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为什么没有《查理周刊》？-时代周刊

1月7日，法国讽刺漫画杂志《查理周刊》遭到恐怖袭击后，美国媒体发表了数篇文章向民众解释《查理周刊》是一份什么样的杂志，以及它为什么这么具有争议性。

让美国读者感到陌生的，不仅是《查理周刊》的外文刊名，更是该刊物的整个理念。因为美国国内并没有同样定位的刊物。时政幽默虽然在美国颇受欢迎，但近几年它们更多地出现在电视节目上——如《南方公园》、《每日秀》、《科尔伯特报告》（观察者网注：后两者中国观众更喜闻乐见的名字是《囧司徒每日秀》和《扣扣熊报告》）——传统纸媒上则难见其踪影。

事情并非一贯如此。事实上，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随着《疯狂杂志》（MAD）、《单片眼镜》（Monocle）、《现实主义者》（The Realist）以及《国家讽刺文社》（The National Lampoon）等幽默杂志的涌现，讽刺作品曾在美国纸媒兴盛一时——但由于受天时与人和双重因素影响，纸媒上的讽刺作品对大部分美国读者来说已成为历史。

半个世纪前，撰稿者尝试在内容上突破传统，所以恶搞文章、笑话、卡通画、连环画以及色彩鲜明（有时低俗露骨）的封面图片成为了当时幽默刊物的特色。美国社会动荡的六十年代，讽刺作品随着国家一起转型。1964年，《时代周刊》刊登的一篇文章指出，美式幽默“放下顾虑”，开始转向性和死亡等曾被列为禁忌的话题，因为当代读者“基本上不会感到震惊”。

《疯狂杂志》由威廉•盖恩斯（William Gaines）和哈维•库兹曼（Harvey Kurtzman）于1952创办，在所谓的十年政治共识期内出版具有鲜明自由主义特征的讽刺刊物。杂志早期的撰稿者大部分是欧洲犹太移民者的后代，他们作为美国文化局外人，通过自身的视角批判麦凯锡主义和冷战时期的偏执氛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期间，《疯狂杂志》成为反主流文化的标志；漫画家阿特•斯皮格曼（Art Spiegelman）认为这份杂志帮助塑造了反对越战的一代人；学生争取民主社会运动（SDS）的活跃分子汤姆•海登（Tom Hayden）称，他是通过《疯狂杂志》走上了激进之路。杂志的发行量在七十年代达到了顶峰，每期刊物的发行量约一百至两百万份。然而此时，《疯狂杂志》扩大了它的讽刺对象，以同等的力度嘲讽嬉皮士和统治集团，在杂志的幽默原则中，无论持有什么观点，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免不了被嘲讽。虽然《疯狂杂志》是少数至今仍在印刷出版的幽默杂志之一，但自从1984年编辑阿尔•费尔德斯坦（Al Feldstein）离职后，杂志的读者量大幅下降。此后，该刊物更加商业化，开始登载广告，最终导致粉丝们抱怨杂志失去了自身的特色。

1971年9月2日，《疯狂杂志》发行人威廉·盖恩斯在伦敦的杂志促销之旅中躺在街道上。

《单片眼镜》是由一群耶鲁大学的法学学生于1956年创办的讽刺季刊，虽然在吸金上不敌《疯狂杂志》，但在攻击战后循规蹈矩的氛围方面，《单片眼镜》则显得同样的大胆。撇开其他不说，《单片杂志》以其特有的女性作品特色在众多幽默刊物中脱颖而出，其女性撰稿人包括诺拉•依弗朗（Nora Ephron）。1964年，《时代》周刊登载的一篇文章形容《单片眼镜》的主要讽刺对象为“政客、讼棍和政府，”尽管他们也抨击文学潮流和美国的种族问题。最常被自由派民主党编辑们嘲讽的对象是保守派人物和团体，包括理查德•尼克松、威廉•巴克利、约翰•伯奇协会以及巴里•戈德华特。杂志编辑维克多•纳瓦斯基将这份工作视为政治异议的一种形式，他对《时代》周刊说道，他发现社会“如此糟糕和荒诞，”所以不免要对其加以讽刺。（纳瓦斯基后来成为《民族报》的编辑。）

《国家讽刺文社》发行于1970至1978年，由一群哈佛毕业生创办，他们曾经在哈佛大学著名的幽默校刊《哈佛讽刺文社》共同工作过。与《疯狂杂志》一样，《国家讽刺文社》嘲弄政治人物、消费产品、大众娱乐以及文化时尚。但它的语气更为尖刻，杂志画面更加艳俗露骨。1973年《时代》周刊登载的一篇文章称，《国家讽刺文社》主打嘲讽的特点是为“来自恶趣味前线的空洞渗透。”讽刺文社撰稿者的政治立场多元化，从无政府主义到自由意志主义兼容并蓄，文社的编辑团队一直坚称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刊物销售，而非提供任何形式具有凝聚力的政治声明。1973年1月，讽刺文社发行了其最具争议性的封面专题，名为“死亡问题”。 这张封面照片为一只狗被一把左轮手枪指着脑袋。照片上的文字为“如果你不买这本杂志，我们就杀了这只狗。”这是为了挑衅而挑衅的行为——这不禁使部分观察者联想到《查理周刊》也玩过类似的噱头。

《国家讽刺文社》最具争议性的封面专题

以煽动性形象示人，与《查理周刊》最相似的讽刺杂志大概要数《现实主义者》，该杂志由保罗•柯拉斯纳（Paul Krassner）创办于1958年。1967年，这份杂志发行了其最声名狼藉的刊物，包括“迪士尼乱交纪念版海报”（Disneyland Memorial Orgy Poster），在这张插图上，迪士尼经典的动画人物形象做出各种淫秽动作；以及“关于肯尼迪的书中被删节的部分”（The Parts that Were Left Out of the Kennedy Book），这张插图式的短篇小说描绘了约翰逊总统性侵肯尼迪总统的尸体。尽管拥有一票如莫特•萨尔（Mort Sahl）、伍迪•艾伦（Woody Allen）、吉尔斯•菲勒（Jules Feiffer）以及理查德•普赖尔（Richard Pryor）等著名的撰稿人，但这份杂志一直属于美国的“地下”媒体，始终无法像《疯狂杂志》或《国家讽刺文社》一样拥有大批的读者。

然而，无论是地下还是主流媒体，这些杂志都未曾攻击过宗教领袖和宗教信仰（《查理周刊》则因此而闻名），这是大西洋两岸讽刺刊物的真正区别。事实上，在性、暴力和政治方面，美国的幽默大师打破了几乎所有人们能想到的禁忌，他们并不畏惧直面强大的机构与个体。但除少数情况外，所有表演者——包括兰尼•布鲁斯（Lenny Bruce）、比尔•马哈尔（Bill Maher）、佩恩（Penn）和特勒（Teller）——很大程度上都避免同《查理周刊》一样，带有敌意地攻击宗教信仰。（特雷•帕克（Trey Parker）和马特•斯通（Matt Stone）的音乐剧“摩门经”，温和地调侃宗教生活，最终给观众留下了“敏感”而“甜蜜”的印象。）

为什么呢？首先，美国不赞同法国反教权主义的共和传统。世俗主义是法国文化中根深蒂固，视为珍爱的一部分。然而在美国，宗教容忍——如果单从理论上看——一直被吹捧为国家价值，无神论者仍是美国最“不受信任的群体”。其次是媒体选用的问题：将印刷媒介优先作为表达亵渎内容的工具是法国革命历史的一部分。在美国，相比报刊媒体，电视机和单口相声才是美国人争论和挑衅首选的平台。最后，在美国讽刺刊物的鼎盛时期——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光是性和政治，就足以为讽刺作家提供各式各样的喜剧素材了。

如果《现实主义者》、《国家讽刺文社》和《单片眼镜》等杂志今天还存在的话，那么他们可能会嘲讽激进的伊斯兰教。我们也不能肯定。不管怎么说，他们留下了一大批尖锐的讽刺漫画，中招的对象包括健在的总统、已故的总统，甚至米老鼠。但至于讽刺宗教人物的漫画——那些好这口的人最好先看看法国的遭遇。

（作者萨沙•科恩是美国布兰迪斯大学历史系的博士生。她在其学位论文中探讨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国幽默。McSweeneys网站刊登有她的讽刺作品。本文由观察者网林可欣译自《时代》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