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魏行：谁在滥用“去政治化的政治”

【****12月21日，春秋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李世默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论中共政治与改革，引发强烈争议。清华大学研究生王琪《去政治化时代的政治叙事——李世默的清华演讲错在哪里》一文颇具锐气，以汪晖教授“去政治化的政治”理论为表，以“阶级斗争”思想为里****，代表了思想界一种典型看法。之后，寒竹先生对此从理论性高度做出回应，不仅开启媒体层面少有的对“去政治化的政治”理论的严肃辩论，而且将中共代表性作为问题公开讨论。之后，王琪同学继续舍我其谁再次回应，批评寒竹文章中的全民党不可能存在。本文****为独立学者凌魏行对“去政治化的政治”这一话题的进一步探讨。

在本文中，作者针对王琪一文主要提出了两点批评意见。首先，“去政治化”不必然是左翼理论，接受“去政治化”的理论不必然代表接受对方关于中国政治的判断；其次，“治理”中的政治内涵被严重低估了，原因正是对于“政治”的理解的去历史化和抽象化。由此导致的对“政治”的误解也大大狭隘化了对“治理”的理解。本文投稿于王琪的第二篇回应文章《把阶级分析带回来——再谈李世默与去政治化问题》之前，却并不影响王琪与寒竹展开对话。在《把阶级分析带回来——再谈李世默与去政治化问题》一文中，当谈到中共代表性断裂时，作者不仅情感充沛，还大段热情引用了素来为私有化国企张目的吴晓波的言论引以为同道。可见，如何理解中国的政治，已经不是传统的左右之争能够涵盖的了。****】

从李世默先生在清华发表演讲《从全球政治学视野看中共与改革》以来，观察者网连发数篇争议文章，围绕汪晖先生的“去政治化”概念与李世默“治理能力”的叙述展开辩论。在大众传媒上进行深度的政治理论探讨，似乎是久未发生的事情了。遗憾的是，由于第一篇质疑李世默演讲的文章，清华大学研究生王琪的《李世默的清华演讲错在哪里》过于激进和抽象，以及缺乏审慎，以此为开端的整场辩论的理论高度被降低了不少。

在大众传媒上进行深度的政治理论探讨，似乎是久未发生的事情了

汪晖的“去政治化”理论建立在政党-国家一体化的危机上，由于政党失去了通过理论辩论和路线斗争不断更新和自我建构的能力，政治也不再是一个能动的、生成的概念，国家就因其对真实政治关系的不自觉而变成了纯粹的权力机器。其实，在其它学科领域中，与之相似的理论并不少见。比如长久以来提倡国家治理能力的王绍光先生，就时常引用曼库尔·奥尔森的言论，认为“文革”最好隔一段时间来一场，以打烂强势的“分利集团”，打破凝固的政制制度。别忘了，王绍光和奥尔森恰恰是李世默演讲中引用的五位政治学学者中的两位。当然，这并不是在呼吁历史中的文革以原封不动的形式再来一次，而是寻求以更好的方式实现文革最初的意图。再比如法学领域中，对于一味强调程序主义至上，忽视法的规范性价值基础的批判，也与之有相似的理论结构。由此我们要注意两点：首先，“去政治化”警示本身未必天然就是左翼理论，接受“去政治化”的理论不意味着接受对何为政治的判断。正如汪晖在文中所说，“当代中国的左右两翼经常在去政治化的政治面前束手无策，原因很简单：这一国家运作机制已经无法在传统的左右模式中进行衡量和评估”。与之相关的，其次，“去政治化”是一种政治的理论研究和表述，当用于现实批判，特别是在考虑应对危机的方案时，不能无视具体的历史语境，不加中介地套用。

于是，如果我们将“去政治化”的理论论述进一步历史化，进而询问近现代中国最大的政治是什么，那么，在王琪一文中，“政治”就有被简化为阶级斗争，而阶级政治的内涵被抽象化为纯粹的平等政治之嫌。由此而得出结论是，“党-国”在私有化和市场化的历史进程中，疏远了底层，“遮蔽和加剧现实存在的不平等，为阶级地位和社会特权辩护。”但随即我们遇到两个问题，第一，怎样在历史中去理解阶级政治，以及中国“政治”的复杂性；第二，能否说中国今天真实的政治是“为新自由主义保驾护航”，就像大卫·哈维的判断，将邓小平与撒切尔、里根并列，从而索性指中国为一个新自由主义国家。

在第二个问题上，王琪一文虽然没有明言，但行文给出的答案还是比较明确的。因为在西方，“政党轮替的‘政治’意义消解了，区别只在于哪个政党在操作上能够更好地执行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新自由主义的职能。”而在中国情况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就只能谈治理能力和执政能力。言下之意是，谁能够更好地运转和维持自由市场经济，谁就有执政的合法性，而不必问在这个过程中谁获得好处，这是件相当糟糕的事情。

我同意这个论点，但在这一问题上更自觉的难道不是中共本身吗？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共就反复强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换言之，能够“计划”“市场”，拥有宏观调控、维持市场的能力，也从来都不是中共自认的执政合法性来源。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什么区分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呢？当然是公有制是否占主导地位，是否有利于科技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以及是否有利于共同富裕。如果对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状况更熟悉一点，当时存在着所谓“国家二重性”的辩论，意思是，实行商品经济以来，国家的政治、经济出现了二元化，政治的国家应该设法去匹配经济的国家，所有阻挡在经济自我运行原则前的政治都应当被清理，政治应当完全为经济服务。倘若中国真的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政治模式和经济体制会与今天迥然不同吧，难道这不才是王琪一文所批判的“治理”的逻辑吗？但中国是否走了这样一条道路呢？没有，不仅在中共的自我表述上，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中国也确实磨合出了一套相当不同的政治经济模式。这不是在说国家有更好地为自由市场服务的能力，而是说中国政府不仅越来越重视二次分配的公平，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能力较好地直接参与或干预初次分配，在经济学家、春秋战略研究院客座研究员史正富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是“一个包含了战略性中央政府、竞争性地方政府和竞争性企业系统的三维市场体制……标志着中国已初步形成一种与西方常规市场经济有着系统性差异的、新的经济制度类型。”

我的意思是，中国的治理模式，以及独特的政经体制，其内在的“政治性”在王琪一文中被低估了，以至于对“治理”的理解大大地狭隘化了。结果就是认定党-国成为不可救药的日益衰败的政治体，没有任何可能性，倘若不重来一次阶级斗争，平等怎么可能实现，又如何重新获得政治的代表性呢？而在汪晖的原文中，对于国家的态度就要审慎得多，“真正深刻的问题不是确立国家与反国家的姿态，而是如何面对国家的危机”，有没有可能通过政治体制、治理模式的调整，来回应“去政治化”的危机呢？举一例而言，王绍光在谈到中国公共决策机制的独特性时，就强调了政府的调研机制对于群众参与公共决策所起的巨大作用。将“治理”与“政治”抽象地对立起来，就产生了这样的情况，一方面是炽热的义愤，另一方面是对现实复杂性的冷感。

如果对“治理”的理解不能去政治化，那么对于政治，也不能去历史化。特别是，既不能把中国的阶级政治单一地理解为追求平等，也不能想当然地以为平等就能塑造政治的主体性。比如在新民民主主义时期，大资产阶级成为革命对象，原因在于他们的封建买办性质，在于他们在敌我关系中依附于帝国主义势力，从而阻碍了中国迈向富强的现代化国家之路。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反复强调的是，“我们划分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比如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改造是因为某种单纯的政治情怀呢，还是因为普遍的交易成本过高以及工业化初期的资本积累难题？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还不是一个税收国家，作为一个自产国家，容易形成庞大的生产型经济官僚，政府官僚体制对经济运转起着决定性作用，所以激进革命就不止是政治民主，抓革命是和促生产是放在一块讲的。

一般地来说，近代以来中国最大的政治基本可以简述为，建立一个生产力水平高度发达，能抵御列强侵辱的工业化强国；同时，维持社会的组织化，限制贫富差距，追求人与人的平等；以及塑造新人的问题。但就这几个维度而言，并不是严丝合缝统一的。在汪晖的原文中，重新政治化的一条可能的途径就是要打破“国家的”铁板一块，从内部发现裂痕，找到“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国家各部门之间存在着大量的利益不一致”，由此提供政治生成的动能。那么大概也可以说，只要中国共产党还将自身指认为“三个代表”，那么在现实的条件下，实现“三个代表”就不可能是直接地统一，而是内含着紧张和矛盾。无法想象在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去政治化”了的治理，在维护自由市场的同时，还能代表最先进生产力；也无法想象如果国家治理只考量最先进生产力，就能自然而然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或者最先进文化的要求。只要中国共产党自身还承载着历史和人民赋予的政治性，那么内在的紧张就提供着打破“去政治化”的可能，并需要在“治理”中不断进行政治的博弈，才能达到现实中自身的辩证统一。

在李世默的文章中，“治理”不仅与不断改革和回应民众机制联系在一起，更重要的是关于中共作为原动力的核心论述。虽然没有更具体地展开，但毫无疑问，将中共视为原动力，即是意识到了中共是社会基本价值规范的承担者，它同时作用在国家机器的内部和外部，统一着治理机制和政治权力的张力。

于是反讽的是，由历史、现实和人民共同塑造的“政治”，在话语层面的弥合或统一是容易的。在这个意义上，王琪一文将政治、阶级斗争、平等、主体性塑造等概念一股脑儿打包处理，与官方有时会只讲统一不讲矛盾的做法并无本质区别。恰恰是在讨论如何进行现实“治理”的时候，“政治”反会更清晰地展示出内在的紧张与张力。在这个意义上，李世默的演讲是不是更像一个左派所写，而王琪一文反而小资产阶级狂热了，以至于在攻击李世默资本家身份的时候，也忘了汪晖在原文中所述的，“革命政党本身不能从其初期成员的阶级构成中推导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