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之光：“圣战”与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历史

《查理周刊》编辑部一声枪响，不但救活了这份半红不紫的小众刊物，还很可能顺道救活了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铅笔制造业。当然，在这么一个政治高潮时刻，我们的格局不能太小。我们还应当看到，在启蒙运动、推翻路易十六旧王朝、拿破仑战争结束许多年之后，西方现代性的起点、自由主义信仰的精神祖国法兰西终于又一次站到了宇宙中心。

这只是文明的冲突？

在“反恐战争”这场圣战中，《查理周刊》终于替法兰西争了口气，树了个典型。现代世界的八国联军们满脸凝重地站在一起，强烈谴责那帮草菅人命的伊斯兰义和团。大家义愤填膺，一致要求，要给伊斯兰世界送点现代思想去，一面可以消灭目无自由的伊斯兰拳匪，一面还可以拯救一下不知自由是何滋味的穆斯林群众。这支西方新反恐联军的猎猎大旗上写着几个大字，民主化、现代化。而在穆斯林眼中，这支“反恐”联军却与他们历史记忆中的十字军没有差别。他们傲慢、粗暴、贪婪，甚至对神毫无敬畏之心。他们肆无忌惮地踏上穆斯林的土地，任意妄为地寻找地下埋藏的宝藏；他们侵占穆斯林的土地，烧毁穆斯林的城市。正是基于对西方这支十字军的愤怒，穆斯林们聚集到了一起，开始圣战。

伊斯兰世界也有过世俗化的努力，但多数最终以失败告终。

从整个19世纪以来的世界史角度来看，中东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史是一个反抗的历史。伊斯兰的反抗除了今天我们熟悉的泛伊斯兰主义影响之外，还有更复杂的世俗化意识形态的影响。诸如民族主义、泛阿拉伯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等等都在20世纪中东与世界历史互动过程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将阿拉伯世界的反抗笼统地表述为“文明的冲突”毫无疑问抹杀了这一复杂的历史进程，淡化了西方殖民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秩序中的霸权主义色彩。并将伊斯兰世界中的反抗，抽象化为一种纯粹的信仰冲突。而近些年来的“反恐战争”则是这种“文明冲突”话语的国家暴力表现。从情感上，“反恐”描绘了一群只懂得破坏建制的坏分子，一群与“正常”社会相对立的人。在对“恐怖主义”的界定背后潜藏着非常浓厚的西方文明中心意识，以及霸权主义国家战略。近些年的“反恐战争”基本上变成了对伊斯兰教整体的文明冲突。将西方的现代秩序视为“常态”、视为“普遍”。用“恐怖主义”这顶帽子，掩盖了种种形式的对抗行为。用“政治伊斯兰”或者“极端主义”掩盖了伊斯兰世界内部的多样性及其历史发展脉络。

对霸权主义的反抗在世界各个角落呈现出各自不同的面向，进而“极端主义”的问题也必然与各个地方的社会历史特性相结合。但是缺少了对反抗问题历史化的理解，缺少了更广大的政治关怀，缺少了对阶级问题，对不平等的认识，今天的反抗活动便一定会丧失方向。而成为互相之间无休止的仇杀。《查理周刊》激怒了穆斯林，来自穆斯林的子弹则又激怒了欧洲人。倘若不将反帝、反殖民放在一个更长的革命线索当中去理解，那么今天的世界将无可避免地走向碎片化。反帝、反殖民不是斗争的终结，而是斗争的开始，它导向的最终点是民主革命，是平等，是一个没有了霸权主义的大同世界。这是我们普遍性的理想。

在今天的西方人眼里，伊斯兰世界不可理喻。他们就像是西方物质现代化恩泽下不知感恩、不懂包容的坏孩子。就像美国电影《钢铁侠3》里面那个留着大胡子的神秘恶棍满大人。今天的伊斯兰世界在西方眼中，就像是19世纪的中国，他们神秘、易怒、暴躁、幼稚、不知礼节。他们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还远远落在后面。在亨廷顿提出他著名的“文明冲突”理论之前，美国保守主义学者、阿拉伯问题专家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便撰文提出，穆斯林愤怒（Muslim rage）的根源在于，这是“宗教的东方”（religious East）对“世俗的西方”（secular West）进行的挑战。刘易斯引用托马斯·杰斐逊的话，将美国的建国精神根植于政教分离之上。他强调，虽然政教分离是启蒙运动最重要的政治遗产，但是只有到了美国，政教分离才通过立法，从哲学理想变成了政治现实。在刘易斯看来，绝大多数未完成政教分离的宗教都无法真正传播至全世界。而唯一的特例便是伊斯兰。

刘易斯将伊斯兰的历史看做是与欧洲基督教文明相对抗的历史。其形式是双方对领土主权的拉锯争夺。这种十字军对抗圣战士的局面一直到了17世纪中期欧洲殖民秩序兴起而正式结束。世俗化的欧洲殖民者们将亚洲与非洲纳入了殖民世界格局之内，至此以后，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为代表的“伊斯兰世界”便走上了闭关锁国的防御道路。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伊斯兰帝国随着西方的强大而深陷困境。熟悉中国近代史的读者们会发现，在我们近代史课本上读到的“丧权辱国”、“内忧外患”等字眼，几乎可以不加改动地用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身上。19世纪西方殖民扩张在全球范围内掀起的对抗活动，似乎都遵循着类似的路线。

随着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以及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独立浪潮的兴起，欧洲创造的殖民世界秩序正式宣告结束，取而代之的是美国贸易自由主义霸权下的全球秩序。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被石油带到了中东伊斯兰世界，困扰他们的是在这个地区久久未曾衰退的反西方情绪。刘易斯的长文发表于1990年。这一年,苏联才从那个困扰他们长达10年之久的阿富汗战场上撤军不久。就在苏联撤军阿富汗后不久，同年，《塔义夫协定》签订之后上任的黎巴嫩总统、亲西方的基督教马龙派人热内·穆阿瓦德在就职17天之后便遭暗杀。走入中东世界不久的美国开始发现，中东伊斯兰世界的复杂情况似乎远超出他们的乐观预估。

19世纪以来的全球史建立在西方强烈的制度与理论自信基础上。18世纪开始阔气起来的欧洲觉得，自己能够有今天，一定是由于各种优越性使然。带着一副先进带动后进的派头，欧洲不但把买卖做到了全世界，还铁了心想要把自己的优秀经验带给世界人民。西方相信，分散在世界各个角落里的国家，无论其历史背景、社会环境等等的差异，都只不过是处在一条通往相同终点的道路上的不同位置而已。只要遵照了欧洲成功经验，进行社会习俗和思想改造，完成政教分离，完成工业革命，开放自由贸易，进行法律变革，解放个人，那么实现世界大同便一定会指日可待。说实话，西方为了创造这天上人间的美景也是蛮拼的。他们走遍世界，揪着“文明后进”们的衣领子，抡圆了煽他们的嘴巴子，一面煽一面还苦口婆心地问他们：我疼不疼你？

西方扩张是一个军事与政治霸权的现实，其带来的更深远的影响则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趋同。这种趋同理想集中表现在对现代化概念的理解上。这种西方图景给出了一个非此即彼的现代化准则。随之边缘化的，是那些不符合欧洲现代化历史经验及文化标准的生活习惯及社会组织方式。这种对非西方世界观与生活方式排挤，以及非西方世界对统一标准的“现代化”进程的回应，成为今天世界矛盾冲突的主线之一。在这一过程中，伊斯兰的对抗显得尤为激烈。

激进与跪舔——伊斯兰现代化道路的困境

在所有与伊斯兰相关的迷思中，圣战（jihād）应当是受到误解最深的教法概念之一。西方的现代性强调了一套世俗化的“正确”生活准则。这套生活准则强调了宗教改革、政教分离的必要性，同时也格外强调宗教仅作为道德律的私人属性。在欧洲历史发展进程中，宗教改革确立了欧洲各个民族国家君主的绝对主权。而在处理国际关系，即绝对主权之间的关系时，仍旧需要诉诸于基督教国家（Christendom）这一统一的普遍性概念。虽然，随着宗教改革的出现，统一的教皇权威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依附于主权的各个新教教派。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基督教国家的统一性并无政治基础，而是一种随意性极强的情感认同。这在著名的《威斯特法利亚和约》中，以及格劳秀斯的国际法中也有体现。在这两个被认为是西方现代国际法体系基础的文本中，都不加界定地采用了毫无“科学性”的“基督教世界”概念。

与之相比，基督教的同袍兄弟伊斯兰教的历史命运则截然不同。在阿拉伯语里，jihād（其动词形式为jāhada）本意为斗争、施加。其宗教意味强调个人与自身的作恶倾向、恶劣道德作斗争，最终以期能达到伊斯兰的大同（ummah）境界。这种斗争又分两种形式，一种为“以笔（为武器）的圣战”（jihad of the pen）；一种为针对不信仰者的武装斗争，即“以剑（为武器）的圣战”（jihad of the sword）。后者被穆罕穆德称为“小圣战”（the smaller jihad）。与之相对的，前者那种更倾向于自我改造，与论争批判的圣战则被称作“大圣战”（the greater jihad）。从穆罕穆德公元7世纪创教之初，伊斯兰教便试图用复杂的“圣战”观念来规范阿拉伯半岛上的部族冲突，整合原本分裂的部落秩序。在这意义上，“以剑的圣战”实际上为阿拉伯半岛各个部落间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战争法。这一概念基于北部阿拉伯部落间流行的习惯法准则，提出诸如对抗侵略的防御性战争是合法的这类基本战争法守则。

到了公元8世纪下半叶，作为一种战争法的“圣战”观念已经开始得到较为系统的描述。并作为一种律法规范，为分裂的阿拉伯部落提供一个统一的教法基础。与防御性战争相对，还有一种扩张性的圣战行为。这种侵略性的“圣战”概念建立在伊斯兰普遍认同的基础上，被认为是穆斯林的集体责任。进而，合法的圣战必须是一种集体行为，且必须在正义的伊玛目领导之下。对于伊玛目的认定，则需要在系统的伊斯兰教法训练基础上，经过一个长期的集体性甄选产生。这一扩张性圣战的目的，在于扩大伊斯兰认同适用的地域。

至公元8世纪，中东伊斯兰世界的短暂政治统一结束，圣战随之从一个伊斯兰世界内部国际战争法准则，变为分裂的穆斯林统治者们扩大治权合法性边界的概念。在这种情况下，扩张性的圣战便变得极为重要。这时期的教法学者们开始颁布大量教令，试图站在各自君主的立场上，一方面阐述穆斯林国家之间战争的合法性，一方面又为穆斯林针对非穆斯林进行扩张战争进行辩护。走出了部落战争历史的伊斯兰教，这时反倒更显出了他与同袍兄弟基督教类似的基因。

不管是西方的“基督王国”（Christendom）还是伊斯兰教的“乌玛”（Ummah），两种大同观念都表达了一种对世界普遍性的认识。平心而论，这两兄弟的想法都挺可爱。在他们眼里，天下大同就是普天之下，世人都能穿一条裤子，说一种语言。可是忙着做天上人间美梦的两兄弟们却忘了，人心一定隔着肚皮这个基本现实。当然，近代化了的欧洲人，用启蒙运动和科学理性把他们大同理想面上带着的那层基督教浓妆洗了下去。然后反过身来指着他那伊斯兰教兄弟骂娘，骂他是中世纪余孽，不现代，不改革。伊斯兰世界颇为郁闷。特别是到了18世纪欧洲殖民扩张时期，阔起来的欧洲势如破竹，打遍天下无敌手，大有真理战胜的气势。深感到亡国亡种危机的穆斯林们开始反思自己是不是真有什么文化劣根性。此时的伊斯兰世界，早已超出了当年阿拉伯半岛沙漠里小打小闹的部落社群范畴，成了一个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大群体。这里头有人生活在沦为英国殖民地的印度半岛上，有人还在强大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治下。自然而然，他们对劣根性的反思便出现了不同的面向。

对生活在阿拉伯半岛中心的穆罕穆德·伊本·瓦哈比（Muhammad ibn Abd al-Wahhab，1703-1792）来说，生活腐化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贵族和教法学者们根本就是伊斯兰堕落的源头。他认为，想要重振伊斯兰雄风就一定要搞新生活运动，由根正苗红的阿拉伯人带领，重回当年穆圣创教的思想源头。像欧洲清教运动一样，瓦哈比主义在18世纪出现时，是一场以复古为口号的复兴改革运动。他们用净化伊斯兰为口号，大张旗鼓地展开排除异己的圣战。他们此时描述的圣战，已经变成了“进步”穆斯林去清除坏分子的个体责任。

此时的伊斯兰共同体想象是与民族想象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对于瓦哈比教徒来说，土耳其人统治的帝国无法代表伊斯兰理想。因此，瓦哈比的圣战是在与阿拉伯人沙特家族结盟的基础上，对外族统治者的反抗。目的是夺回以阿拉伯人为中心的伊斯兰世界正统治权。而在印度半岛上，1857年反英大起义期间，印度穆斯林积极参与对抗英国殖民力量，其目的则是希望恢复莫卧儿帝国的雄风。

与这种激进的反抗态度相对，伊斯兰另一种“现代化”的思潮强调合作与改良。在1857年印度反英起义之后，一些印度穆斯林发现，英国殖民者对穆斯林采取不信任态度。相反，在起义期间由于反对伊斯兰教义而站在英国殖民者一边的锡克教徒们，却得到了重用。在殖民体制中，锡克教徒们升官发财，穆斯林们则处处碰壁。在这种情况下，印度穆斯林萨义德·艾赫迈德·汗（Sayyid Ahmad Khan,1817-1898）便提出要搞改良运动。他提出，伊斯兰教义并不拒绝与英国殖民政府合作。经由他诠释的“圣战”强调，只有坚持信仰受到明确阻碍时才需要进行抵抗。既然英国殖民政府对伊斯兰信仰持宽容态度，那么穆斯林便无需进行抵抗。他希望，通过这种合作的态度，中产以上的年轻印度穆斯林们能够在殖民系统中获得工作机会。

作为一个出身上层社会的改良派穆斯林，萨义德致力于通过发展西式教育对印度穆斯林社会进行改造。为了表彰他对英帝国殖民事业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维多利亚女王1869年为其授第三级印度之星勋章。成为爵士之后的萨义德趁机周游了一遍英格兰，深深被那帝国中心浓厚的文艺复兴文化气息感染。回到印度之后，萨义德爵士表态，一定要造一所“穆斯林的剑桥”，拯救人民于水火。

与印度这种彻底的殖民地相比，中东那些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治下的半殖民地上，则产生了一些跪舔属性不那么强的改良思潮。其中包括诸如穆罕穆德·阿卜杜（Muhammad Abduh, 1849-1905）和穆罕穆德·拉什德·利达（Muhammad Rashid Rida,1865-1935）。他们认为，在伊斯兰与非伊斯兰世界之间，和平相处的状态是自然状态。因此，只有防御性自卫战争才是合法的圣战。

伊斯兰的改良派与革命派

西方殖民扩张催生了穆斯林世界里的改良派，同样也喂大了穆斯林世界里的革命党。随着西方扩张一起来到穆斯林知识分子心中的还有诸如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类的现代思想。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这种适者生存，优胜劣汰，落后就要挨打的进化史观简直太令人熟悉了。一些穆斯林革命党们认为，伊斯兰传统中那种超越西方民族国家主权边界的共同体观念是对抗这种西方列强压迫的好方法。一开始，一些这些穆斯林革命党们认为，可以通过推广一些具有普遍性的文明标准为国际间行为立法，以期达到保护弱小国家平等权利的目的。但是，很快在欧洲殖民帝国主义的霸权下，他们发现，这种理想主义的手段在现实政治面前毫无价值。于是，伊斯兰的现代化运动走上了泛伊斯兰主义这条更具对抗性的道路。泛伊斯兰主义强调，全世界的穆斯林联合起来。只有在这种强大的共同体之下，对抗西方帝国主义霸权才有可能。这一思潮中绝大多数重要思想家均有在欧洲留学或生活的经历。最著名的包括泛伊斯兰主义的创始人贾迈勒丁·阿富汗尼（Sayyid Jamāl ad-Dīn al-Afghānī，1838-1897），今天穆斯林兄弟会的精神领袖赛义德·库特布（Sayyid Qutb，1906-1966），穆兄会创始人哈桑·班納（Hasan Ahmed Abdel Rahman Muhammed al-Banna，1906-1949），以及伊朗革命的精神导师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1902-1989）等。

这种泛伊斯兰主义思潮主要在中东、中亚北非地区流行。随着19世纪80年代，法国占领突尼斯，英国占领埃及开始，这些地区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穆斯林便开始对欧洲那种以西方为中心的，在国际法体系下合法化了的扩张霸权表示强烈不满。各类抗议活动此起彼伏。作为伊斯兰现代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泛伊斯兰主义从一开始，便具有明确的反西方态度。理论上，它试图强调伊斯兰共同体在对抗欧洲中心主义时的重要作用，批判西方物质生活的腐化特性；政治实践上，泛伊斯兰主义调动“圣战”中反侵略战争的概念，一方面强调在穆斯林世界进行全民教育，一方面又鼓励对欧洲/西方政治霸权进行武装反抗。这种泛伊斯兰主义的暴力“圣战”，直到今天也影响着我们这个世界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