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扬：中国话语一定是中国特色的

近几年来，关于“中国话语”的讨论持续升温。一些“主打”词语已悄然流行，而随着大规模发展智库战略规划的实施，整套的话语体系似也呼之欲出。

背后的大形势，当然是中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持续冲高。最近几年，中国一直在默默收获着全球“最大”和“第一”的桂冠，早在4年前中国即成为了全球最大生产制造国，2年前又成为了全球最大商品消费市场国，去年则一举成为了按购买力平价GDP计算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这的确意义重大。从长时段历史上看，上一次中国失去这个地位是在19世纪中期。此后一百多年的两大霸主分别是英国和美国，前者称雄约50年，后者称霸一个多世纪，直到今天。

从短时段历史上看，西方各国从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迅速衰落。据统计，自2008年至今，中国一国就贡献了全球GDP增长的三分之一以上。

单凭中国的经济数据和西方连续发生的危机事件，就已经有不少人断言“后西方时代”真的要来了。

中国话语不应是西方话语的翻版

这是数百年一遇的历史性变局，但中国却并不兴奋，而且明显表现出无意争先。就在一个多月前，汪洋副总理在访问美国的演讲中代表中国政府向世界表态，“引领世界的是美国”，“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关键技术、塑造世界经济秩序的各种规则仍然由美国主导。对此，我们有清醒的认识。中国既没有想法也没有能力挑战美国的领导者地位。”。

故意的低姿态，与一百多年前美国跑步进入“美国世纪”时的大喊大叫，恰成鲜明对照。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轮到中国发话了，中国却似乎没有什么新词可说？为什么西方话语哪怕成了陈词滥调也仍然流行，而中国话语虽然内涵深刻却很少响应？

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副院长王文在最近的2014年 G20布里斯班峰会上观察到：“这些年中国政府和企业的腰包鼓起来，但形象却渐渐‘土豪化’” 光有金钱，没有话语。无论是主论坛，还是外围的B20（20国商务组织）、L20（20国劳工组织）、T20（20国智库组织）和Y20（20国青年组织）等非政府机构，都鲜有中国代表的身影。

2016年轮到中国主办G20峰会，这个每年增加1个土耳其或4个爱尔兰的经济体，届时又有了新的身价。即使不做引领者，不当统治者，但众目睽睽之下，总要在思想观念和话语表述上有些与身份相称的东西。很多人相信思想是行动之母、意识决定存在，中国做得如此之出色，促成其“行”后面的“知”又是什么呢？为什么不说出来呢？

一般来说，话语缺失无非两种情况：一种是心里明白却故意不说，也就是“韬光养晦”、“不”字外交；另一种则是心里想说却说不出来，实践理性很强，认知理性不够。

综合地看，中国这两方面的情况都有。一方面确实是长期遵循“不争论”、“不扛旗”、“不当头”、“不干涉”等“不”字原则，在理论发展和话语创新方面没有着力，一心想着先把经济和民生搞上去再说。而另一方面，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华文化也的确具有敏于行讷于言的特点，并不热衷话语上的夸夸其谈。

近代西方话语其实是一种特殊现象

波兰裔英国作家约瑟夫·康拉德，曾在他1904年出版的《诺斯特洛姆》一书中，写了一位旧金山的金融家霍尔洛德。这位典型的帝国主义代表人物这样宣布：“我们将会在所有的事情上发号施令——工业、贸易、法律、新闻、艺术、政治和宗教；从霍恩角到苏利斯海湾，甚至超过那里，如果北极有什么值得得到的东西的话。这样我们就有可能把世界上那些遥远的岛屿和大陆统统弄到手。我们要管理这世界上的事情，不管它愿意不愿意。世界对此无可奈何。”

这种不可一世的帝国主义态度，在美国至少持续了一百年。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关于世界新秩序的修辞，难以掩饰的胜利情绪和煞有介事的庄严承诺，与霍尔洛德身上孤芳自赏的气味一脉相承。他们一直坚信：我们是老大，我们注定要领导别人，我们既代表着自由，又代表着秩序。

在近代以来的几个世纪里，整个世界一直都在倾听西方国家的发号施令。其实，总体来看，这并非是常态现象。在西方崛起之前，世界要“安静”得多，特别是在中华为中心的东方，并没有那么多大喊大叫。正像儒家学者所解释的，汉字中的“聖”字首先是用耳倾听，善听慎言，是为人主。

很多学者指出过，以英法美为主导的西方帝国主义，有别于历史上大多数其他的征服，如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等，是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后者主要是暴力形式的征服，在文化上，甚至会被臣属民族所同化，逐渐成了被征服者。而前者则完全不同，西方全面崛起之时，其文化上的力量甚至强过其军事和科技方面的力量，在当年遍布全球的殖民地上，西方宗主国曾建立起一种全面渗透、无所不在、彻头彻尾的统治，这种统治主要是依靠话语建立起来的。

凭着在非洲、美洲、印度、东南亚、大洋洲各个殖民地的经验，西方人得出结论：世界上有意义的行动和生活，其源头都在西方，非西方世界的心灵已经死亡，大多数地方没有生活、历史或文化可言。西方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向他们施加幻想，如果高兴也可以给予仁慈。若没有西方，这些边远的地方也没有独立和完整可以展现。如果有什么可以描述的话，那就是腐败、堕落和不可救药。

与中华古代圣贤的善听和慎言正好相反，西方统治者根本不倾听，只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号施令。

中国话语不应是西方话语的翻版

在西方的征服史上，最让西方认定非西方世界一无是处的一点是：殖民地的各种反帝运动，竟然也是西方内部政治的一部分，运动领导人所使用的话语武器，也都是西方的输出品。即使最终获得了独立，掌握政权的“民族资产阶级”，竟然完全照搬原来西方主人的统治模式。

但中国却有所不同。一方面，中国从未像印度和非洲那样彻底沦为殖民地，试图在中国建立宗主国统治的日本，被中国的抗日战争打败了；另一方面，中国的独立建国又是真正的人民建国，试图照搬西方主人统治模式的“民族资产阶级”国民政府，被1949年的人民革命推翻了。

这就意味着，与非洲、印度、南美等地相比，中国实际上从未被西方帝国主义完全征服，无论是直接的军事征服，还是通过代理人的文化征服。这也就意味着，与今天的阿拉伯国家和南美国家大为不同，中国在与西方的竞争中，仍然可以依靠本土的、原生的思想资源，而不必寻求另外一套来自伦敦、巴黎或华盛顿的西式话语。

认识到这一点至关重要。毫无疑问，如果西方确定你这个国家无论是亲西方还是反西方，其话语无非都源自西方、套用西方，那么你就不再是真正的对手；无论你说得多么头头是道，也不过是只永远逃不出如来佛手掌心的孙猴子。

在最近关于中国话语的讨论中，“国家治理”概念成了一个热点，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国家治理”也是核心观念之一，而当代中国执政者大量的政治实践，实际上也都具有很强的历史继承性，与近代西方的影响并无直接关系。

然而，真正的对抗，仍然会集中在西方所占据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主要的舆论高地上。必须承认，自由、民主、人权这几个观念，是到目前为止人类历史上最能打动人心、争取民心、最具有宗教性质的感召，也理所当然成了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有力工具。而诸如“国家治理”、“互惠互利”、“和平发展”等观念，都属于反帝国家争取国家自由和独立的诉求，也许会对各国政府起作用，却并不直接针对民心，不会形成普世性的影响。

这就是中国的话语困局。中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不会寻求西方式的话语统治，但中国又一定要有自己的话语：一种既能够抵抗西方文化战争、又能够产生一定普世影响的中国特色话语。这个要求既是必需，也是必然。而认清中国产生自身话语的先天条件和可行途径，才有取得成功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