会想扔哪扔哪，随心所欲不逾矩。要是他们文化水平高点、个人素质高点，就不仅可以将垃圾扔到特定的地方，还可以进行分类处理。没文化真可怕！但问题是：即便他们像大学教授那样有文化有素质，他们将分好类的垃圾扔哪儿呢？读者诸君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当素质很高的你手中有垃圾，想着要扔到垃圾桶里，但走了很远却怎么也找不到垃圾桶，此时你是揣着垃圾继续找垃圾桶，还是气得将垃圾往绿化带中狠狠地扔了？农民在村子里并不是外界所认为的“随意乱扔垃圾”，他们已将垃圾丢在了“最适合”丢的地方：地里、林子里和河里。
有人说是因为农民没钱：“政府官僚的反应与行动总是迟钝、落后的，但农民对垃圾是敏感的。这牵涉到他们自身的生活生产，他们自己不会出钱出力修建垃圾集中处理的地方？他们没有钱。”但我了解到的情况刚好相反，农民手中现在有钱了。君不见打工回来的中年、青年农民在牌桌上一掷千金，一个春节的输赢在几千上万块钱；农民都竞相买车，乡村道路上一到过年，小汽车就拥堵得不行；农民喝喜酒、赶人情的礼金越来越丰厚，越来越大方；小孩的压岁钱、拜年红包也几百上千的给；年货越买越多，越来越丰富、昂贵，紧跟城市居民的步伐；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总之，我还没见过哪家过年舍不得花钱的。钱不是问题，工也不是问题。青壮年农民工过年都回来了，除了走亲戚、上牌桌，也没见有其他重要的事情。他们有的是工夫。可见农村垃圾得不到处理原因也不在于农民没钱没工夫。
那么，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呢？
三
根据我的观察，水村平屋里湾的垃圾问题2009年左右就凸显出来了。从那时起，农民开始感受到垃圾无处处理给生产生活带来的巨大困扰，农村环境也逐渐成了他们抱怨的问题之一。
三四年前，湾里一些人开始考虑修建垃圾集中处理池。小组长自然是认同的，但此事因资金问题未能及时启动。小组长的意见是向上面申请经费，他也数次向村两委打过报告。村两委则一直在申请上面的专项经费——窘困的村集体显然没有足够资金同时给十二个村民小组修建垃圾池。
有人向小组长提议，不要再等上面的资金，本湾本组自己出钱修建。小组的公共资金更不充裕，账面上只有数千块钱，无法承担整个垃圾池的修建费用。这样就得向村民集资；如果不集资，就得村民出工。
无论是让村民出钱，还是出力，都得小组长出面做说服动员工作。小组长就迟疑了，这种动员工作很麻烦，吃力不讨好，还会得罪人。因为这里面既有钉子户、无赖户的问题，也有姓氏内部房头矛盾的问题，还有公平公正问题和村民对村组的信任问题，等等。在农村，自己要搞个事情确实不容易；不做事，或者通过“等、靠、要”来做事也就成了小组长比较理性的选择。
这一拖，几年过去了。上面的资金久未下来，垃圾处理池仍无踪影，村民着急，在外打拼的人返乡时看了也着急。
四
2015年2月15日上午，我和另一个在外工作的同志杨山东商量，认为垃圾集中处理池的问题不能再拖了，再拖整个湾子就不成样子了。于是我们一同找到小组长，要求小组立即组织村民修建，办法是：（1）动员工作由小组长、杨山东和我来做；（2）每家每户至少出一个工；（3）资金由小组出一部分，再向年轻人集资一部分；（4）其他工作分工，包括选址、购置材料等。
有我和杨山东协助做动员工作，小组长就轻松多了，自然工作立马就启动了。之所以杨山东和我协助小组长做工作就容易做通，原因如下：
1、杨山东和我都是读书出去的，在外工作，对家乡又有感情，村里人都看得起、看得上，因而在湾子里说话有分量，大家都会给薄面。
2、杨山东，30岁出头，是杨姓大房人，是大房学历最高者，说话办事公道，在大房里有威望。他有兄弟三人，其父辈兄弟、堂兄弟近十人，可谓家族比较大。在农村讲究人多力量大，只要这个家族支持他，整个大房就支持他。
3、我本人，也是30岁出头，是杨姓二房人，是二房学历最高者。我本人所在的家族较杨山东所在家族更大，我父辈兄弟、堂兄弟共12人，到我辈壮丁有二三十人。家族里都希望我来抻头振兴家族，所以我的建议，家族里的人一般都无异议。
4、两个房头之间有些矛盾，尤其是二房有些家庭与现任小组长的矛盾难以消解，能做钉子户的也是这些家庭。如果由我去做这些家庭的工作，小组长就不用去碰这些硬钉子，工作就顺利得多。我们去做工作的时候，这些家庭见到是我，便说：“由你侄子来抻头搞事，我们就放下事情也要来支持。”
平屋里湾并不大，总人口200余人，户数五十余户，总共花了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就把全湾在家的户数走了个遍。大家对修建垃圾池都很赞同，也很乐意出工，主要做的说明工作是强调修建垃圾池是湾里人自己的事情——既不是政府要在这里搞形象、搞政绩，也不是资本家要在这里做慈善。另外就是解释垃圾池选址问题。有的家庭希望选在离家近的地方，这样丢垃圾方便，有的则希望远点，不然垃圾池的臭味会弥漫到湾子里来。我们在选好址之后，便充分向村民说明我们选址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动员工作做好之后，就立马动工，两天时间把工程完成。
最后统计下来：
1、全湾在家的家庭都至少出了1个工，有的家庭还出了三四个工，总共约花60个工；
2、材料费用：十包水泥、两方石头、一吨沙子、三根涵管、一千匹红砖，总计1360元。
出工不算钱，买材料所花费用1千元由小组承担，其余由参加劳动的年轻人自觉贡献。湾里人估计，如果这个工程由政府的资金来办，没有2万元是完全拿不下来的。
垃圾池修建好的第二天，就有人过来扔垃圾。平屋里湾修建垃圾池的事，在周边一带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其他湾子蠢蠢欲动，纷纷讨论也要组织修建自己的垃圾处理池。这里既有宗族竞争的因素——人家湾子都搞成了，我们不能落后；也是形势所逼——垃圾不得不处理了；更有平屋里湾组织动员带来的示范——组织动员工作只要方式方法得当，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经过动员，村民们花了两天时间就把垃圾池建好了
五
农村的垃圾不是无缘无故多了起来的。随着农村经济条件的改善，最近七八年间，农村对原本在城市消费的物品“突然”有了需求，于是城市生活和消费物品所附带的白色垃圾——诸如塑料袋、泡沫、化纤制品、尿不湿、卫生巾等——也快速侵入农村。农村社会和农村基层政府还未反应过来，便出现了大量生活垃圾的处理问题。农民和政府没有反应过来，即没有提前准备好处置这些垃圾的手段和措施，但是生活垃圾却在随着消费的增加而增多，是需要及时处理的，怎么办？
农民过去的日常生活生产也会产生垃圾，但这些垃圾主要是有机的（诸如木制、纸类和食物等），农民自己可以回收利用，处理的办法主要是在灶台上焚烧或集中丢在自家的地里，两种方法都可以化解垃圾而不会造成污染。如今的白色垃圾却无法援用这两种办法，只能另寻出路。因为农民和政府的反应都跟不上消费的水平，所以不可能在大量白色生活垃圾出来之前会未雨绸缪修建垃圾处理地方。于是农民在处理这些生活垃圾时，选择了以下几种方式：
一是焚烧，在自己灶台或野外集中焚烧。在自家灶台焚烧的白色垃圾一般量比较少，这样焚烧所带来的有毒、难闻气体比较同意消散，但多了就无法焚烧。随着农民家庭条件的改善，传统烧柴火的灶台被煤气灶所取代，这样一来即便少量的垃圾也无法焚烧。在野外空地或自己土地里焚烧，需要有足够量的垃。少了，焚烧的人力成本就较高；由少积多需要农民在家里集中收集，但垃圾堆积容易腐败变臭，因此农民不可能长期将垃圾放置在家中，有一定量后就要及时处理。所以，农民家庭个体焚烧垃圾的方式是零星的，不多见。
二是丢在公共空地或树林里。公共空地包括以前的四荒地和屋前屋后比较宽的道路。四荒地离村子一般都有一定距离，要丢到这些地方去，一般是村民有事从这些地方经过，顺带将垃圾带到这些地方，离村民住处越近的四荒地丢的垃圾就越多。屋前屋后的道路是公家的地方，私人管不住，也就容易造成“公地悲剧”，路边的垃圾就可能越丢越多，也没有人去清理。这种情况在中原一带农村较为常见。
离村里比较近的树林是丢垃圾较为方便的地方，因为这些地方较少人出入，丢了垃圾也不影响走路，也没什么人看得见，不太碍观瞻。南方村落都是依山傍水而建，每个湾子都有个后山竹林。我们小时候经常到竹林里去玩耍，夏天在这里乘凉，冬天在这里玩雪、逮鸟儿。我之前去看时，只见遍地垃圾，找不着踩脚的地儿了，更不用说玩耍了。
三是扔在河边。南方的湾子前一般都有条或大或小的河流，农民的洗漱、浇灌都仰赖她。记忆中，我们湾前那条河清水长流，大人常在里头打鱼虾，小孩则在里头学游泳、摸螃蟹，鸭子一年到头在河里扎猛子。这几年就不成模样了，不仅两岸杂草、灌木丛生，离村最近的一截河水里还丢满了各种各样的垃圾，水中有，岸边也有。水里的垃圾堵在一块，发酵变臭，整条河流变成了一条死水臭水沟，不仅鱼虾没有了，也看不到鸭子嬉戏了。
值得品味的是，现在七八上十岁、十几岁的小孩都不会游泳了——我辈人五六岁就学会了游泳。村民将垃圾肆无忌惮地往河里丢，首先是因为河流是公共地盘，可以丢；其次是丢河里如丢坑里，不在地面上，不容易堆积成山；最后是他们想象河里有水，可以将垃圾冲走。这些年来，农民每年看着河里的垃圾越来越多，河水越来越臭的时候，就期待着来年春夏间下大雨、涨大水，以便将所有的垃圾都一股脑儿冲走。但是他们发现，当河里垃圾丢多了的时候，一年涨多少次水，也不能完全将垃圾冲走，且冲走的速度还赶不上丢的速度。
农民通过这样几个方式处理垃圾，个人家里是干净、整洁、卫生了，但整个村子就看不得了。
六
水村平屋里湾春节前夕自主修建垃圾池的这一举动，在当地垃圾处理上属于破天荒的事情。这个故事揭示了“组织起来比金钱更重要”：农村垃圾处理问题，既不是农民意识没有跟上来，也不是农民素质低下，更不是农民没有钱的问题，而是组织问题。只要农村基层被组织起来了，农民群众被动员起来了，农村垃圾处理与环境保护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如何将农民组织起来，自己解决自己的生活垃圾问题才是问题的关键，也才是农村环境的出路。平屋里湾之前数年都在“等靠要”，发现等不来、靠不住、要不来之后，自发组织动员，垃圾池一两天之内就变成了现实。关键就在于要有一个敢于正面问题、敢于负责任的组织。农村和农民蕴含着巨大的力量，如果能够将他们组织起来、动员起来，就可以为农村建设和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资源。
1、党委政府的基层组织是组织动员群众的唯一合法性组织。在国家力量已完全渗透并改造农村之后，农村传统的组织如宗族、行会、帮派等皆已消失，或不再具备合法性，组织和动员农村资源的唯一合法性组织就只剩下乡村组三级组织。它们既具有国家法律的规范合法性，也能得到农民的认同。
在水村这起垃圾池的事件中，若无村民小组的名义，光靠杨山东和我去组织也是难以搞成的，至少会被人质疑（“凭什么你来搞这些事情”）。因此，村民小组以公家的名义组织是该工程得以成功的基础。所以，农村的事情少不了乡村组的组织，要把农村的事情搞好，就得首先搞好乡村组三级组织。组织起的是战斗堡垒的作用，扮演的是骨干和中枢的角色。
2、宗族等民间组织和观念认同可以被正面地组织起来。有了组织，组织动员群众的具体方式方法则是策略问题了。
在这起事件中，宗族等民间组织和观念认同是组织动员很重要的资源，小组长通过宗族房头内部有权威的人物去动员房头内的资源（出工），去拔掉房头内的“钉子”（阻力、说风凉话等），克服房头内搭便车的思想（不出工出力），不仅节省了组织资源（小组长不用挨家挨户做工作），提高了效率，还从整体上提升了小组的工作能力和工作信心，加强了小组长在群众中的威信（办成了事情，功劳自然归功于小组和小组长）。也就是说，杨山东和我虽然在其中的角色很重要，但说到底是基层组织可资利用的资源而已。
组织和利用宗族力量，还有个很重要的功能是强化村民对基层组织的信任，即借助村民对宗族的信任来加强自己的行动和动员能力。税费改革后，农民对基层组织最深恶痛绝的是各类工程项目中的腐败问题和国家下拨的资源分配不公平问题。因此他们往往对基层组织不信任，即便其中没有腐败问题，他们也会想象其中有腐败。因而不会轻易出钱出力（“为什么我要给你做六十大寿呢？”）。如果有宗族权威介入其中，他们就会因为信任“自己人”而也信任基层组织。
3、走群众路线，就是要组织动员群众办自己的事情。“群众路线”既是党的政治路线，也是党的组织路线。从组织路线来讲，就是党委政府及其官员要组织和动员群众办自己的事情。我调查发现，税费改革后，党和政府在农村办了很多事实，诸如修建或改善水路电，但农民往往不认账，还怀疑其中有猫腻，有腐败，对基层党委政府更加不信任、不认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国家拿钱到农村“买合法性”，得到的却是丢掉合法性的局面？很大部分原因就在于，国家在农村搞的那些项目、工程没有农民自己的参与。农民在这里是被动“享有”的。农民没有参与到其中来，就不会觉得这些工程建设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而是认为那是国家在搞建设，地方政府在搞形象、搞政绩工程，与他们无关。甚或猜测是地方官员要搞腐败才搞这些工程，心生不满和不公平感。他们也因此会生发“等靠要”的思想：反正国家会来搞，自己自然就不会想着出钱出力了。
如果基层组织通过组织、动员的方式，让农民作为主体参与到工程、项目的建设当中来，农民就会把这些工程项目当做自己的事情来办——只要是做自己的事情，就会有积极性、责任心和使命感，做好了就会有成就感。这样农民的主体性、主动性及创造性就会发挥得淋漓尽致。所以，即便由他们自己出钱、出力，他们也乐在其中。在修建垃圾池的动员工作中，我们一再强调这是“湾里人自己的事情”，也是这个道理。
此道理推而广之就是：基层组织不要越俎代庖，以为把农民所有的事情都承包起来，就是对农民的恩惠，农民就会感恩戴德，相反，农民不仅不会感恩，反而会反感；基层组织应该做的是组织和动员的工作，让农民成为真正做事的主体，即组织农民去办他们自己的事情。这样做，既可“得便宜”——出少量的人力物力将事情办好，又可“卖乖”——还能得到群众的认可和拥护，何乐而不为呢？水村垃圾池事件何尝不是这样：村组花小钱让群众出力办大事，又得到了群众满意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