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大旭：新加坡——一样的中国年，不一样的中国心

新加坡市中心的天福宫庙门外，此时已挂上了大红灯笼和春联，使这座有170多年历史的寺庙比平日更添了几分明艳。这座寺庙正在准备迎接一年中最繁忙的时间：接下来的几周内，成千上万名善男信女将在这里上香许愿，迎来一个吉祥的中国年。在这样的日子里，即使如我一样、远谈不上虔诚的人们，也会尽量维系这条代代传承的传统纽带。

在如此典型的中华文化环境中，对自己的传统提出质疑似乎显得格格不入，但今天，新加坡就意味着对“华人身份”这个传统观念的挑战。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崛起，她在对外输出一套关于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概念，这种概念在海外华人社会中产生了新的张力。从前，新加坡华裔曾经被称为“中国人”或“华人”，而这两个词之间存在着细微的区别：前者是指具有中国国籍或在中国出生的人，后者则泛指任何在种族和文化上属于中华文明的炎黄子孙，这种细微的区别被认为是人为添加的。但正是这种微妙的区分，现在已经成为了新加坡华人身份问题的关键所在。

新加坡天福宫

从种族上区分，新加坡有四分之三的人口是华人，他们多数是19世纪上半叶从中国福建省远渡南洋定居星洲岛上的移民后裔。虽然新加坡的马来裔与印度裔原住民，与19世纪来自这些国家的移民一起，在当地形成了重要的社区，但华人才是最初构建新加坡的中坚力量。

在马来西亚独立后，为了在这个以马来人为主的新建国家中维护华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权利，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爆发了苦涩的矛盾。1965年，新加坡不得已从马来西亚脱离出来。如今，比起版图远超自己、且资源丰富的邻国，新加坡这个以华人为主的蕞尔小国的人均GDP约为马来西亚的5倍。

但在今天的新加坡，这种向好的经济趋势恰恰对华人身份构成了困扰。2013年，新加坡政府发布白皮书，为未来维持经济增长以及增加人口（从530万增至690万）制定了计划。新加坡本来就人口稠密、建筑空间有限，这份计划甫一出台便饱受争议，甚至在社会上引发前所未有的抗议：鉴于新加坡低下的生育水平，这种数量的人口增长必须依靠外来移民，而大量民众认为，这些移民将主要来自中国。

表面上看，中国移民要在文化上融入新加坡无比轻松。在新加坡的多语种教育系统中，华语实际上是仅次于英语的第二语言。近半个世纪前，新加坡采用了中国大陆的简体字，而非香港和台湾的繁体中文。在20世纪70年代末，新加坡政府发起了“讲华语运动”，以限制各种中国方言的使用。由于新加坡与中国有相似的华族美食和根植于儒释道传统的华族习俗，新加坡人熟悉中国文化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然而，新加坡的华人和中国大陆的中国人之间，仍然横亘着一道鸿沟。造成这种割裂的，是当代社会价值和价值背后的语言。

在新加坡活跃的互联网媒体和网络论坛上，对中国移民的偏见处处可见。新加坡人经常抱怨中国大陆人言谈粗鲁、举止不文明：前不久，曾发生一起“中国女人”在一尘不染的地铁站内排便的事件，在“真实新加坡”（The Real Singapore）和海峡时报移动版（Straits Times Online Mobile Print）等门户网站上引发轩然大波。中国移民则对新加坡华人同胞们表现出的冷漠深感失望，并且认为他们连普通话都说不标准，足见这些岛国华裔不是正统的中国人。

这种紧张关系造成了双向的仇外情绪，尽管新加坡本地华人与中国移民同根同源，但双方彼此指责对方持种族主义立场。可以预见，这种情况将导致双方各自强调文化意义上的身份认同。虽然新加坡电视电台播放的节目大多采用中国大陆抑扬顿挫的普通话，但当地商店、公交系统和的熟食中心（观察者网注：即大排档）里，人们操着带有浓重口音的新加坡华语——它混杂着当地特有的词汇，并糅合了来自英语、马来语以及各种中国方言的外来词汇。闽南话等当地方言仍相当流行。虽然学校必须向华族学生开设华语课程，但有相当大部分主要来自富裕阶层的新加坡华人讲起英语更加自在。

中国对新加坡人日常生活的影响力日趋明显，促使他们更加认同自己作为新加坡人的身份，而非中国移民后裔的身份。如果说当初新加坡华裔是为了与马来西亚作区分而对华人身份产生了认同，今天他们再次定义身份则是为了与中国划清界限。去年秋天，我有位新加坡华人朋友前往日本工作，因为钓鱼岛问题，当时正值中日两国关系高度紧张的时刻。临行前他告诉我，“我只需确保他们（日本人）知道我是新加坡人，不是中国人。”

但当我处身天福宫中，与其他信徒一起按照中华传统准备香火供品时，我很难想象不以“中华”去形容周围的一切。大多数新加坡华裔仍然自称为“华人”；仍然与我以普通话进行沟通；仍然没有脱离中国的传统习俗。然而，这些海外华侨在新加坡传承并利用悠久的中华传统，塑造了崭新的身份认同，创建出一种混合文化，对单一的中国人身份认同提出了质疑。

（观察者网杨晗轶译自《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