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扬：“去政治化”与“再政治化”

首先声明，对于汪晖教授的治学态度和学术功底笔者一向尊敬有加，此文主要是借助 “去政治化”论述这个基础展开新的探讨，为此还是要特别感谢汪教授对这一视角的开辟。

在最新一期《文化纵横》杂志上的长文《当代中国历史巨变中的台湾问题——从2014年的“太阳花运动”谈起》中，汪晖教授继续展开了他关于中国近20多年来发生了“去政治化”这一论述，并由此推断：在20世纪“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三位一体政治潮流退潮之后，与这种政治实践相关的政治结构与政治范畴也都瓦解了，于是，“如何重新让‘中国’变成一个政治范畴”成了今天最困难也最重要的挑战。

汪教授说，“现在中国什么都有，就缺这个东西”。

在汪教授看来，在20世纪，“中国”是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成为一个政治范畴的，“从中国大陆内部来讲，社会主义政治运动所寄托的是一个解放的理念，这个解放是通过阶级、工人阶级、工农联盟、统一战线、民族解放这一系列的政治构成来实现的。”而在台湾，三民主义和民族统一的政治实践也使“中国”成为一个明确的政治范畴。那时，“中国”作为一个被争夺的政治范畴，在对立双方都是明确的存在；在国际上，左翼都支持大陆解放台湾，美国及其盟友都支持台湾。

但在1989-1991年的巨变之后，中国大陆开始发生“代表性断裂”和“去政治化”，“第一表现为工人阶级政治的衰落，工人国家的衰落，即不存在19-20世纪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了；第二是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的衰落和工农联盟的彻底瓦解，即不存在这两个范畴了，以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形成的广泛统一战线的人民范畴也不存在了。在这个意义上展开的民族解放事业也失去它的效能了。”

所以，现在作为一个政治范畴的“中国”到底是什么？成了一个问题。

汪教授这个观察判断很深刻，值得重视。在对台湾的统独以及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认同危机等问题的探讨上，提供了清晰的视角和有力的概念工具。

但与此同时，从“去政治化”论述中所引申出的结论不言自明：当下的中国，仍在“去政治化”之后的转向路径上，除非阶级斗争和世界革命这些政治话语再次复活，否则“中国”这个概念就不再具有政治价值，不再成为一个政治范畴。

纵向上与20世纪的中国相比是这样，横向上与西方集团相比也是这样。汪教授在文章中写道：“有人会说：地理、人口和主权，这还不够吗？中国已经是一个历史文明，为什么还必须是一个政治范畴？我们看欧洲统一的进展与曲折，或许就可以找到一点启发。十多年前，《读书》杂志就曾发表过哈贝马斯和格林等人有关欧盟宪法问题的讨论，除了究竟是宪法还是宪法草案或宪法协议等程序性问题之外，他们共同确认的是社会市场经济、福利国家和民主等政治价值。这些政治价值不仅代表着欧洲的历史传统，而且也是针对新自由主义浪潮而产生的、立足于欧洲现代传统的政治论述。在这些政治论述强而有力之时，欧洲统一的进程就比较顺利，相反，伴随欧洲国家向新自由主义政策倾斜，社会民主体制面临危机之时，欧洲统一就面临危机和分离的局面。我并不是说我们需要搬用欧洲的价值，而是借此说明：没有有力的政治论述，内部搞不好，外部也搞不定，不知道谁是敌人，也不知道谁是朋友，不知道该去联合谁、依赖谁、反对谁，最后就是不知道自己是谁，离心力的产生就是必然的。这一切就是政治危机的症结。”

由于中国失去了“有力的政治论述”，而欧洲仍然保持着其“市场经济、福利国家和民主等”强有力的政治论述，所以当下的欧洲可以利用其政治论述对内推动统一，对外划分敌友、合纵连横，而当下的中国则发生了内外都搞不定的“政治危机”。

汪晖教授

“人民共和国”是中国更为本质的政治价值

笔者与汪教授的探讨就从这里开始——除了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现代中国还代表了什么？更本质的属性是什么？

国家就是叙事。如果认定现代中国就是一个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叙事，没有其他，那么当这两大叙事都不再成立之后，国家就陷入了政治认同危机。

但事情可能并非如此。换个角度，在世界的眼中，1949年成立的这个新中国，其实始终是一个鲜明的政治符号，即使不再对外输出革命，也并未改变其基本底色。中国学者在国内强烈感受到的“去政治化”巨变，在外人眼里，也许只是很小的改变，甚至没有改变。

中国的名称是什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军队的名称是什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货币的名称是什么？是人民币……还有，中国政府叫中央人民政府，中国的法院叫人民法院，中国的警察叫人民警察简称“民警”，中国的官方媒体叫《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所有这些在中国国内早已习以为常乃至失去了其特殊意味的称呼，在世界的眼中，还仍然带着鲜明的标记，甚至带着咄咄逼人的宣示。

名义上如此，实质上也是如此。这一原本就具有深厚平民主义传统、近代以来又经历多次去贵族化、去精英化革命运动的国家，其十几亿国民最典型地代表了“人民”这一群体。国民中虽有富可敌国的富豪，但并无贵族地主；虽有子承父业的官员，但并无皇室公卿；虽有一时的政商豪强，但并无寡头阶层。总体上，公权始终高与私权，政治始终高于资本，整个社会基本是“扁平化”结构，正是典型的、彻底的人民共和国。

在我看来，新中国的真正本质，就是它是一个彻底的人民共和国。这个特质，并未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退潮而改变，也未在民族解放运动结束后而消亡；恰恰相反，伴随中国越来越大的成功，这个本质正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刺目。在世界眼中，正在成为一个世界大国（Great Power）的中国，是大国俱乐部中唯一没有帝国主义历史的人民共和国；参与国际维和任务的中国军队，是各国军队中唯一叫做人民解放军的军队；而开始国际化的中国货币，也是全球各大支付和储备货币中唯一叫做人民币的货币；就连越来越多地跻身于世界富豪行列的中国亿万富翁，也无一不是平民出身、白手起家的“人民富豪”。

这个特质，在整个国际社会，可谓绝无仅有。一方面，在世界大国当中，中国是唯一可以和其他成员平起平坐的人民共和国；而在所有人民国家当中（如孟加拉人民共和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阿尔及利亚人民民主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等），中国又是唯一成为了经济巨人的世界大国。

在我看来，作为唯一成为了世界大国的人民共和国这个特质，已经足以作为当下中国的独特政治价值，并且使之成为一个明确的政治范畴。即使是“政治就是划分敌友”这个激进标准，也并非不可用，只要中国真想以“人民共和国”划线展开国际斗争，随时都可以。

回顾世界历史，人民运动、人民建国，作为一种社会运动，既早于社会主义，也早于民族解放；社会主义其实是人民运动和人民建国的一种选择形式，民族解放也只是人民运动和人民建国的一个发展阶段。人民共和国被归类为“社会主义国家”，有当时的特殊历史原因，并不准确反映事物的本质。

所以，可以认为，“中国”这个概念，从20世纪直到今天并未丧失其独特的政治价值。即使在近二十年里发生了“去政治化”，只是去掉了阶级斗争、世界革命这个极端化的斗争政治，并未失掉全部。而“人民共和国”这一政治价值，反倒随着中国迅速崛起为世界大国而日益突显，无形中促成了一个“再政治化”的新形势。

在我看来，基于对“成为了世界大国的人民共和国”这一政治认同，可以诞生出很多鲜活有力的政治论述，中国在“去政治化”之后新一轮的“再政治化”的进程，大有前景。这是另外的问题。本文作为一个简要的探讨，暂时到此为止，并就此求教于汪晖教授，还望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