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建国：被妖魔化的降息与降准

自2014年11月22日央行实行全面降息后，2015年2月5日，央行也开始全面降准了。上次全面降准和降息还是在2012年5月和7月。时隔近3年，难怪有人抱怨：这次降息与降准，来得太晚了。

自2011年起，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已经整整四年了，2013年以后，经济加速下滑已经是有目共睹、毫无争议，2015年1月份的各种指标（后面有详述）更是显示形势严峻。按常理说，中国完全可以及早采取降息与降准措施来提振经济，不必拖延到今天这种被动的地步。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必要的双降政策迟迟未能出台呢？

原因其实并不难找：近年来，歪曲贬低或妖魔化降息与降准的声音，成了中国舆论的主流。下面，笔者对这些舆论逐一分析一下。

央行降准降息，市场派经济学家又开始扣帽子了

帽子之一：双降就是政府管得太多

首先，双降政策在近期甚至已经被扣上了政治不正确的帽子。“双降就是刺激，刺激就是政府的手取代了市场的手，就是反改革，就是短期有利却长期不利”，类似的观点充斥着媒体，几乎已经成为共识。

通俗点说，降息指的就是经济形势不好，企业困难，政府通过降低存贷款利率，来减少贷款企业的偿还负担；除了降息，还可以降准，即减少各银行存放在央行里面抵御风险的准备金，让这些资金转用于贷款。降息降准，意味着企业贷款负担减轻了，全社会的贷款总量增加了，这样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针对市场荣枯冷热情况，对利率与准备金率进行调整，或升高或降低，本来就是政府维护市场稳定运行的正常的、通行的手段，不论中国还是美国，不论东方还是西方，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没有例外。怎么一到目前的中国，这些政策就成了政治错误了呢？

尤其诡异的是，2007年次贷危机以来，为了促进经济复苏，美国长期实行了极端的宽松货币刺激政策——量化宽松（即在零利率或近似零利率政策后，通过购买国债等中长期债券，进一步增加基础货币供给，来减轻银行压力，鼓励开支与贷款），该政策不间断地持续至2014年10月美国经济初步好转后才停止，对此，中国的反降息论者们却从来没有予以批评或反对，反倒经常见到他们对美联储不绝于耳的夸赞。怎么美国量化宽松就是天然合理，就是市场精神的体现，而中国稍微降点息降点准就成了大逆不道，就成了反改革与对市场经济的破坏了呢？反对降息论者，一面唯美国马首是瞻，一面又对中国政府采取的跟美国政府性质一样的经济措施大张挞伐，真是难以理喻。

在经济严重下滑的情况下却迟迟不推出降息降准措施，这甚至在央行官员当中都引发了矛盾的表述。2014年7月15日，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在媒体吹风会上表态说：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数据和金融统计数据都反映了市场流动性比较充沛，反映了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加大，下半年的稳健货币政策取向是“没有改变的”。巧得很，就在同一天，中国证券报发表了央行调查统计司副司长徐诺金的文章《降税降息降准 释放经济增长潜力》。该文明确指出：“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并非是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必然结果，而是源于我们对经济速度的轻视和投资的偏见”，“中国经济已陷入准通缩，增长放缓是当前最大风险，为此应该全面降息降准”。司长与副司长，同一天发表不同的看法，这也算比较罕见的吧。

媒体与学者常说“当前经济下滑时刻，降息降准，加大刺激，短期看增速能上去，长期看有百害而无一利”，这种说辞怎么能算是经济学？只能算是诡辩。感冒了不赶紧治，非得任其发展恶化为为肺炎，难道这能叫长期看有好处吗？短期内有好处的，比短期内没好处或有害的，更可能带来长期利益。没有短期，何来长期？长期就是由一个接一个的短期组成的。现在死了，何谈将来？

凯恩斯在批评那种拿虚无飘渺的长远来搪塞解决当前实际问题的传统经济理论时，早已指出：“长远是对当前事务错误的指导。从长远看，我们都已经死了。”降息降准，的确只能在一段时期内见效，似乎不够完美，可是，这世界上一劳永逸十全十美的经济政策，本来就不存在，哪有一顿饭管一辈子的好事？当年有人向苏联推销休克疗法说这是灵丹妙药，休克一下后就青春永驻了，结果休克之后却是一蹶不振。现在则有人热心向中国推销什么不要降准降息，让正饥渴难挨的中国经济继续忍下去，“阵痛”一下，以后就万事大吉了，这套药方跟当年的休克疗咋看咋神似。啥也不用干，长远来看一切都会自动好起来的？你信吗？反正我不信。

帽子之二：加剧通货膨胀

给降息降准扣上的另一个大帽子是加剧通货膨胀。该论认为，中国目前流动性充足甚至过剩，存在通货膨胀或货币超发，因此决不能降息降准了。

这种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近年来，舆论刻意夸大了中国的通胀现象（同时被夸大的还有地方债务，如后面所述）。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中国政府采取四万亿的对策，迅速让中国经济止跌回升，成为全球公认的一枝独秀。凡事各有利弊，四万亿同时带来些副作用也难以避免（至于其纯属人为失误的另论），为了维持增长带来些微通胀在全球也属于正常现象。

可是，媒体却夸大了四万亿的弊端，将四万亿妖魔化。自2010年起，媒体便不断鼓吹四万亿导致通胀严重。受舆论影响，2010年以后，中国政府开始采取了限制贷款、压制房地产（如限购政策出台）等政策，自此以后，中国几乎一直维持紧缩的（即高息高准备金）货币政策（2012年曾短期有所松动）。

自2011年起，中国经济速度就明显下滑，原本就并不严重的通胀也不断减弱，但媒体鼓噪通胀的声音却一直没有减弱。比如，2011年春天，某大报专版配图渲染通胀，乍一看那些图片，你会以为中国回到了国民党逃离大陆前夕的金圆券时代；再如，2011年后，无根据的“货币超发”说竟然大肆流行。在媒体的力推下，现实生生被舆论所掩盖、取代。在舆论的影响下，中国政府高估了通胀的危险。像2013年，消费价格指数CPI只有2.6%，距离当年政府的控制目标3.5%尚有不少距离；进入2014年后CPI继续走低，1月份是2.5%，2月份仅为2%。但即使在这样的背景下，在通胀根本谈不上的情况下，3月份确定2014年政府经济工作任务时，某些人仍旧主张将控制通胀3.5%列入目标。现实通胀本来就大大低于3.5%，这还需要控制吗？

结果，进入2014年以后，中国不但继续见不着通胀的影子，通缩倒是成为现实了。2014年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增长2%，较2013年回落0.6个百分点，不仅远远低于年度3.5%的通胀上限，也创下自2010年以来的物价涨幅新低。与CPI相比，另一个更能表现物价走势的标准生产者物价指数PPI，比2013年下跌1.9%。2015年1月，官方与汇丰的制造业PMI指数均跌破50%荣枯分界线，且官方PMI降至49.8%，是时隔28个月该指数首次降至50%以下。更为直观的铁路货运量与发电量等指标的情况，比前述指数更令人感到悲观。事实证明，打着防控通胀的幌子反对降息降准，是没有道理的。在通缩的时代却在防备通胀，就好比一个人肚子饿了你不给他饭吃却让他吃泻药一样。

近年来北上广等大城市房价涨幅较快，民众对此有不少怨言，反对降息者也利用了这一点。他们宣称，银行若降息降准，那么资金将流向地产业，得到好处的主要就是地产商，就会促进房价飙升（还可以把地产商替换为国企，如后面所述）。比如，2014年6月《华尔街日报》就曾报道，“据知情人士透露，央行、财政部、发改委等部门已在辩论，是否应当采取包括降息在内的更多措施来提振经济。知情人士称，目前为止，央行抵挡住了有关降息的呼吁，理由是一大批新增信贷将加剧已不断膨胀的债务，并将资金转移到房地产行业。”

这看似有理，其实不然。首先，且不论事实如何，暂假定地产投机严重是事实，可即便如此，也总不能为了抑制部分领域的投机，就让整个经济体得不到贷款啊。以牺牲整个经济为代价来压制房地产，这就相当于因噎废食，或者相当于为了治关节炎就把整条腿砍掉了一样。其次，相较而言，大型房地产企业的资金情况，要好于普通实体经济，阻止降息，对地产业影响不大，对实体经济却打击明显，或者说对实体经济的打击要大于对地产业。

帽子之三：“大水漫灌”

反对给全面降息者还有一个理由：全面降息就意味着“大水漫灌”，漫灌是不对的，要升级为“滴灌”，实行“定向宽松”、“精准调控”。

“滴灌”、“定向宽松”这些名堂听起来很上档次，遗憾的是华而不实、效果不佳。目前的情况是经济下滑严重，在经济体全面陷入困境、各行业各企业焦渴难忍的情况下，实行全面降息降准，其实不是在“大水漫灌”，而是“普降甘霖”，是真正发挥作用的宏观调控措施，而针对个别行业或领域的“滴灌”、“定向调控”等，最多算是毛毛雨，对解决经济旱情无异于杯水车薪，于事无补。2014年央行多次推出了定向降准或定向降息，作用不大，等情况恶化后，不得不全面降息降准，这足以证明滴灌论在当前的无效。

中国的主流舆论或“市场派”操控的舆论很诡异：一方面，他们鼓吹高增长不好，降低速度才能提高质量，一方面，等他们意见被接受、速度降下来后，他们又惊呼中国经济要崩溃了；一方面，他们强烈呼吁减轻企业的负担，解决企业融资难问题，一方面，他们却又在经济下滑严重的情况下反对降息降准，并将之妖魔化——可是不降息降准，又如何减轻企业融资负担呢？

有些自称“私企的朋友、国企的敌人”的经济学家，曾明确提出：“我不赞成降息降准，这只会继续帮扶国企、地方政府，延缓结构性改革”。不降息降准，固然会打击国企，可是您想到没有，这同样会打击私企啊！况且，国企都是大型企业，抗风险能力要强于多数为小企业的私企，不许降息降准的结果，将会是摧毁多数私企。从上述言论看来，这些人是国企的敌人不假，但要说是私企的朋友，那也不像，倒更像是私企的敌人。为了打击国企，不惜牺牲私企；既是国企的敌人，又是私企的敌人。

地方债和投资也被扣上了帽子了

不只是降息降准，当前中国被妖魔化的经济政策，还有地方债务、投资等。

地方债务，本来也无可厚非。要发展，就需要钱；缺钱，就得借。借钱发展经济，对个人、对企业、对地区、对国家，都是正常现象。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而举债，第一本属合理之举，第二成绩较为显著，第三借债主要投资于基础建设回报稳定，第四包括地方债务在内的中国政府债务仅占GDP不足40%，总量不大。可是媒体却无视上述事实，持续不断地制造中国即将爆发地方债务危机的舆论，逼迫中央禁止或压制地方政府继续举债（参见《地方债务翻番？请媒体站直了说话！》观察者网2013年10月13日发）。大多数地方债务平台，属于正常的没有危险的，人家本来运行得好好的，若被强行打断资金链，反倒会引发债务危机了。这成了以避免危机为借口来制造危机！郑永年先生近日阐述了他的“危机倒逼改革”论：“遏制地方政府债务。财政危机正成为促进地方政府改革的动力。把地方国企卖给央企或者民企，改善政府收支，过去没有财政压力就不会想改革。”——原来遏制地方债务不是出于合理的经济需求，而是出于制造地方财政危机以倒逼“改革”的需求。

关于投资，从个人来说，不投资就不赚钱，从经济体来说，不投资（不论基建投资还是工商业投资等）经济就不发展，所有企业就没好日子过，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市场经济就是投资经济。

可是，中国的“市场派”，却诋毁投资，将投资与消费对立起来，将投资与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对立起来，称投资拉动第一不正确，第二弊大于利，要搞“消费拉动”（任何严肃的经济学著作里面都不存在消费拉动这一说）。

结果呢，目前投资下降了，经济下滑了，消费也没有增长。到2014年四季度后，政府没办法，还是重新捡起靠投资“铁公基”及其它基础设施来拉动经济的老法宝。2014年四季度以来，发改委批准大投资项目的数量与速度简直令人眼花缭乱，其具体数额统计不一，但都是大得惊人，以至于发改委官员近日不得不出来申明：“目前的七万亿计划不同于当年的四万亿”。至于怎么个不同法，该官员没有细讲。

一会儿让吃冰棍，一会儿又让吃火锅，一会儿让辟谷，一会儿又让大补，真是折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