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毅南：中国经济真是“粗放式增长”吗？（上）
【中国经济粗放式增长已经成为主流话语，不过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唐毅南博士近日发布文章，对这一观点提出全面质疑。他认为，“粗放型增长”这一说法的主要依据是认为，中国经济的特征是“高投资，高能耗，低效率，低技术进步”的“两高两低”，和由此而来“高增长，低消费”，然而经济学界并未确认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就是“粗放型”增长。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投资效率、劳动生产率、TFP(技术进步)及消费增长率等几个主要指标进行了比较研究，得出结论，中国经济粗放式增长没有依据。
文章在《学术月刊》发布后引来很多学者的讨论，有肯定也有质疑，比如北京大学霍德明及刘国恩等学者就认为，唐毅南用来衡量投资效率的指标——资本产出比（产出GDP除以投资），没有对资本和投资做出区分；另外这一指标在上世纪50年代就有学者引用讨论，唐文对经济学家早年关于此项指标的讨论缺少关注。
尽管如此，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讨论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话题，关系到我们对当下中国经济发展大势的判断和定性，以及对未来发展能不****能给出恰当的决策。经作者授权，观察者网特别编发此文，供读者思考讨论，也欢迎对此话题有研究的读者来稿交流。全文分为上下两个部分，此文为上。】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长时期的高速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改善。然而，金融危机以来，以美联储前任主席伯南克为代表的“再平衡”理论，把金融危机的部分原因，归结为中国的高储蓄、高投资、和低消费，要求中国经济向西方式的消费经济转型（1）（注释在文末，以下同）。
国内受西方经济学影响的主流经济学家也认为中国过去三十年的高速增长是投资驱动的粗放型增长（2），在金融危机后已经难以为继，需要立即转型。大众传媒和决策机构似乎也接受中国“粗放增长”的理论， 政府官员多次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粗放型增长”这一说法的主要依据是认为中国经济的特征是“高投资，高能耗，低效率，低技术进步”的“两高两低”和由此而来“高增长，低消费”。然而经济学界并未确认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就是“粗放型”增长；尤其是近年来，学术研究普遍认为中国生产率增速是很高的。
在史正富新著《超常增长》（3）中，就资本效率、劳动生产率、技术进步及消费增长率等指标进行了诠释，初步否定了“粗放增长论”的依据，本文将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效率和质量进行更具体深入的分析。
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投资效率
“粗放增长”论的第一论据就是中国高投资、低效率，投资效率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高投资当然是毋庸置疑的，但问题是我们并没有看到有人就低效率给出可靠的事实和数据，有的只是口口相传的说法。那么中国经济增长效率究竟低不低？我们通过事实和数据来回答这个问题。
衡量经济增长效率，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1.生产中资本投入的效率，即投资效率，可以用资本产出比这一指标来度量。2.劳动投入的效率，可以用劳动生产率度量。3.劳动与资本结合方式的效率，这往往反映技术进步与管理水平等多种因素。学术上通常用全要素生产率（TFP）代表。我们下面就首先对这些指标进行考察。
下面，我们先考察投资效率。
中国的投资效率高于美日等发达国家
要评估投资效率，首先要解决用什么指标来度量的问题。在本节中，我们先使用资本-产出比这一指标，而对于学术界常用的全要素生产率（TFP），以及媒体爱讲的GDP能耗等指标，则放在后面讨论。
首先考察资本-产出比是因为这是最直观易懂的指标。简单说，资本产出比就是投入资本量与其带来的产出量之间的比值。即每单位产出所需要的投入的资本。例如，当存量资本产出比是3时，代表每3元存量资本能产出1元GDP；而当增量资本产出比是3时，表示增加1元GDP，要有3元投资。所以资本产出比越低，代表投资效率越高。
当然，资本产出比看似简单，计算上却不容易。首先，它有存量和增量的不同。存量资本产出比和增量资本产出比本质上面没有区别，而计算方法却有很大不同。
按资本存量计算资本产出比时，为了估计存量资本的价值，需要统计初始资本存量、投资品价格指数和折旧率等一系列参数，计算十分复杂。而按增量计算时，投资和经济增长则都比较容易核实，计算简便。
我们比较了两种方法计算的资本产出比，也发现其反映的现象和趋势是一致的，所以我们不再区分存量和增量的概念，用每单位GDP增长所需的投资额计算资本产出比。其次，从投资到形成产出会有一定时间的滞后，当年投资也许要明年及后续几年才陆续形成产出。在本文中，我们把投资与产出的滞后放在一年，采用不变价计量投资与产出。
同时，也是更为重要的，我们对考察期划分时段，计算一定时段中的资本产出比的平均值，即用这一时段中发生的投资总额除以该时段的GDP增长总额。这样做的好处是，由于经济不稳定和计算方法缺陷所引起的年度计量困难就不存在了，而我们得到的结果可以比较准确的反映一段时期中资本运用的总体效率。这也正是本节所要面对的问题。
投资效率的高低不是绝对的，而是要放在具体的时空中才有意义。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无法套用资本产出比进行比较效率高低；即使同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发展阶段的资本产出比也必然不同。为此我们必须将资本产出比的记录放在具有可比意义的历史框架中进行观察与分析。在这当中，英国作为工业革命的原发国，美国作为第一个从跟进国变为前沿国的国家，日本作为第一个成功赶超而成为发达经济体的第一个东方国家，应该具有比较强的代表意义。但限于资料问题，我们较多的把中国与美国对比，兼顾英国与日本的情况。
对于中美两国，因为工业化的起步与推进时期不同，即美国工业化的基本阶段先于中国上百年，所以我们就必须注意两国数据与历史时段上的可比性。下表对原始数据大致发展阶段做了汇总。（表1）
显然，从各个阶段比较，都是中国的投资效率显著优于美国。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实际是1952-1979年）的经济发展是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实行了后发国家普遍的赶超型大推动战略。
经过1949年后的3年恢复时期，从1953年“一五”计划开始，中国一步进入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化阶段。由于重工业投资规模巨大，理论上中国的资本产出比应该比较高，但是把这一时期（1952-1979）的中国与美国相比，不论是与美国同期还是历史上的同一发展阶段比，中国投资效率都优于美国。
其中，1950-1979年，中国资本产出比为4.93，比美国同期这个被称为黄金增长时代的资本产出比（5.01）还低。也就是尽管当时的中国工业很落后，但同期增加1元GDP中国要比美国少投资近1毛钱。若与美国历史上大规模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这一可比阶段（1869-1908）进行比较，则中国的资本产出比（4.93）比美国可比阶段的6.94低2.01，相当于低29%。
1869-1908年的美国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领导国，并借此一举赶超英国，我们至今能从文学作品中读到当时美国的繁华和蒸蒸日上，可见对大规模工业化而言，6.94的资本产出比不算高，中国改革前三十年的4.93已经算是优秀。
改革开放后，中国资本效率又大幅提高。从1980年到2009年，中国资本产出比仅为3.91；而美国从1980年到2009年资本产出比为6.82，效率大为下降。此消彼长，最近三十年中国资本效率大大领先于美国。
总的看，中国自建国以后六十年（1950-2009）资本产出比为3.96，资本效率高于美国，同期美国资本产出比为6.19。（表2）
表2中，在头两个五年计划期间(1952-1961)，中国的资本产出比为11.11，接近美国次贷危机前后（2000-2009年）的11.92。实际上，这期间中国正常的资本产出比差不多是1952-1959年的3.24，但“大跃进”极不务实的经济政策造成了资本产出比的畸高。
同样，文革的影响也使1970-1979年中国的资本产出比狂升至5.45，比美国同期的5.42还略高。但是，即使受文革的严重冲击，这时中国投资效率仍然好于上面美国1869-1908年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的6.94。
事实上，上世纪以来美国除了受二战刺激（1940-1949）外，资本产出比从来没有低于4。中国则只有政治运动干扰经济最剧烈的大跃进和文革时期资本产出比超过4。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十年平均的不变价资本产出比基本保持稳定，资本产出比从上世纪90年代的3.80温和上升到了本世纪头十年的3.95。
综合表1和表2，中国投资效率显然是高于美国的。但是，与日本比怎么样？日本是成功赶超的典型国家，投资效率在其赶超阶段公认是好的，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老师”之一，我们在本文一个更详细的版本中也通过比较中日资本产出比，系统比较了中日投资效率的历史状况，结果发现，中国的改革以来的投资效率也好于日本在二战后赶超阶段的表现。（5）
资本产出比显示：中国投资效率系统性的和历史性的高于美国和日本。但既然资本产出比是投资效率的最直观反映，那么我们自然会问：上面我们看到中国资本产出比虽然在改革开放后下降了，但又从1990-1999年的3.80上升到了2000-2009年的3.95，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投资效率会逐渐下降？中国资本产出比上升的原因又在哪里？
资本产出比的升高或降低是与经济发展阶段相联系的。随着一国经济从轻工业转向重化工业以及相伴的大规模城市化，人均固定资本持续增加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在主流经济学理论中，这一过程被称为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Labor Saving Technical Change)和相应的资本积累；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语言中，又被称为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历史趋势（6），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也包含类似想法（7）。
其共同的内涵是：在工业化由轻工业为主向重工业发展的历史阶段，国民产值中越来越大的部分将会变成物质资本的积累，使得整个社会中物质资本（C）存量不断加速增加，人力资本（V）增长相对落后，C/V的比例的提高就表现为资本产出比上升。表1中可以看到，美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本产出比都经历了一个上升、平稳、下降、再上升的过程。
与美国相比，中国资本目前的产出比算是很低的（1982-2011为3.83），现在的上升趋势从历史上看也是比较慢的（2000-2009为3.95），目前仍然低于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5到8的水平。从表1知道，要实现现代化，资本产出比达到6以上属市场经济的正常水平。目前中国4左右的资本产出比可称优异，而不是低效的“粗放增长”。
既然数据系统的显示出中国投资效率显著高于美国。但为什么大多数人的日常印象都是美国企业效率更高呢？美国有众多我们耳熟能详的优秀企业，效率世界领先，为何整体投资效率比中国还低呢？
美国的资本毁灭拉低了总资本效率
美国的投资效率应该说在市场经济国家中还是比较好的，但其实不高，这是市场经济的特性决定的。美国知名企业的效率确实很高，创新能力和盈利能力都非常强，但这些个别企业的高效率是以整个社会的高投资浪费作为代价的。美国式比较彻底的市场经济国家的投资受经济周期的影响非常显著，过度投资和资本毁灭交替出现。
马克思、凯恩斯（8）等人在3-5年的周期上从不同角度分析了随经济繁荣和衰退交替的投资过度和消灭，造成美国投资效率整体比中国低的主要是这种周期下的资本毁灭。美国在更长的时期内，即在所谓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和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的时间尺度，则发生了产业整体衰退。
观察美国自大萧条以来的总投资率和净投资率，我们发现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平均总投资率并无显著下降，但平均净投资率的则在稳步下降，这反映了美国产业衰退的大背景。
总投资率与净投资率的差额，在会计上等于资本消耗率（Consumption of Fix Capital, CFC），也对应GDP和国民生产净值（NDP）的差额；具体说，CFC等于企业正常运营的固定资产每年产生的折旧，加上由于企业破产等原因导致的固定资产毁弃，折价处理等造成的价值损失（9）。因此，从数量上看，由于在经济衰退导致总投资率下降时，企业破产导致资本毁灭大幅增加，净投资率就会加速下降；而总投资率回升时，净投资率回升的幅度总不够补偿当初的下降。
大规模的资本毁灭既使幸存的企业效率极高，也同时拉低了美国整体投资效率。在这些3-5年的周期内，刨掉对资本正常折旧的重置投资后，成百上千亿的资本被消灭了。在遇到极严重危机时，净投资率更会直接变成负的。
例如在次贷危机后所发生的情况。自2008年后连续四年，美国净投资率都小于0， 2009-2012年分别为-1.19%，-1.36%，-1.05%，和-0.42%。同期美国现价GDP则分别为144179亿美元，149583亿美元，155338亿美元，和162446亿美元。相当于经过新成立企业投资和已有企业追加投资的冲销后，这期间美国仍有共6048亿美元的资本毁灭没有得到补偿。更具体的美国资本毁灭情况我们将另文报告（10）。
当然，同是市场经济，中国也有众多在竞争中失败的企业，也存在资本的损失，但是反映到宏观层面，中国总体的资本效率仍然高过美国，这就说明我们整体资本毁灭率必然较低。中国为何能做到这一点？原因在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保证了投资平均成功率较高，又避免了美国式经济周期大幅震荡的影响，使得中国企业近三十年没有遭遇过严重衰退时不得不大量破产的窘境。
史正富指出：中国经济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直到2008年世界性经济危机期间，总体上一直持续高位运行，这恰好对应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完善，使中国的经济增长得以避免常规市场经济中必然存在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在1994年后的二十年中持续高位运行，缔造出超常规增长与超低经济波动并存的奇迹，比较有效地避免了国民经济的巨幅波动，其背后的动力在于中国拥有以“三维市场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11）。
结果是，在高速平稳的增长中，中国企业虽然也按照市场竞争优胜劣汰，但总体上看并未发生大规模投资过度和产能过剩。产能在某一时段或某一行业会过剩，但几十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总会把过剩的产能及时消化，企业也就不会发生经济衰退中的“猝死”而造成如正常市场经济中那样大规模的资本毁灭。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中的投资效率在总体上高于美国，与美国单个企业效率高，这二者不但不矛盾，而且是相互补充的。上一节我们看到的美国1973年后投资效率的下降不是偶然的，观察美国产业发展的历史，近些年较新的投资中新兴产业的比重很大。众所周知，高新科技具有失败率特别高的特点，成功的企业往往不足以弥补整个高科技行业大量的资本毁灭对资本效率的拉低。因此可以说是金融创新和科技创新这两个创新推动了资本毁灭率的提高：1973年正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美国逐渐转向虚拟经济和新兴产业的开始。
未来中国当然也会大力发展失败率高的高新科技，但是如果中国继续发挥制度优势，在有效避免美国式经济周期的大幅波动的同时避免美国式的过度金融化，那么中国的投资效率就可以再上一个台阶。这样，中国不但整体的投资效率仍然可以保持高于美国，同时也会不断涌现效率特别高的企业，因为高效率企业的出现并不需要像美国一样以整体投资效率大幅下降为代价。
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劳动生产率
中国投资效率令人满意，那么，从劳动投入的角度看中国增长的效率如何？
的确，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保证了劳动力的有效供给，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巨大。但更为重要的是几十年来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如下图所示。（图1）
如图1所示，1978 年至 2011 年我国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从 0.16 万元跃升至 2.022 万元（1990年不变价），增长了约12倍。可见，虽然这期间中国发展中城市化与农民进城务工的规模史无前例，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彰显的“效率红利”才是真正精彩的。
中国劳动增长率的速度之快，大大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成绩。按上图计算，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高达7.83%，自1994年以来更是高达9.26%。而美国自建国以来从未达到这种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
我们按照Gordon（12）的数据计算，发现自1960年代以后，美国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速从未超过2%。最高是1964年到1972年的1.94%，最低是1978年到1987年的1.37%。“新经济”以来二十年平均增长率约1.7%左右，也并不是很高。再往前一个世纪，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高过英国，但美国自1835年到1909年平均实际GDP增长率约为4%，扣掉劳动力增长，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还是只有2%左右。
尤其值得强调的是，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只是源于工业化引起的农业占比下降这一结构效益，而是以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为基础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使得劳动力得以实现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前提下从农业向工商业的大规模流动。通过农业劳动力向工商业的转换，以及第二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升，全面推高中国劳动生产率。
早先中国劳动力转移并非因为存在工农劳动生产率差异，首先是因为农民失业，如陈廷煊（13）所指出的：1949—1957年中国只好在城市实行“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和对国民党军政人员实行“包下来”的扩大就业的政策，减轻失业。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根本不能在吃饱饭的前提下支撑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
到了1958-1963 年间“大跃进”和经济调整时期，先是出现大跃进时运动式手段带动的农业劳动力非正常地向城市“急剧转移”，随后又因出现经济困难和粮食大减产，发生向农业回流的“逆向转移”。到1964-1978年间，由于上一时期的非正常的“逆向转移”和经济问题，劳动力转移基本已经不可能了。结果分割城乡关系的招工制度和户籍制度形成，严格限制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实际是防止农业失业人口变为城市失业人口。
如下表所示，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高在改革开放后成为现实，从而在吃饱饭的基础上实现了人口转移。（表3）
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进一步支撑工商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如下图（图2）。
从图2中我们看到，1978年农业不变价劳动效率为0.066万元/人，到1991年已经为0.129万元/人，约翻了一番，年均增长率5.4%。但是城镇化率仅从1978年的17.92%上升到1991年的26.37%。
中国真正的劳动力转移，发生在1992年后。1992年起，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都加速增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开始渴求新的劳动力，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保证了农业人口减少的同时农业实现稳步增产，确立粮食安全自主的格局。这就在劳动力转移的需求方和供给方之间架起来一座宽阔的桥梁。
到2011年，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已经达到0.561万元/人，1992-2011年年均增长率为7.9%，比1978年增长4.5倍。与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相伴的，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升。1978年，中国第二产业不变价劳动生产率为0.454万元/人，第三产业为0.322万元/人；到2011年上升为3.082万元/人和2.372万元/人，分别增长5.39倍和6.37倍。结果是，农业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口比重从1978年的70.5%下降到2011年的34.8%，城市化率达到51.27%。
上面的数字说明，所谓靠廉价劳动力和“血汗工厂”实现中国高增长的说法很值得怀疑。且不说按陈廷煊报告的劳动力转移历史，廉价劳动力在效率不提高的状况下使用强力也不能完成转移，血汗工厂其实很难开起来，因为效率低下开什么工厂都是要倒的；只说农民工现在已经不愿意再回农村造成的农村空壳现象，说明农民工进城享受到的劳动效率提高的收益，要远远大于取消历史上的“剪刀差”带来的好处。
那么，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的动力是什么？原因有三：首先是人均资本占有的提高，也就是中国这么多年高投资带来了不断的资本深化，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在农业生产中，机械化不断普及、农田基础设施不断增加、农药化肥投入和运输也不再是问题。同时，工业的生产装备也不断增加和升级，尤其资本密集的重化工业和装备制造业经历了重大发展。
第二，技术进步也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大发展。工业经历的技术革命后面我们将会详述。这里特别要指出农业生产技术提高对人口转移的支撑作用。徐加和黄祖辉（14）很早就发现：中国保证了一定的农业资金投入，提高了农业物质技术装备程度，促进了农业的广义技术进步。这使得工业化进程中农业劳动力向工业转移的同时，保证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保证了中国劳动力转移基本上处于正常的、良性的状态。使中国并没有出现许多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用牺牲农业，以农业劳动生产率停滞，甚至下降的代价来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尽快转移的非良性现象。
第三，中国经济各部门中的管理和运营效率都大幅提升了。技术进步和资本增加当然客观上要求管理和运营效率相应提高，但更为关键的原因是中国改革造成了制度的进步。改革首先使国企和民营企业一样都直接面对市场，参与竞争；在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企业更是参与到全球竞争中，市场竞争极大的提高了企业的战略管理能力。同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国家成功的在战略上指导了企业的经营发展和管理运营水平的提升。
由于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我们可以断言，随着城市化进行，农业人口势必进一步下降，直到农业劳动生产率赶上工商业。中国未来以农村剩余人口为基础的人口红利会消失。但这不等于与人力资本有关的人口红利的消失，因为随着人力资本的积累，中国劳动生产率还将进一步增长。
中国未来发展以产业升级为主题，因此迫切需要的劳动力已不再是直接从农民转型过来的简单劳动力，而是经过系统培训的、高素质的、技能型、专业型劳动者队伍。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传统产业改造，到高端消费产业与服务业的长期成长，对专业型、技能型劳动者的需求极其庞大。因此，旧的低水平的简单人口红利消失了，新的更高水平的技能人口红利还有待开发，关键在于健全合理的职业培训体系，落实资金投入。
注释：
（1）: Bernanke, Ben S. “The Global Saving Glut and the U.S.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speech delivered at the Homer Jones Lectur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St. Louis, Mo., April 14, (2005).
（2） 吴敬琏，中国增长模式选择，第4版，上海远东出版社，上海（2007，2014）。
（3）：史正富，2013：《超常增长：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4）：参见：Rhode, P., 2002, “Gallman’s Annual Output Series for the United States, 1834-1909”, NBER Working Paper, No. 8860. Gallman, R., 1985, “The U.S. Capital Stock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BER Working Paper, No. 1541. Gallman, R., 1960, “Commodity Output, 1839-1899”, in The Conference on Research in Income and Wealth, Ed., “Trends in the American Econom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3-72. BEA, 2013, NIPA tables, http://www.bea.gov。中国国家统计局，2000-2012：《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中国国家统计局，1999：《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
（5）：唐毅南，2014；《中国经济真是“粗放式增长吗”？》，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工作论文系列《真实经济研究》，No. 2014-01。
（6）Hicks，J., 1932, “The Theory of Wages”，London: Macmillan Press. 马克思，1867：《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7）Rostow, W., 1960,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8）Keynes, J.M., 1936,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9）：参见：Fraumeni, B., 1997, “The Measurement of Depreciation in the U.S. National Income and Product Accounts”, 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 July, 7-23.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2003, “Fixed Assets and Consumer Durable Good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25–99”.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0）：对美国资本毁灭情况的具体分析参见：唐毅南，2014；《资本毁灭与优秀企业：为何中国投资效率好于美国？》，复旦大学工作论文。
（11）：史正富，2013：《超常增长：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第一章，第18-22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12）Gordon, R. J., 2010, “Revisiting U. S. Productivity Growth over the Past Century with a View of the Future”, NBER Working Paper, No. 15834.
（13）陈廷煊，1999：《城市化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中国经济史研究》第4期。
（14）徐加、黄祖辉，1992：《技术进步与农业劳动力转移》，《农业经济问题》第12期。
（15）史正富，2013：《超常增长：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第四章，第100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