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万亩粮王”搞大规模种植破产 3年亏200多万

重庆永川农民梁自然有“万亩粮王”之称。早在2009年，他就承包了1万多亩农田，搞大规模种植。梁自然每亩的承包价格是810元，但实际支付的报酬已经超过900元。几年下来，梁自然不仅没有盈利，还累计亏损达200多万元，不得不在2012年退出全部流转地，种粮以破产告终。

《半月谈》杂志9日报道了“万亩粮王”破产的故事。在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加快农业现代化、规模化的精神之下，如何避免重蹈“粮王”的覆辙，值得深思。

以下为原文：

编者按：在部分传统农区的土地规模流转过程中，一些新问题和风险逐渐显现出来，亟待破解。在土地流转加快、农资价格节节攀升、种粮成本居高不下等情况下，种粮大户普遍感到资金吃紧。不少大户不得不四处借债，甚至靠借高利贷种地。同时，与土地流转相配套的农机服务、病虫害防治、市场信息、产品营销等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严重滞后。

从2009年起，重庆永川区农民梁自然租种了1万多亩粮田搞规模经营。为提高种粮效益，梁自然设计了完整的集约化生产方案：组建劳务合作社，解决无人种地问题;建立农机服务队，提高种粮效率;统一供种、施肥、植保，保证粮食品质……但这个看似完善的集约化设计却在现实面前碰壁，生产成本超过种粮利润，“粮王”累计亏损200多万元，最终破产。

规模种地集约经营，“粮王”开辟种田新模式

梁自然是朱沱镇石对窝村村民，早年外出务工，回乡后搞起了稻米加工厂，年销售收入达2000多万元。他告诉半月谈记者：“搞大米加工，最烦心的就是要从一家一户收购稻米，粮源没有保障，稻米品种不一，优劣混杂，农药残留多，很难卖上好价钱。因此萌生了自己租地种粮的想法。”

2009年初，梁自然租用永川区朱沱镇8个村47个村民小组、2632户农民的10663亩稻田，种植水稻，变身重庆最大的“粮王”。

为种好1万多亩地，按照集约化设计，梁自然以村社为单位，组建了15个劳务合作社，梁自然负责统一提供农药、化肥、良种等生产资料，合作社完成劳务承包，负责育秧、抽水灌溉、施药、收割、晾晒等生产环节的劳务需求，由梁自然付给劳务费。

为提高种地效率，梁自然还组织了30多人的农机服务队，负责统一种植良种、统一病虫害防治、统一施肥、统一机耕机收等。与劳务合作社提供的季节工、时段工不同，农机服务队是长年的专业队伍，每人每月工资有1500多元。

梁自然自己不会种地，他专门聘请了8名农业专家做技术指导，月工资1700元。租地后，梁自然还专门注册了“道森”优质大米品牌。按照梁自然集约化生产设计，万亩粮田每年能提供5500吨左右的稳定粮源，而且通过统一良种、统一生产标准，建立品牌，还可大幅提高稻米附加值。梁自然说：“普通大米市价约1.2元/斤，而我生产的优质水稻，价格能达到1.7元/斤。如果通过集约化生产能达到无公害、绿色大米标准，价格还能翻番。”

梁自然测算：土地流转后，平均1亩地投入成本约为960元。通过集约化经营，能在粮食生产环节实现收支平衡，在大米加工环节则能盈利。种植1万多亩水田，一年纯收入可达到200万元左右。

集约化、规模化处处碰壁，年年种地年年亏

在规模种田的过程中，梁自然看似完善的万亩粮田集约化生产方案，一方面没能降低种粮成本，反而由于雇佣劳力成本猛涨，不断挤压种粮利润;另一方面没能解决田块细碎，单位面积投入高的问题，反而是租地面积越大，亏损越多。

2009年租地之初，梁自然和劳务合作社签订的劳务承包价格为810元/亩，但由于农村劳动力严重短缺、供不应求，梁自然实际付给合作社的劳务报酬已经超过900元/亩。

“租地种粮遇到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农村劳动力很短缺。劳务合作社雇佣的大多是散工，如果价钱低了，他们宁愿外出打工，实际劳务价往往超过合同约定价，我们也没办法约束。”梁自然无奈地说。受劳务价格明显上涨影响，梁自然种地第一年就亏了50多万元。

在西部丘陵农区，粮田高度细碎、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落后，梁自然组织的农机服务队功能大打折扣，没能发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作用。

“我流转的1万多亩地细碎分成了8500多块稻田，虽然有农机服务队，还有200多万元的农机设备，但也只能解决40%左右连片水田的机械化耕作问题。”梁自然说，剩下的田块农机服务队派不上用场，需要大量人力排工、排活，平均每亩成本增加2倍以上。各环节成本摊下来，比散户种粮还高。

同时，梁自然流转土地配套的水利设施大多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修建的，现已完全废弃。单是为了平整田块、整修水渠和田间道路，梁自然又投了200多万元，但这也只能解决不到30%田块的灌溉、机耕的需要。

表面上的集约化经营并没能解决生产现实难题。2009年至2010年，梁自然平均每亩地成本投入近1400元，种粮持续亏损。2011年梁自然不得不把流转面积缩减到2900亩，但当年又先后遭遇冻灾、旱情，粮食减产超过30%，搞得农民土地租金没法兑付，还拖欠了20多万元工人工资和农药物资款。到了2012年，梁自然种地累计亏损已有200****多万元，不得不退出全部流转地，种粮以破产告终。

农业盲目投入需警惕，政策支撑体系待健全

半月谈记者跟随梁自然再次回到他曾经转包的农田，看到有的田块已经种上了树木，有的则被改造挖成了鱼塘，还有不少土地荒芜，只是偶尔能见到一两个老农民在犁土翻田。看到这样的场景，梁自然连连叹息。

为啥有了完整的集约化设计，种粮还是不赚钱，甚至亏本?梁自然经过反思认为，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种地过分求大，盲目投资，没有真正做到适度规模经营。梁自然坦陈，当初是凭着一腔热情种地，没有充分考虑农业生产实际，也没搞风险评估。转包1万亩地平均每年投入都在1000万元以上，这已经超出了梁自然的经济承受能力。只要有一年经营亏损，就容易使资金链断裂，梁自然本人和农民的利益都会受损。

二是政府农业补贴、农业金融、保险等政策性支撑体系建设滞后，使大户种地抗风险能力脆弱。

规模种地，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规模种地以来，梁自然几乎天天为钱发愁。“政府农业补贴标准低，还经常拖欠。直到破产时，政府还欠我30多万元补贴款。”梁自然说，他三天两头跑银行贷款，但是很困难。农业项目投入形不成固定资产，不能抵押融资。自己只能到处筹钱，甚至借高利贷。

“种粮以来，我几乎每年都会遇到不同程度的自然灾害，但灾情损失只能自己扛。”梁自然也经常跑永川各家保险公司咨询办理农业保险，但得到的答复都是“农业风险太大，公司不办相关险种”。

梁自然认为，投资风险评估、社会化服务配套、政策性补贴、农业金融、保险等环环相扣，如果这些环节都能发挥作用，自己集约化经营可能不至于一败涂地。面对失败，梁自然仍不甘心，他还盘算着出去考察，准备再次包地种粮。

农业项目“垒大户”风险重重

在部分传统农区，半月谈记者走村入户，深入田间地头，倾听种地大户的酸甜苦辣。不少农户反映，在土地规模流转的过程中，一些新问题和风险逐渐显现出来，亟待进行破解。

为了发展农业生产，中央鼓励通过土地流转实现适度规模经营，但是在实践中，“多大规模是适度”标准较为模糊。半月谈记者在各地调研发现，近年来一些地方提出大力推进土地流转，出现了一股求大、求快的动向，一些种养大户、家庭农场“虚胖”现象严重。

在中部某粮食主产县，截至2013年，该县流转土地1000亩以上的农业大户有80多户、4000亩以上的有11户、1万亩以上的有3户，最大户土地流转面积近4万亩。

采访中，基层干部坦言，大规模土地流转被领导看成衡量农业发展政绩的指标。虽然农业部门并不赞成土地大规模流转，但上级官员很推崇，因为“大项目”才是看得见的政绩。

无独有偶，中部某农业大市也出现了类似土地流转规模过大的问题。据农业部门对土地流转项目分析来看，这个市一次性连片流转千亩以上的就有400多宗，面积近80万亩，占已流转面积近一半。不少土地流转项目在发展过程中也确实出现了“圈田占地有后患、规模过大有风险”等问题。

当地农业局干部告诉记者，土地流转面积过大投入就大，面临的市场风险也大，不符合适度规模经营的要求。一旦遭遇市场风险，容易引发生产波动，影响社会稳定。

除了通过行政命令、下指标的方式“垒”起大户之外，有的社会资本进入农业时，对经营项目不熟悉，盲目认为流转规模越大、经营效益越高，资金、技术、人力跟不上，也很容易产生风险。重庆永川区种粮大户梁自然种粮破产后，不少流转的土地也被迫撂荒，形成巨大浪费。

在重庆市农学会会长张洪松看来，土地规模经营风险较大，应该坚持的原则是，第一，土地是否流转、价格如何确定、形式如何选择，应由承包农户自主决定，不能用简单化的行政干预手段来推进流转;第二，严格设立社会资本入农门槛，对其经营能力、项目前景、预期风险进行有效评估，降低土地流转的风险。

“如果有专业服务，何必下血本买这么多农机”

半月谈记者采访发现，随着农地加速流转，各地种地大户不断涌现，但与土地流转相配套的农技推广、农机服务、病虫害防治、市场信息、产品营销等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滞后。社会化服务供给不足，使不少农业大户不得不“自操自办”，甚至患上“大包大揽症”。

“种地一年利润也就五六十万元，如果专业组织能提供低成本服务，何必下血本买这么多农机设备?”谈到自己花70多万元买了30多台农机种地的事，重庆彭水县联合乡种粮大户何世素话语中透着无奈。

何世素农机作业“自操自办”，原因在于彭水县农机服务组织发展赶不上大户增长的速度。彭水县农委主任罗远江介绍，彭水县耕地面积超过70万亩，2012年种粮大户增长到118户，而目前县里只有1家农机专业合作社，农机具只有15台。“10家大户才能平分一台农机，能搞出啥服务?”

在河南农区，农业大户也面临类似难题。河南省信阳市息县彭店乡农民柳学友，流转了3000多亩地种高粱，他说：“高粱种植对播种技术、农药施用有很高要求，但县里植保合作社人才短缺，雇工大多是55岁以上的闲散劳力，很多人不会使用农机具，药物配比、机械喷洒，掌握得也不精准，农药残留经常超标。”为解决高粱植保难题，柳学友不得不自己组织起20多人的植保劳务队，育苗、播种、田间管理、收割、归仓，环环不落，都得亲力亲为。

同时，随着农业市场化不断发展，种粮大户对专业服务需求也从单纯的生产环节服务向资金、信息、加工、运输等综合性服务扩展。相比于农机、植保等产中社会化服务，产前、产后服务体系建设更显薄弱。

河南省武陟县乔庙乡农民王福军流转了1700亩地，年产粮超过150万公斤。王福军说：“大户种粮最关心的是粮食收储、供求、粮价走势预测等专业市场信息。但现在这块服务基本上还是空白。”

“种粮患上‘贫血症’，不靠高利贷不行”

在土地流转加快、农资价格节节攀升、种粮成本居高不下等情况下，种粮大户资金需求量增加，普遍感到资金吃紧。为了种粮，不少大户不得不四处借债，甚至靠借高利贷种地。

“以前包三四十亩地，资金投入不多，还可以自己解决。但现在我土地转包面积已超过1200亩，每年投入接近150万元，种粮已经患上了‘贫血症’，不靠高利贷不行!”安徽省界首市芦村镇芦村农民王明杰说，“到信用社贷款很难，农民没有抵押物，没人给你贷款。”去年王明杰为了种粮，找遍10多家亲戚，东拼西凑才凑齐40多万元，最大的一户借了10万元，其余两三万元不等，每家每户都要挨个打欠条、签字盖章。显然，一旦遭遇天灾人祸资金链断裂，很可能导致破产。

半月谈记者在各地采访发现，农业大户所患的资金“贫血症”较严重。仅以重庆为例，据重庆市农委专题调研课题组调查，全市1.7万个农业合作社融资需求近65亿元，目前获得贷款只有1.4亿元，需求满足率仅为2.15%。涉农贷款除了要支付银行贷款利息之外，一般还要额外支付担保费、抵押资产评估费、手续费等，涉农贷款实际成本高于城镇非农贷款。

同时，由于农业生产自身的高风险性，决定了农业信贷项目风险高，不可预见性大，这与商业银行资产运行的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需求产生矛盾。陕西省泾阳县中张镇西王村种粮大户张高民苦笑着说：“我去银行贷款，银行的人说，种个地贷什么款!”

针对高利贷种地的难题，不少种粮大户建议，应对农民生产贷款实施基准利率，差额部分由财政贴息，从而刺激农民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同时，从惠农、保障粮食安全的角度出发，农民种粮应当享受基准利率甚至更低利率，国家可给予银行贴息政策。(半月谈记者 李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