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少宇：谁是针灸最大的敌人？兼谈中医兴废史

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上的几篇文章，在太平洋两岸再次点燃了对针灸乃至中医的大讨论。这波争议的独特之处在于，华人中医师站出来正面反驳对方，而且得以在JAMA这一学术平台上刊出，原论文作者也对这些质疑作出了回应。双方形成了良好的学术探讨氛围，应该说是可喜的进步。

然而，有些网友质疑，在现代医学范围内讨论针灸（或中医），是“用土豆技术标准讨论红薯问题”，“就像说一个女人没有男人味，说一个男人没有女人味儿一样可笑”。也有人将对针灸的批评文章，上升到“科学霸权主义”的高度，认为是“颠倒黑白，服务于西方利润”。

近代命运多舛的中医

某些网友的反应看似过激，倒也不难理解。自国人见识西医西药的威力以来，中医就陷入了舆论漩涡。

清代学者俞樾被认为是“废医”第一人

早在1879年，学者俞樾就发表了《废医论》，之后又发表《医药说》，提出“医可废，药不可尽废”的观点，是“废医存药”的滥觞；但后来也不乏“医药皆废”的声音。1912年底和1913年初，北洋政府两次颁布了《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都没有把“中医药”列为教育学科，而只提倡专门的西医学校，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1929年，民国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通过了废止中医案——《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公布后，立即引起中医界的强烈反弹，在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组成请愿团，要求政府立即取消议案。社会舆论中也不乏“取缔中医就是致病民于死命”等口号。

1929年，抗议废止中医的代表合影留念

从历史来看，中医药在数千年时间里，为中国人民的健康“保驾护航”，很难相信完全都只是安慰剂效应。以民国的教育水平，一时间也不可能拿出很多“西医”来填补空白，且不论中医疗效如何，如果病急时无医可投，岂不要天下大乱？中医一开始就遭到激进反对，后来出现猛烈反弹，当在意料之中。

清末佛山医院的白内障手术。由于西医西药对很多疾病疗效显著，中医药受到很大冲击，但激进废医并不可取

新中国建立后，50年代就发生大争议，最终主张“废医”的卫生部副部长王斌和贺诚被撤职。但同时，“中西医结合”的说法开始兴起。1982年，新修改的宪法中提出“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给予中医和西医同等的地位。

几十年来，政府对中医的支持有目共睹。就在15号，习近平还走访中医馆，为他们点赞，表示“像我们自己也喜欢看中医”。

然而，中医药未来的发展、现代化的道路、与西医药的关系，在学界、民间一直存有争议，不时爆出舆论热点。网络兴起后，相关的论辩规模迅速扩大，矛盾也更加公开化，还常与“资本”“霸权”“医药集团利益”等敏感词语捆绑在一起。

中医如何为自己正名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医学上尤为突出。解决争议的最好方法，就是证明自己的疗效。中医药有几千年的实践，显然不可能一棍子全部打死，但如果认为，“至于什么西方理论的论证，远远比不上病患的感觉来的真实、可靠”，或称“中医千百年来累积的经验、记录及无数的见证本已无懈可击”，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中医毕竟诞生、发展于古代，没有现代数学的支撑，人们固然知道根据比例来判断疗效，或在遇到时而有效、时而无效的情况后，根据“辩证”或其他标准来分类、解释，但对数字的感觉很可能谬以千里。

比如说：假想有一种通过检验胃液来诊断胃癌的方法，胃癌患者检验结果为阳性的概率为99.9％，非胃癌患者检验结果为阳性（“假阳性”）的概率为0.1％，假定某地区胃癌患病率为0.01％。问：确诊率多大？（即检验结果为阳性者确实患胃癌的概率）。普通人看见99.9%这样的数字，很可能认为确诊率很高，但根据“条件概率”计算，确诊率只有1/11而已，假阳性的概率要降为0.01％，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确诊率才能上升为50％。

因此，中医首先面临的障碍不是什么“整体论”“还原论”的争议，不是自证“五行”“阴阳”，而是现代数学的挑战。面对这样的对手，“千百年经验”并站不住脚，抛出各种“亲历记”也没用，需要在现代统计学的支持下，完成对疗效的重新证明。当然，设计实验也要考虑到不同思路可能对结果造成一定的影响，但一听到西方研究就将其“妖魔化”，或者一味拒斥西方医学的标准，连带着抛弃现代统计学、标准化、可重复性、双盲实验等理念，则未免矫枉过正。

以针灸为例，目前各方实验结果存在很大的争议，一是有效没效，疗效比安慰剂效应高多少，差异是否显著，二是效果是否与经络有关。早已有学者在探讨具体的实验方案，比如为了选择对照，需要在“非经非穴”的地方扎针，国内2009年就有文章指出，“国内非经非穴选取以在经穴旁开0.5～ 4cm或两经之间中点选取，较少在远端选取，国外非穴位定位除了在经穴旁开的1～3cm选取方法，也常在所选经穴的较远的地方选取。国内外对非穴位定位描述术语也各有不同，国内以经穴旁开表述，仅用语言表述，国外多用解剖术语描述非穴定位，部分研究结合图文并茂的方式表述……由于目前非经非穴选取方法没有统一规范的标准，且穴位除我国的十四经穴外还有其他国家的穴位，如何设计选择非经非穴难度较大。”

而这次正反两方能够直接在外国期刊上讨论方法，对于推动中医的发展，无疑是利大于弊的。相比之下，网络舆论中极端的声音简直是在帮倒忙。

针灸已走出国门，怎样做才有助于其发展壮大？图为英国某针灸店的广告

中西医真的无法结合？

目前的“中西医结合”，确实存在不少问题，中医药学教育“西医化”也有一些苗头，但要说“已完全被西医化，按照西医的标准教学、研究，传统医药学的继承都已经成为问题，又如何去创新”，则实在有些耸人听闻。

笔者以一项研究为例。2008年3月14日，陈竺院士（当时他已是卫生部长，不过研究工作很多是在之前完成的）领导的团队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发表一篇论文，对中药方剂复方黄黛片治疗急性早幼粒性白血病的分子机理做了系统分析，用生物化学的方法，从分子水平阐明了一个完全依据中医理论研发出来的中药复方黄黛片治疗白血病的多成分多靶点作用机理，并阐释了该方剂“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

有兴趣了解具体细节的读者，可以再阅读以下引文：

在正常情况下，造血细胞由幼稚到成熟的分化过程中，促进细胞分化的基因、属“正”的因素必须逐渐增高，而抑制细胞分化的基因、属“邪”的因素必须相应减少；在细胞周期的调控方面，促进细胞周期的蛋白“阳”与抑制细胞周期的因子“阴”必须维持平衡。患白血病，“正”往往受到压制而“邪”盛，“阳亢”而“阴虚”。

在分子水平上，三药联合可显著增强由硫化砷引起的对急性早幼粒细胞性白血病的致病性PML-RARα癌蛋白的降解破坏，因此具有“去邪”的作用，硫化砷是“君药”。在药物作用下，促进细胞分化的基因表达明显增高，抑制细胞分化的基因显著降低，丹参酮在其中起重要作用；促进细胞周期的蛋白明显得到压制，而抑制细胞周期的蛋白显著增多，其中靛玉红发挥重要作用，研究证实丹参酮是“臣药”、靛玉红是“佐药”。研究还发现，丹参酮与靛玉红通过增加负责运输硫化砷的水甘油通道蛋白9的含量，促使进入白血病细胞的硫化砷明显增多，因此二者都起到“使药”的作用。复方黄黛片通过联合应用，产生协同效应。

总而言之，中医药的疗效目前仍有很多不明确的地方，机理更是迷雾重重，但国内外研究者都在努力研究，并逐步形成良性的学术氛围。自习大大以降，中国政府也在支持中医药的理论研究、服务实践和产业成长。然而，国内部分围观者却往往反应过激，对西方思想、西方研究过度排斥，从长远来看，无助于中医药的科学发展，更无助于其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