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计划30年前与令完成合作著书谈改革：阻力也会来自改革者

目前正因违纪在立案调查中的令计划，30年前曾与令完成合作写书谈如何改革。虽说书名是《经营管理诀窍》，不过该书在刚刚开头处就谈到了如何做官的问题。谈到要严惩官僚主义，谈到改革阻力时提到阻力也会来自改革者或改革事业本身。

令计划、令完成30年前所著旧书

1985年，令计划、令完成兄弟俩收获颇丰。

这一年是令计划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政教专业学习的最后一年，他的这次系统学习从1983年开始。

这一年，对于令计划的仕途来说也至关重要。他完成这次系统学习后不久即被提拔为共青团中央宣传部理论处副处长，29岁官至副处级。

令计划的幼弟令完成已经从吉林大学经济系毕业到北京工作有几个年头了，当时他还是新华社《瞭望》杂志的一名记者。

颇值一提的是，这一年的6月，令计划、令完成这两个青年人在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书名《经营管理诀窍》。

这本书的内容简介称，两位编者从近几年全国出版发行的大量报刊、经济论著和有关材料中广泛收集、精心挑选和提炼出来百余个具有开拓性的经济观点，“这些观点主要是来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涌现出的一批改革者的精粹思想”。

通俗一点说，令计划、令完成兄弟俩从各种资料里辑录了百余个具有哲理意义的“小故事”和“大道理”，长则500字，短则200字，寥寥数语说透一个经营管理的诀窍。

总体来看，书中的很多观点因为时空环境的变化，已经时过境迁，不再切合当下形势。不过，也有一些观点不算过时。

如今，兄弟二人均已身陷囹圄，阅读这本出版于30年前的旧著，令人不甚唏嘘。

要使每个领导者都感觉到“有官一身重”

现在不少地方有“重位”而无“重任”。名义上“挑重担”。其实是“挑轻担”、“挑空担”。即使为“官”数载不见政绩，“官”也照样能当下去，甚至换一个摊摊还能晋升一步。作为一个领导集体来说，由于“轻官”好当，便有庸人充位，有些党性很强、报国心切的人，纵想有所为，也难能所为。这样必然效率很低。只有有“重位”，无“轻官”，才能使“压力”变为“动力”，非帅才、将才不敢上阵、争雄，这样才能避免扯皮、内耗、掣肘的事，大大提高总体效率。

紧接着，令计划、令完成兄弟俩还总结了使用干部的“秘诀”：

用干部的三条“秘诀”

沈阳薄板厂厂长刘相荣总结出用干部的三条“秘诀”：

第一，你以前功劳再大，干得再好，而现在不干，我就不欣赏你，不使用你。

第二，即使你以前成绩不大，表现不好，现在能重打鼓另开张，不管是谁，只要不是“三种人”或者犯有严重错误的人，我都重用你。

第三，作为一个干部，要想事、找事、干事、干实事。“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我宁可用十个有缺点但有作为的干部，也不用一个只会唯唯诺诺但却无所作为的“好人”，“好人”并非是好干部，好干部也并非是完整的“好人”。有瑕之玉总比无瑕之石价值大得多。

在书中，令计划、令完成兄弟俩引述辽宁朝阳重型机器厂厂长王亚忱的话总结道：谁能开创新局面，谁有作为，谁就上台；没有领导能力，不能开创新局面，就不能提拔。“一个干部如果该问的事不问，该管的事不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是负国负民。占着茅坑不拉屎——占着位置就影响他人发挥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无功便是过。”

那么，新官上任是不是需要点上“三把火”呢？令计划、令完成兄弟俩明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新官上任不用点“三把火”

从古到今，人们在议论新官上任之事时，总有一句口头禅：“新官上任三把火嘛！”并以此来评价此官成就大小。但在现代社会管理体制下，新官上任头三把火是万万点不得的。换言之，新官上任不要急于去点火，而应到处去拾“柴禾”。 拾“柴禾”就是要做大量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对人、财、物要心中有数，等时机成熟，再点火也不晚。同时，点火也不要光自己去点，应让群众和你一块点，这样的火才烧得旺，烧得久，烧得彻底。

在书中，两位编著者也对官僚主义提出了质疑：

不能让官僚主义逍遥法外

现代化管理要求我们尽快建立惩治官僚主义的法规。官僚主义造成的经济损失无疑是一种犯罪，一种严重的犯罪。有人把官僚主义看成是“教唆犯”，这丝毫不夸张。因为在经济领域的官僚主义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和危害性。

一是它虽然没有化公为私，但它却化公有为无有；二是在经济生活中，官僚主义所造成的消费和损失，比贪污盗窃等所造成的损失还要严重；三是贪污盗窃等行为一经查实容易制止，而官僚主义问题往往被忽视，一犯再犯，不易制止。因此，对造成严重损失的官僚主义，必须以犯罪论处。

颇为有趣的是，两个青年人在书中还探讨了书记与厂长的关系问题：

书记与厂长

鞍钢无缝钢管厂厂长王泽普认为，现在有一种误解，认为企业中的党政关系就是党委书记和厂长的关系，党的领导就是书记领导厂长。因此，厂长和书记有一点矛盾就是闹党政矛盾，甚至被说成厂长“脱离党的领导”，“闹独立性”。

他的看法是：应该把厂长和党委的关系同厂长与书记的关系区分开来。厂长是在党委的集体领导下进行工作。书记与厂长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是“班长”与成员的关系；在工作中是党、政两个系统的各自的“首长”。

他在党委会上，严格执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即使他的意见被否决了，只要多数通过，他便坚决地、不折不扣地执行。同样，当他的建议只要多数人通过了，尽管有少数人不同意，甚至书记不同意，他也按规定去办。

他在实际工作中有这样的体会：处理好企业中的党政关系，一是要书记放手，不包揽行政事务，二是要厂长大胆负责敢于承担责任。只有书记放手，厂长才能大胆干；厂长大胆干了，书记也就放手了。

在书中，他们将厂长比喻为“司令员”：军队打仗，要由司令员说了算；生产上的事，经营业务上的事，行政上的事，就是要由厂长说了算。厂长的话就是命令，要令出如山，说一不二。

他们还将厂长比喻为一只“鸟”：过去被缚住了双翅，实行厂长负责制后，绳索被解除了许多，比较自由了。但也不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还有一个“大笼子”。这个“笼子”，就是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令计划、令完成兄弟俩认为，书记和厂长都是企业的“A角演员”。他们引用了辽宁朝阳重型机器厂的认识和作法：在经济工作和干部管理上，党委只行事建议权，厂长行使决策权。

“二八定律”也成为这本书关注的内容之一：

“二八律”思想

在一般情况下，科学技术成果的百分之八十要靠百分之二十的业务骨干来完成。这是美国汽车工业界统计的结果。因此首先要保护和鼓励百分之二十，以此来调动另外百分之八十的人向他们学习和过渡。

1985年，正是中国城市改革风起云涌之年。令计划、令完成两人也没忘记把目标聚焦改革这件事情上。

在书中，他们也总结了改革阻力的三个出处：

改革阻力来自何处

阻力首先来自社会习惯势力和惰性。许多人向来讲中庸之道，反对冒尖，东方式的妒忌心理导致了目前社会上“枪打出头鸟”的普遍现象。再则有些人最讲墨守成规，无前例之事绝不做，任何新生事物出来总要先反对怀疑一气再说，所以我们在改革的同时一定要特别主义改革观念；搞四个现代化的同时一定要抓管理、观念、工作效率、价值标准的现代化和人们素质的现代化。

阻力也来自触犯既得利益者。吃惯“大锅饭”的人会反对打破它，捧惯“铁饭碗”的人总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故改革必然是艰巨、长期和曲折的。因此，我们要注意策略，稳中求快，化强震为弱震，积小胜为大胜，不要把各方面持不同意见的人都看成阻力，尽可能不要刺激人，允许人家有一个认识过程，多用事实说服人。

阻力也会来自改革者或改革事业本身。我们的提法、做法不一定一开始就会尽善尽美，因此，要随时修正错误，又随时坚持真理。从领导角度更要保护立志改革的人。过去，我们不太鼓励开拓者，总是批评家们占上风，喜欢抓住一些缺点就全盘否定，如果一直这样下去，我们的事业就难以倍道而进。

令计划、令完成两人还提出，改革不能犯法，但要允许犯规。他们更呼吁各级领导和行政管理的当务之急就是要主动地废除和修改哪些束缚群众积极性和生产力发展的陈规旧制，为改革者“松绑”，并使他们免除“违法”之嫌。

整整30年前，他们一个29岁，一个26岁，正是一生中最具创造力的时期。其后，兄长令计划仕途一路看涨，最终官至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幼弟令完成继续在新华社做记者，并于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转入资本市场，长袖善舞，以“王诚”之名为外界熟知。

时间在2014年戛然而止。

这一年，他们连同哥哥、山西省政协原副主席令政策一起，成为中国打“虎”行动的一个强有力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