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炜】新春随感：用新思维来迎接中国秩序

2009年1月，中国海军编队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这一事件并没有引起太多注意，但屈指算来，却是郑和下“西洋”六百多年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出现在西亚东非海域。又据媒体报道，2015 年中国和俄罗斯海军将在地中海海域举行联合军演。如果军演能顺利举行，将是历史上中国军队第一次出现在欧洲人家门口。

未来的人们将发现，这都是标志性的文明史事件，而事件背后是三十年来中国国力的巨大提升。这就是为什么国际媒体最近开始谈所谓“中国秩序”，中国成为“头号国家”，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甚至宣称，2015年世界进入“中国世纪”。凡此种种并不令人意外。经济力量固不能等同于军事、政治和文化力量，但最终转化成其他形式的力量，却是确然无疑的。中国人当然不能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 我国人均GDP与欧美日仍相距甚远，国家、社会和环境治理仍有大量问题急需解决，国民的科学和人文素质仍亟待提高 -- 但中国已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国际地位今非昔比，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在国际秩序中扮演弱者角色一百多年后，又要重新学习如何充当领导者。

全球权力关系既然已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且不难想见越到后来便越明显，一个大课题现已摆到中国人面前：摆脱一百多年来弱者、受害者的自我定位，逐渐学会并习惯于扮演一个全球性大国的角色。但是，要学会扮演全球大国角色，首先得弄清楚，中国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已经是大国，以及今后在若干年内，中国在哪些方面还应该有更大的作为。除了“五常”身份、超大人口规模和巨大经济总量等显而易见的事实外，还得看清中国在其他方面已经取得和将要取得的成就，以及正在发挥和将要发挥的作用。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14年中国GDP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据《中国经济周刊》，近年来我国对外投资一直高速度增长，至2012年底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存量达5319.4亿美元，2014年对外直接投资或超过利用外资规模，至2020年更将达到1万亿美元。据《金融时报》预测，至2030年中国债券市场将由目前3万多亿美元的规模增长至32万亿美元，整个亚洲金融体系规模可能比美欧加起来还大；2040年以后，中国经济规模可能两倍于美国；至2050年，以中国为首的亚洲金融体系规模可能是西方国家的4倍还多，中国在全球GDP的占比将达三分之一。

据《光明日报》，近年来我国科技体制改革有很大的推进，大型科技仪器设备将向社会开放，高精尖科技将成为全社会共享资源；加大了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使我国专利申请数已居世界首位；增大了科技研发投入，R&D经费投入超过1万亿元，位列世界前三，经费投入强度更突破2%，超过欧盟。不仅高铁技术雄霸全球，探月工程、北斗工程、大飞机工程等也顺利实施，更有天河二号计算机连续四年居世界超级计算机之首。相比之下，近年来美国科技创新萎靡不振，重要的科技公司不得不把主要研究机构设在中国，而实验室科技人员又大多为中国人，这只可能进一步加强中国的科技研发能力。

国力的增长不可能不带来地缘政治格局和权力关系的变化，多年来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再也不可能稳如磐石。实际上早在1996年，便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宗旨是维护和加强地区安全与稳定，推动建立民主、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这是近代以来第一个中国所主导的政治军事性质的国际组织，虽并不具有联盟性质，却被称为东方版“北约”。正如有论者所说，近年来上合组织已不仅仅是一个中亚俱乐部，而正在获得全球影响力。此外，2002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协议签署；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建立。这是目前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拥有19亿人口、GDP接近6万亿美元，不仅有直接经济意义，对于中国与东南亚关系更有长远政治意义。

如果说上合组织的重心在中亚，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重心在东南亚，那么金砖国家组织、亚信会议（包括亚洲大陆所有国家，甚至土耳其和埃及）、中日韩三边委员会等则表明，中国力量所及已远不止周边区域，而已扩展到全球。这些机制有一个共同点，即中国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此外，早在2006年中国便获得了南亚区域合作联盟观察员身份，现正对南亚国家产生强大的经济影响。与上述机制相应的，是中国金融力量的展现 -- 上合组织开发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以及一带一路基金都说明了这一点。如所周知，建立亚投行是中国的倡议，目的是为亚洲巨大的基础设施需求提供资金，现有24个成员国，除中国外还有东盟所有成员国、哈萨克斯坦、印度、巴基斯坦、卡塔尔等中亚、南亚、西亚国家和新西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APEC峰会，中国作为东道国把会议主题设置为“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对美国主导把中国排除在外的“亚太自贸区”进行了有力反制，着着实实开始展现全球领导力。

所以毫不奇怪，有西方论者说中国不仅在“挑战当前国际秩序，也在缓慢、散乱地构筑一种新秩序”。但中国人是内敛、含蓄的，不会认可“挑战”这个字眼，考虑到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从现有秩序中得益颇多，就更是如此了。可如果西方主导的现有秩序在诸多方面明显不公平、不合理，为什么不能有所改变？为什么不能在现有秩序的大框架内，依据各国普遍接受的游戏规则，渐进和平地对之进行一些重要的补充、修正和改造，以形成一种新的秩序，一种更公平、更合理、更仁慈、更少霸权气的“中国秩序”？

怎么强调也不过分的是，新秩序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个与仍然强势的西方长期博弈的过程。故而中国应尽一切可能维持一种长期和平竞争的格局，尽一切可能避免恶性竞争和冲突，要让世界各国尤其是周边国家从中国崛起中获益而非受损。毕竟，至少几十年内建立在强大经济、科技、文化力量尤其是美欧日等军事联盟基础上的西方秩序是不可能从根本上动摇的，更何况中国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就靠的是这种秩序。这意味着，不应直接挑战现有秩序，只能循序渐进地甚至不知不觉地修正它，改造它。若能更深入地参与区域合作进程和其他国际合作机制，采用一种更低调、更仁慈的对外政策，与各国一道推进建设，互联互通，共同繁荣，中国从中得到的好处将远大于对峙、冲突或直接对抗。

怎么强调也不过分的是，新秩序的形成固然是一种国际政治，但最大的国际政治发生在国内而非在国外。事实上，三十几年来急剧发展所带来的结构性腐败、法治不彰、贫富悬殊、诚信缺失、环境污染、治理水平低下等问题正严重制约着中国的进一步崛起。很清楚，蕴藏在民族中的巨大能量只有在所有这些问题大体得到解决后，才可能充分释放出来。只有在此之后，只有在巨大的经济、科技和文化潜能变为现实并转化成国际政治力量后，两百多年来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才可能发生根本改变，国际舞台上的中国才可能真正不再被动，民族复兴的任务才可谓大体完成，所谓“中国秩序”才可能真正到来。

然而一个极其矛盾的现象是，一方面当今中国正迅速崛起成为一个全球强国，另一方面不少中国人继续沉溺在一百多年前被动挨打的弱者心态，这种心态的又很大程度地表现为很多知识人仍一如既往地唯洋是崇，唯西方马首是瞻，有意识无意识地贬低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文明和自己的传统文化。事实上，不少高校领导和学界、文艺界和媒体界人士很大程度上就仍然抱有这样的心态。他们眼光仍滞留在过去，通过种种错误甚至荒谬的政策、观点、影视作品等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国人，使其认识水平不能与时俱进，甚至仍停留在二三十年以前。如此这般，如何谈得上培养大国心态，学习扮演全球领导者的角色？这种矛盾现象的根本原因固然一定程度上可到几十年急剧发展所带来的腐败猖獗、分配不公和环境恶化等严重问题中去找，但很清楚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并非没有主观方面的责任。

的确，中国受过欺负，曾贫穷落后过，甚至现在仍落后于西方。但与数千年卓越的表现相比，1840至1901年这六十来年的屈辱和低落毕竟是短暂的。更重要的是，中国有深厚的文明底蕴和巨大的文明规模，更有着基于这种底蕴和规模的和平主义民族性格。这一点，只要与西方扩张中的打家劫舍、攻城略地、烧杀抢掠的野蛮行径作一个简单比较，便一目了然了。而当今世界所最需要最宝贵的，正莫过于这种和平主义的文明品质。

的确，急剧发展带来了各方面的严重问题，必须通过结构性的改革来加以解决，但中国知识人无论如何也应看清楚一个结构性的文明史事实：中国是一个天生的大国，对于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和繁荣昌盛，负有命定的责任，不仅两千年来一直如此，而且现在如此，在可见的未来仍将如此。这是一种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一种给世界提供其所应该提供、与自己力量相匹配的公共产品的历史责任。这一点，越往后就将越清楚。

因此，当今中国人应有一种新的思维，应在和平发展中，表现出与自己力量相匹配的责任心，尤其要意识到作为一个潜在的全球领导者—— 一个温良、谦和、仁慈的领导者，一个公平、公正、平等地对待所有民族的领导者，一个不要动辄就搞“非友即敌”、称王称霸的领导者——的使命。尤其不能继续扮演那种很大程度上是自我强加的角色：一个仍沉湎在往昔屈辱中不能自拔、不能更仁慈地对待弱小国家的受气包，一个被小家子气的民族主义心态所束缚，全然忘记了一个伟大文明所应有气度的受气包。

不言而喻，一个民族有何种自我形象，就会有何种心态和行为；一个民族有何种自我定位和自我期许，就会有这种定位和期许所决定的自我实现，其他民族也会根据这种自我形象、自我定位和自我期许来认识它并与它打交道。因为，自我形象很大程度就是自我本身。如果一个民族习惯于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强者，它就将成为一个事实上的强者。如果它习惯于把自己想象成一个领导者，即便目前还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领导者，也会努力去做领导者，将来就极可能成为领导者，一个让世界心悦诚服的真正的领导者。

反之，如果一个民族在其思维中老是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弱者，它就很可能永远是一个弱者。如果它总是把自己想象为一个受气包，就会有意识无意识地去适应这样的自我形象，就会有意识无意识地把这一自我形象套在自己身上。如此这般，哪里还有做领导者的样子？未来情势果真要求它肩负起与力量相匹配的领导责任时，以这种心态能够从容地进入角色？问题是，在未来世界民族之林，中国恰恰是领导者，一个最重要的全球领导者。

复兴道路上的中国任重道远，应当一如晚清以来那样，继续引进一切行之有效的理念和制度，并持之以衡地改革、创新、精进。唯其如此，中国文明的和平主义品性才可能真正彰显出来。唯其如此，中华民族才可能真正让全世界心悦诚服。当今中国既有一个新的角色要担当，就得有一种与此角色相适应的新思维，就得有一个新的自我形象。这应是一个自信的形象，一个在心平气静、不卑不亢中担负起与自己力量相配的责任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