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经济学家联合17名专家发公开信：支持希腊停止紧缩政策
2015年初，希腊极左政党上台执政，点燃欧洲政坛最大一颗炸。为其赢得选票的减免债务和停止紧缩政策的诉求也迅速得到西班牙民众集会支持，却令包括德国在内的欧盟多国领导人不满。就在欧洲多国当前的政策向政治光谱的两端位移之时，有不少学者公开对停止紧缩政策表示支持，其中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
日前，斯蒂格利茨还联合包括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里斯·皮萨里德斯在内的17名经济学家，给英国《金融时报》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反对经济紧缩政策，并提出包括债务削减在内的3种重组希腊债务方案，“希腊获得一个全新的开始，整个欧洲都将从中获益”。
除了发表公开信，斯蒂格利茨还在Project-syndicate上发表专栏文章，称目前全球仍陷在经济危机的泥沼中，但“2015年最大的问题无关乎经济”，借用一句克林顿的口号，“政治才是重点，笨蛋”。文章还建议增速放缓的中国经济有必要从“以数量取胜”转向“以质量取胜”，同时希望西方能减弱对俄制裁。
斯蒂格利茨于2001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曾担任克林顿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世界银行资深副总裁与首席经济学家。
以下是澎湃新闻刊载的公开信全文：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
阁下，《金融时报》的专栏作者们最近指出，债务减免是希腊经济恢复的必要（非充分）条件（吉里连·戴特，1月17日； Wolfgang M nchau，《金融时报》专栏作者，1月5日；彼得·施皮格尔，1月7日）。只有减免债务，希腊才能发展经济，才能充分利用民众的各项技能，助力发展一个统一民主的欧洲。
在债务决议这项棘手的问题上，作者们认为值得庆幸的是站在了道德的立场，采取了务实的态度。道德立场是不管社会和政治后果，拒绝教条式地坚持全额偿还贷款，这一教条已经将欧洲分裂。务实的态度是指，意识到债务减免将给予希腊政府喘息的空间，从而有动力追求国内改革。这些改革包括打击具有挑战性的腐败和逃税问题，提高生产率，而不是仅依靠紧缩政策本身。我们将在这种实用主义基础上，进一步建议财务重组的三种形式，每一种都有实践先例。
首先，进一步有条件地延长债务宽限期，比如未来5年希腊不用偿还任何债务，或者只有当希腊的经济增速达到3%或以上，或2008年以来希腊损失的GDP的50%得以恢复，才需要偿还债务。这种形式的先例，包括英国向美国贷款时采用的修正条款（贷款协定中的一项条款，它授权借款人在国际收支出现困难时，在一定时限内推迟还本付息），该条款在二战之后由凯恩斯谈判拿下。根据条款，英国在经济达到约定条件前，不必还款。
其次，对一些债务进行削减，特别是双边官方债务，进一步增加可利用的财政空间。
第三，大笔资金用于有效投资项目，特别是出口方面。容克计划可以为此类投资提供一个不错的框架，即由欧洲投资银行、欧盟结构基金和德国复兴银行提供资助。此外，增加总需求，通过减税来刺激生产和投资，也将推动未来经济的增长。
债务减免不是促进经济良性动态发展的充分条件，希腊自身也必须实施改革。我们认为，有必要区分紧缩政策和改革，谴责紧缩政策并不是反对改革。宏观经济的稳定，可以通过提高税收或增加征税效率来实现。削减公共支出并不是一个好办法，此举会减少收入基础，反而增加债务比例。
我们认为，希腊获得一个全新的开始，整个欧洲都将从中获益。毕竟就像戴特女士提醒我们的一样，1950年代，德国经济也是在经过大幅债务减免后才得以增长，德国的改革也是在那时候得以实施。
**斯蒂格利茨：**政治才是重点，笨蛋
除了发表公开信，斯蒂格利茨还在Project-syndicate上发表专栏文章，称目前全球仍陷入经济危机的泥沼中，不过一切都无关乎经济，政治干预与错误的政策才是罪魁祸首。文章还建议中国经济有必要从“以数量取胜”转向“以质量取胜”，同时希望西方能减弱对俄制裁。
斯蒂格利茨的专栏文章原文如下：
2014年，世界经济仍然停滞不前，尚未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恢复。尽管欧盟和美国政府进行了强有力的干预，但是欧洲和美国的经济仍然饱受着深远而冗长的低迷期。假如金融危机没有发生，世界经济的发展早已不会是这般田地，欧洲经济的衰退已经持续了整整一年。
发展中国家的表现会好一点，但形势仍然严峻。其中经济发展最成功的国家，无外乎将经济增长建立在出口之上。即使出口市场已经十分不景气，他们仍在金融危机之后持续扩大出口。不过，由于大环境所致，2014年这些国家的出口也在急速减少。
1992年，克林顿在竞选总统时，提出了一个简单的口号：“经济才是重点，笨蛋。”然而和今天相比，当时的经济似乎并不那么糟糕，要知道现在典型美国家庭的收入比当时低得多。但是我们可以从克林顿的口号中获取灵感，也用两个简单的口号来反映目前全球经济萎靡的原因：“政治才是重点，笨蛋”和“需求、需求、需求”。
事实上，2014年全球经济停滞源自人为因素，是世界几个主要经济体在政治和政策上干预的结果，这些政治干预和政策实施阻塞了需求。道理很简单，没有需求，投资和就业都无法施行。
这一点在欧盟体现得最为明显，欧盟实施了紧缩的财政政策，削减政府开支，消费支出减少。欧盟这一结构调整，部分原因是想应对并缓冲经济危机带来的冲击。由于缺少银行联盟，出现欧洲资金逃离经济危机最严重的国家、金融系统削弱、贷款和投资受限等一系列问题不足为奇。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为重振日本经济提出了“安倍经济学”，可是三箭皆脱靶心，射向了错误的方向。2014年4月份日本上调消费税后，GDP迅速下跌，这一现象进一步支持了凯恩斯经济学。
美国采取了小剂量的紧缩政策，取得了最好的经济效果。但即使在美国，公共部门雇员也比危机前锐减了65万人。正常情况下，预期还会减少200万人。因此，美国也出现了经济增长乏力、工资水平停滞不前的问题。
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大范围的经济减速，自然也包括中国经济放缓。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仅从购买力平价来看），而且一直以来都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但是中国经济惊人的成功也伴随着自身的问题，应该尽早解决。
中国经济有必要从“以数量取胜”转向“以质量取胜”。尽管习近平主席打击腐败可能造成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但是没有理由任由腐败猖獗。相反，其他破坏政府公信力的因素，如广泛的环境污染，高水平和不断加剧的不平等，私营企业欺诈等问题，应该像打击腐败一样被有力地解决。
总之，世界不该期待中国支撑起2015年的全球总需求。如果这样的话，将会有一个更大的洞需要被填充。
此外，我们希望西方能减弱对俄罗斯的制裁，此举已经给疲弱的欧洲带来负面影响。（这不是主张反对制裁：世界各国应该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有所回应，西方那些试图保护自己资产的CEO们已经证明，他们缺乏原则让人多么不安。）
过去六年间，西方认为货币政策可以转危为安。金融危机引发巨额的预算赤字和不断上涨的债务，因此有必要去杠杆化，基于这样的考虑，财政政策必须被仍在一旁。
问题是如果生产的产品没有市场需求的话，低利率不会激励企业投资。同样，低利率也不会激发个人借钱消费，因为人们对未来忧心忡忡。货币政策可以做的是创造资产价格泡沫，甚至有可能支撑欧洲各国政府债券的价格，从而阻止主权债务危机。但是很显然，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会让全球恢复繁荣，可能性是零。
让我们回到政治和政策上来。当前世界最需要的是需求，没有需求，私营企业尽管有货币当局的慷慨支持，也无法供应产品。但是财政政策可以。我们在公共投资方面有充足的选择，这些投资将带来高回报，远高于资本的实际成本，而且这些公共投资将加强投资国家的资产负债表。
2015年最大的问题无关乎经济，我们知道如何逃避当前的困境。愚蠢的政治行为是罪魁祸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