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维平：基层司法工作者的一些心声

春节前，北京某律师事务所放出狠话：该律所组织了数名红包专员除夕夜19：00-24：00在全国律师各大群派发10万元现金红包！对于这样有钱任性的律师事务所，我只能说：请拉我进群！

与此同时，其他许多律师在微信群里也频繁地发红包，一些派发红包的微信群一度达到了500人的人数上限，可谓盛况空前。红包虽然只是私人感情交流，但从法律人好友群里的红包接龙游戏也大致能分出法律职业的“三六九等”。尽管许多时候，法庭上是法官说了算，检察官有些霸道，但在红包拜年时，他们大都只能浅尝辄止，点到而已，美其名曰：“心意到了就好！”看到一次大几十上百的接龙，许多司法官都犯起嘀咕：玩不起！

法官、检察官，你们发的红包怎么都辣么少？

春节前许多律所的年会都搞得红红火火，但法院检察院却鲜有年终福利。没有年终奖，没有尾牙，守到大年廿九，还要在春节期间值班，是许多公务员（当然包括法官、检察官）的真实写照。笔者大年初一早上也驱车到邻县的单位值了一上午的班。这在许多老百姓看来是人民公仆理所应当做到的，但公务员也有亲友，同样是法律人，比起陪在家人身边过年的律师，一些法官、检察官们多少显得有点失落。

在过去的2014年里，司法改革让许多法律人看到了希望，但司法改革究竟应该怎么搞，从中央到地方，相关的顶层设计文件都属于保密状态，大家都只能从媒体报道中猜测些端倪，而民间也不断有人质疑改革试点的成效。

笔者作为基层工作者，很想借观察者网这个平台，谈谈自己的看法，希望在做好本职工作之外，能够再对司法改革尽一份力。

据我了解，司法改革开始后，许多地方现有的工作状况改变有限，反倒产生了不少负面效果。比如，“员额制”挤掉了某些人原有的“法官”、“检察官”名号。一些地方法院、检察院打着“任职回避”的幌子，试图将有律师配偶的法官、检察官排除在员额之外，某年轻女法官因爱人是律师，为了不被法院挤出法官的员额竟然选择了离婚。应该说，“任职回避”等大方向是对的，但在处理具体的“历史遗留问题”时，需要对方案多多斟酌，避免粗暴。

员额、身份调整了，但养老金改革、公务员加薪等远不如预期，许多法官、检察官之间甚至流传起“不以加薪为目的的司法改革都是耍流氓”的调侃。

更要命的是，不仅内部格局调整损害了一线办案法官、检察官的利益，一些律师事务所的“糖衣炮弹”也开始媚惑离间他们。就在情人节前一天，北京某律师事务所向公检法已经离职和准备离职的人员奉上了玫瑰花，广告高薪招聘公检法辞职的律师，称您敢辞职我敢聘，并按衙门职务的高低，向基层、中级、高级、最高法院（检、公）开出了15-30万元不等的起薪。尽管这些价码在某些地方并没有太大吸引力，该律所也可能更多地只是为了赚眼球博出位，但该文章两天内十万以上的阅读量，也着实印证了离职法官刘仕毕在文章中的话：法院，有人摸你的G点！

笔者曾经和北京某基层法院的法官交流过辞职问题，在他看来，法官职业更能体现自身的价值，所以还是选择了坚守。尽管三口之家在偌大的京畿里蜗居着，但他说法袍和法槌给他带来的是另一种尊荣感。但如果作为“司法民工”，最终只剩下这种尊荣和理想支撑，恐怕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是难以维系的。

人心有变后，原本属于正常的法律职业间的流动，在某些地方正异化为法律人员之间的攻防保卫战。大概是看到太多司法人员起了“异心”，管理机关也不甘示弱，要在法律职业间筑起樊篱。些地方的公务员管理部门对法官、检察官的辞职申请都保持警戒态度，除了程序上的拖、卡，还有各种软硬兼施。领导找谈话、提待遇、给荣誉等，这些是敬酒；但同时还有罚酒明摆在眼前，比如捆绑在法官、检察官身份职业上的最低服务年限承诺，将返还或取消房子、户口福利等。

当然，司法机关不是少了谁就不能转的，人才还没有完全流失到律师事务所，但如果将来某一天，法官、检察官的能力不如律师，那真让人不寒而栗。就现状而言，法律人才是藏是用，怎么用仍然是司法机关人员管理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一些省级司法机关的办公室里，不是还有不少法学博士、博士后在编写信息简报吗？

司法人员分类管理怎么改，待遇、前途如何，大多数的司法人员都不得而知，这样凭空增加的不确定性也很有“杀伤力”。许多司法人员支持推动司法公开，但也希望司法改革不要这么秘而不宣，以致于觉得“再而衰、三而竭”的也大有人在。于是，一些人最终还是选择了在司改的黎明前离开。

基层的司法人员也都是普通人，司法机关也会面对人才流失的危机，法官、检察官的素养对于法治而言至关重要。司法改革究竟能取得什么样的成效？包括笔者在内的基层司法人员都拭目以待，在此仅想传递些基层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