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果：我国文学教授千千万，为什么国际学术界引用最多的是申丹
不久前，拥有全球最大同行评议学术论文索引摘要数据库Scopus的爱思唯尔（Elsevier）发布了2014年中国高频率被引用学者榜单。这份榜单在网友中间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因为大家发现平时舆论场上叱咤风云的大V学者基本都榜上无名。
榜单以理工科为主，不过爱好文学的我，还是发现艺术与人文领域学者排名躲在一个小角落里。墙角的小花也动人，打开榜单链接一看，四位上榜者有两位是考古学教授——倪喜军和袁靖，另一位是哲学教授——刘清平，都不认识。唯一一位与文学打交道的是北京大学的申丹教授，想必很多读者都没听说过。很巧，我读过她的著作。
申丹教授
申丹教授现为北京大学欧美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一搜材料，发现她是名门之后呢。1958年生于湖南长沙，母亲张文庭是钱钟书的学生。1977年恢复高考，申丹是第一批进入北京大学英语系学习的学生。1982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学习深造。1987年学成回国后，在北京大学历任讲师、副教授等职。1992年，被！破！格！提！拔！为！教！授！次年成为博士生导师。
母亲是名师还不够，公公也是名师——我国著名西方语言学学者李赋宁。2004年，李赋宁教授因病辞世，申丹在《国外文学》季刊上发表《我的公公李赋宁》一文，深情追怀这位同王佐良、许国璋等同辈一道建立我国外语文学教育体系的老学者，回忆其人格魅力，称李先生不是自己的父亲但亲如父亲（提醒注意下这里“自己”的用法，申丹教授在她的叙述学作品里对此有大段研究，我后文贴给大家）。
中科院博士后研究员韩晗，曾进行过一项大型人物访谈项目“学人录”。其中有一篇名为《申丹：驰名西方批评界的中国女性》的文章。据他介绍，与西方人研究英语语言文学相比，中国学者自然处于劣势。往国外期刊投稿，难度较大；即便能够被国外期刊转载，也往往是介绍中国国内研究西方语言文学现状的文章。“西方学者在英语语言文学期刊上发表论文也相当不易。英美国家的英文系相当于国内的中文系，从业人员甚众，而英语语言文学期刊不收版面费，文科经费又紧张，这方面的学术期刊为数不多，每期一般又只发四至六篇论文，因此稿件接收率很低。”
在西方人文领域影响更大的是老牌的A&HCI（全称为Arts and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人文与艺术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据了解，创建于1976年的A&HCI收录期刊绝大部分为美国和欧洲的顶级学术期刊，即便少量收录了亚洲等地区的学术期刊，也以英文期刊为主。教育部主管、华中师范大学主办的《外国文学研究》是中国大陆第一份，也是目前唯一一份被该数据库全文收录的人文类期刊。据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官网介绍，申丹有三十余篇期刊论文被A&HCI数据库收录，几乎都是欧美相关领域的顶级期刊。
说了半天，申丹大神到底研究什么东东呢？
三个字：叙述学。
一句话：研究人类怎么说话写作讲故事的。
说开来那学问可就大了，叫我怎么“叙述”才好呢？
先引用：
申丹在接受《外国文学研究》副主编乔国强的采访时解释，叙事学主要“对作品的情节结构、时间安排、视角种类、叙述层次和种类等各种形式技巧进行了系统分类，探讨了其不同的结构规律和文本功能”。
大概了解了，申丹教授的研究主要是讲叙事作品是怎么叙事的。我这不等于啥都没说吗？怎么给文学圈外读者交代呢？记叙文大家小学都学过，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结果嘛，已经有点叙事学了。这六个点再拓展下，每个点里都有学术G点。比如时间，“很多年以后”这句话总知道吧，自打郭敬明从《百年孤独》里搬过来，早已经被玩坏了。还有很多可玩的，倒叙、正叙、插叙都知道，循环叙述则流行于科幻作品。叙述的时间和故事的时间的长短对比是门写作技艺。有时候，叙述时间快于故事时间（一个小时讲完一生，两小时穿越银河），有时候慢于故事时间（唉嘛乔伊斯先生、伍尔夫小姐的意识流啊，主人翁才走了两步，文字已经流了一地了啊）。这些已经足够文学专业的人写一卡车的论文了。不过别小看，叙述学研究对文艺生产还是很有用的。比如美剧《24小时》就是个典型嘛，剧情长度和故事长度完全一样，一天二十四小时全在，这么个叙述时间成为这部剧情片的最大卖点之一。作家的叙述技巧常常改变了我们的时空感觉。博尔赫斯《交叉小径的花园》大概是用小说创造的叙述迷宫经典。作家能叙述出花来，甚至还能得诺贝尔奖。
关于人物的学问也是多了去了，比如小说作者和叙述者什么关系，叙述者和主角什么关系，全知视角还是有限视角。有次在中文系的课堂上听一个mm发言谈《狂人日记》，她说鲁迅好虚伪啊，一边批判吃人，一边又写自己吃人……唉嘛，这是不了解小说中的“我”不是作者本人啊。当然，我觉得理解这些不一定要靠叙述学教材，靠基本情商也是可以的。不过我凑巧阅读过申丹教授的作品还写过论文，深切体验叙述学真是博大精碎啊。人称你我他里有学问，引语加没加引号有学问，心思不够细的都能被叙述学专家给叙述晕了。
申丹教授还有一项工作是努力联系文体学和叙事学。前者有点接近语言学。巴尔特说的，到句子为止，不能再长了。叙述学还要考虑字词之外的东西，比如结构。申丹觉得不该偏颇，用了好大力气来联系二者。我也觉得不该偏颇，但是偏执狂管他做什么，反正文学偏执狂对社会也没啥大害。
申丹的叙述学研究里也渗透着不能没有的女性主义立场。比如她以奥斯丁最后一部小说《劝导》示范后经典叙事学。一般研究认为《劝导》的女主人公安妮以嫁人过上幸福生活做结，落入了父权社会的圈套。如果以后经典叙事学来看的话，整篇小说都是以安妮的眼光来观察周围人物，这个视角就是对18世纪感伤小说男权叙述传统的颠！覆！
以上我这是非常浅显浅薄的介绍，相信能深入掰这个的多了去了，豆瓣上一抓一大把。
但为什么是申丹教授呢？这份榜单在网友中间引起小范围的热议。网友@淮河入海道麋鹿真人认为：“研究唐诗的最牛学者一定在中国，国际引用率不一定高”如果要成为国际知名学者，还是要熟悉别人的规则，“1、用英文写作；2、常参加国际学术活动与海外学界保持联系；3、研究领域恰巧是外国人关注的领域。”
这话有一定道理，不过机会只青睐有准备的人。文学教授千千万，没上榜单的不见得没努力，上了榜单的显然是足够努力。
更重要的是，这种注重作品审美形式研究的经典叙事学，在90年代以前的西方还不是学术宠儿。彼时的西方学术界更加注重将作品放置在整个社会文化、政治语境中，分析其所蕴涵的政治隐喻功能，想想杰姆逊关于第三世界文学都是民族寓言的论断吧。据韩晗文章说，20世纪之交，这股学术潮流逐渐退潮，坚持经典叙事学的申丹得以重返欧美学术体系前沿。申丹成了“西方叙事学、文体学领域不少高层次学术活动中唯一的非西方学者。由美国和德国学者主编的《叙事理论大百科全书》聘请了15位顾问编委，申丹是其中唯一的非西方人。美国学者在主编国际上第一部《当代叙事理论指南》时，邀请了33位知名叙事理论家撰稿，被称为‘全名星’的作者队伍，申丹是应邀撰稿的唯一非西方学者，也是收到主编发出的第一轮撰稿邀请的学者。”
这么看来，还真有点文学领域“去政治化的政治”意思。像政治经济学被缓过气来的西方世界边缘化，专注于具体数字、技术分析但实际不解决什么经济问题的西方经济学重返学术前沿，像政治家退场而专注于数字分析的西方政治学泛滥不已。
不过话说回来，叙事知识确实是欣赏和创作现代文学艺术的基本功。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喜欢流水账了，写作者不会讲故事不行。经过文学界的灌输洗脑，现代人尤其小资以上的，很少只懂得现实主义叙述，多少知道点意识流啊，荒诞派啊之类。
但是，万一大家伙不想欣赏这些东西了呢？比如最近有个美国虐恋电影叫《50度灰》，原作小说连描写乱搞的词汇量都少的惊人，就是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就是没文化中年妇女长篇累牍的SM幻想。但网民就是要看啊。有人评论说是因为西方读者越来越讨厌学院派的小说叙述范了，就不要这种精致的东西，就要简单粗暴。
传媒时代的大众和学院对抗不见得就是进步，因为这年头，知识分子的群众路线没有了，只有资本的群众（消费者）路线。群众也就不是进步的人民而是欲望载体。对于渴望启蒙的知识分子来说，对于专注叙述学几十年的学者来说，这是学问所面对的虚无。去政治化的政治，纯“科学技术”范的自我循环。我觉得，叙述学研究那么细腻，还真有点性感。我竟然很可耻地联想到了SM——把性的每个细节拆出来放大研究，恋物癖式的研究，拆解的越细越有快感呵。SM是不是和当代一切去政治化的学问有相通之处啊？
但我们申丹教授还是常常超越叙述学乃至文学之外的。
她是第十届、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和第十三届九三学社中央委员，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九届、第十届和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委员，第十一届九三学社中央妇委会副主任。
2009年，作为人大代表的申丹提交了两份提案：一份为《建议加强农业和农村节能减排基础研究工作》；另一份为《建议进一步做好“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你没看错，第一份是关于农业的，申丹教授心系农业发展，可谓眼光向大地。虽然提案写的诗意了一点，比如“要大力推广农作物秸秆、畜禽粪便等废弃物能源转换技术”，要“对我国农业和农村节能减排的现实状况、动态变化、发展趋势和潜力作全面的、系统的、深入的分析。”“借鉴欧美经验，加紧制定我国的农业清洁生产相关法律、法规体系”。操作性建议没有。关于改进公派留学的提案则显得专业多了，有很多可操作建议。有趣的是，在申丹教授关于公派留学的提案中，出镜较多的是理工科的外派留学工作。也许作为文学教授，她比别人更清楚什么才是更重要的。我要为这种超越文科常有的封闭自我意识点赞。
不过大部分时间，申丹老师应该都是个安静的美教授。就像她称赞李赋宁教授那样的温文尔雅善良温厚天真淳朴。
韩晗在“学人录”里如此做结：“在国内，申丹则成了众多年轻学者尤其是年轻女性心中的偶像，激励他们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向前奋进。”是不是年轻女性的偶像，要问女士们了。在我看来，做学者，做阿伦特，做波伏娃，或者只是做一个安静的学院教师，一个精致的知识容器，也确实是当代小资可能有的生活想象。那么多中文系学生，能挤入学院便可实现岁月静好的梦想，能混进商业写作圈子也能靠此吃饭。如果都混不进去，哎呀喂，会修电脑自行车造手机压路机么？
最后来一段申丹教授关于“自己”的叙述学研究供学习（转引自“单车上的骑士”提供的课堂小论文）：
在人物话语方面，因为不同的表达形式是调节叙述距离的重要工具，所以引语这个语言学对象也进入叙述学家的视野。例如，自由间接引语中的第三人称在读者和人物话语之间拉开距离，为叙述者留下了空间，而直接引语的第一人称代词“我”则容易使读者产生一种感同身受的体验。试比较茅盾《林家铺子》里一段话的两种不同表达：
1、林先生心里一跳，暂时回答不出来。虽然（寿生）是我七八年的老伙计，一向没有出过岔子，但谁能保到底呢！
2、林先生心里一跳，暂时回答不出来。虽然（寿生）是他七八年的老伙计，一向没有出过岔子，但谁能保到底呢！
第一句是自由直接引语，让人能直接进入林先生的内心世界。第二句是自由间接引语，融进了叙述者的感情。
汉语代词“自己”在被当作主语使用时具有模糊性，既可以被读作“我自己”，也可以被读作“他自己”，这样可以使作者避免在“我”和“他”之间做出明确选择，给作家转换叙述视角提供了西语所不具备的方便，从而使得叙述流对于读者的接受来说更加灵活。例如吴组缃《樊家铺》里的一段叙述：“她的头脑像受了突来一击，非常混乱。渐渐她想起那天晚上的事。一天黄昏的时候，一个满头长头发的粗大汉子走进来，手里捏着一把芦秆，亮着熊熊的火光。火光里显出一张狞恶的醉脸。‘哎呀，不是老扁担吗？’自己惊了一下，问。‘小狗子呢？’”这里的“自己”实际上在不知不觉中帮助作者将第三人称叙述转换成了第一人称叙述，增加了叙述的生动。
下页还有彩蛋：
以下是申丹教授两篇人大提案，大家看看能不能用叙述学原理加以研究~
申丹代表：建议加强农业和农村节能减排基础研究工作
来源：（申丹：全国人大代表、长江学者、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 日期：2009-03-09
目前，我国农村生态环境建设取得了很大成效，但局部改善、整体恶化的趋势没有根本改变。从总体上看，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增长方式还很粗放，存在资源消耗大、浪费严重、污染加剧等突出问题。我国化肥、农药过量使用，但利用率不高；农业灌溉水资源占有量少，且浪费严重。我国农村每年产生7亿多吨秸秆、40多亿吨人畜粪便和近36000万吨生活垃圾。大量畜禽粪便、生活垃圾和部分农作物秸秆没有得到有效利用，既浪费又污染，造成农村脏、乱、差，直接影响广大农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建议：
1.制定农村节能减排相关的投入与补贴政策。通过政府投入或补贴，更新淘汰高能耗农业机械、装备，以及加强能源消耗管理和节能设备更新改造。
2.建立健全农村节能减排管理制度与法规。借鉴欧美经验，加紧制定我国的农业清洁生产相关法律、法规体系。
3.推行农村节能减排标准化技术规程。大力推广农作物秸秆、畜禽粪便等废弃物能源转换技术，有利于增加农村优质清洁能源供应。抓好农业和农村节能减排，不仅有利于优化能源结构，缓解能源压力，而且有利于保护和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对于实现全国节能减排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4.加强农村节能减排运行机制研究。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出发，以农村可再生能源管理部门的工作积累、动态监测和调研成果为基础，对我国农业和农村节能减排的现实状况、动态变化、发展趋势和潜力作全面的、系统的、深入的分析，总结我国农村生产和生活在能源消耗中节能减排的成就与经验，提出节能减排的运行机制。
5.研究提出相关节能减排农业模式。农业和农村节能减排主要包括农村生产生活节能、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和农业清洁生产等。发展循环农业，增加农村优质清洁能源供应，优化能源结构，促进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改善农村的环境，减少面源污染，提高农民生活质量。
申丹代表：建议进一步做好“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
来源：（申丹：全国人大代表、长江学者、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 日期：2009-03-09
公派留学工作是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国家公派出国留学是国家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
改革开放30年来，在已经回国的国家公派留学人员当中，已经涌现出了一大批活跃在我国教育、科研等各领域的“带头人”，推动了我国科学研究快速赶上国际先进水平，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支重要力量。而今后5至10年，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急需一批具有国际视野和创新能力的拔尖创新人才。因此，经国务院批准，国家每年拿出大笔资金，由教育部委派国家留学基金委于2006年底启动了“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计划从2007—2011年，每年选派5000名研究生出国留学。该项目一期五年，总投入约100个亿人民币。重点选派的领域为能源、资源、环境、农业、制造、信息等关键领域及生命、空间、海洋、纳米及新材料等战略领域和人文及应用社会科学。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往返国际旅费和在外期间的生活费。无论从项目规模还是留学层次上来讲，这都是建国以来公派留学工作中前所未有的，它体现了国家中长期发展对创新人才的迫切需求。
根据上述计划，教育部、国家留学基金委与国内一些985、211重点高校签约，每年选派一定人数的优秀在读研究生，以国外一流大学、科研机构和一流导师为目标，进行联合培养或攻读博士学位。从高等学校方面来看，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过程中，一项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为国家培养拔尖人才。因此，项目的实施无疑与高等学校建设一流大学的目标完全一致。可以说这是一个进一步推动学校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国际化进程的重要契机，受到了各个高校的高度重视和积极评价。目标就是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充分利用该项目所提供的资源，进一步优化高校学科创新型领军人才的培养模式，全面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推动学校的学科建设和发展。
以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为例，根据项目的选拔要求，2007年，北京大学共选派了282人，其中，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275人，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7人，清华大学的选派人数是167人，其中，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152人，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15人。2008年，由于留学基金委在选派中强调了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的比例，北大最终的派出人数为216人，其中联合培养博士生178人，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38人，清华大学的最终派出人数为195人，其中，联合培养176人，攻读学位19人。
根据对最终录取结果的统计，以北大为例，入选研究生的留学目的国家，集中在美、日、德、英、法等高等教育发展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国家；留学接收院校主要是世界一流大学和科研院所，其中包括哈佛、斯坦福、麻省理工、耶鲁、牛津、剑桥、爱丁堡和早稻田等世界著名大学；联合培养的国外导师基本上都是世界一流的专家和学者，不少导师还是所在国家的科学院、社科院院士，其中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里茨教授。此外，入选研究生的留学专业，也基本上涵盖了该项目重点支持的各个关键领域和战略领域。
项目实施2年来，各个高校通过研究生的派出，一方面，提高了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和水平，初步建立和加强了人才培养的国际化平台，对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化进程以及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高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通过研究生的派出，密切了国内外导师和课题组之间的合作，填补了学校现有课题组在技术、方法、管理等方面的不足，促进了双方持久稳定学术交流渠道的建立和发展，为学科未来更快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2009年，项目的实施进入了第三年，通过项目的前期实践，出现了以下一些问题。
首先，是联合培养和攻读学位两个派出类别的比例问题。从2008年起，项目的选派要求两个派出类别，即与国外一流高校和研究机构进行联合培养的研究生和在这些高校和研究机构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应分别占总名额数的50%。2009年的选派工作更加强调两个派出类别必须是1：1的比例。也就是说，只有送出一个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才能获得一个进行联合培养的研究生名额。从2008年的情况来看，全国各高校派出攻读博士学位人数占总人数的32%，其中，清华、北大、复旦、中山、人大等综合性知名院校这一比例均在20%以下，离50％的要求均有着较大的差距。实际上，由于各个学校的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情况不同，对于派出比例的需求也必然会不同，对各个高校采用同一个比例要求可能会与高校的实际情况和需求不完全一致。如果一直按两个派出类别1：1的比例要求，可能会极大地限制联合培养的派出人数，导致项目派出人数的大幅缩减，不利于调动高校、导师和研究生的积极性，最终将不利于项目的后续实施。
第二，是项目对于“对方院校免学费”的要求。在国外的一些高水平的大学内，仅获得免学费的要求并非易事。因为对方院校真要是认为某位研究生的确非常优秀的话，就会直接给他全奖，将他们作为本校的研究生予以录取，而不会只给他们仅免学费。至于一些理科的基础学科和人文社科类专业，要想获得对方免学费更是困难。
不仅选送攻读学位的研究生现已面临这种困境，即使是送出去进行联合培养的研究生也是如此。前两年依靠导师之间的关系，部分的解决了联合培养研究生的短期学费问题。但要长期如此，也存在很大困难。因为尽管导师之间存在着合作关系，但是否免学费往往牵涉到学校层面的管理制度，仅凭导师的关系有时也难以解决，或者难以持续解决。
第三，我们现在不得不面临这样的一个事实，中国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大国，许多国家已经不再把中国作为第三世界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看待了。再加上目前西方国家受金融危机困扰，很可能会使得“免学费”条件在今后更加难以实现。
鉴于上述情况，建议对项目的实施作如下考虑：
第一，根据国内各高等学校的具体情况，分类设计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和进行联合培养研究生的比例。对于北大和清华这样的学校来说，该项目最好是以进行联合培养研究生为主。实际上，派出攻读博士学位和联合培养这两种培养模式并没有孰轻孰重之分，关键是是否能够与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的目标一致，是否能够推动大学的学科建设，打造国际人才培养和交流的平台，培养一批拔尖创新人才。而各个高校由于自身的学科布局、基础和发展目标均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应根据不同高校的类型和实际情况，确定不同的派出比例。
第二，建议对派出研究生采取全额资助，或加大全额资助的比例，特别是对于到一流高校的研究生，要采用全额资助的方式。因为在现有的情况下，要想继续获取一些世界高水平大学提供学费的承诺已越来越困难。例如哈佛去年尚能给北大派去的联合培养博士生免收学费，今年已明言没有这个可能。如果项目的资金有限，建议：是否可以考虑在各个高校的总金额额度内，适当减少派出人数，从而把这些经费用于学费的补贴，这将有利于选派最优秀的学生到国外顶级大学去学习，其结果必将会大大增加该项目的最终效益。
第三，解决这个问题最为直接与便捷的方式，就是对国内这批九八五高校，根据各自不同的类别和需要，国家通过教育部直接投入相应的专项资金，在已有的总名额额度的基础上，给各个高校设定相应的额度，同时予以相应的监督。在此基础上，由各个高校根据自身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确定选派方案，以充分地利用好国家的资源，最大限度地让项目实施方案与高校的实际情况相匹配，从而使这个项目更好地达到人才培养、学科建设、推动合作与交流的目的，为进一步加强中国高校的国际化进程发挥更大的效益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