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建国：别忽略“农妇命丧派出所”，也别忽略事实
上海踩踏，巴黎恐袭，新年伊始，一件件爆炸性悲剧吸引了人们的眼球。而去年年末一个妇人的悲剧也不该被遗忘。
2014年12月下旬以来，“12月13日河南女农民工太原讨薪命丧派出所”一案成为全国舆论的焦点，当事警察已经被拘捕，案情如何发展，令人瞩目。
我对周秀云女士的不幸深感痛惜，我对王友志、王奎林父子的丧妻、丧母之痛深表同情。我历来对劳动者所遭受的不公对待——比如欠薪——深恶痛绝，比如我曾批评过那些反对“恶意欠薪入刑”的专家与媒体。12.13案被媒体报道后，乍看“河南女农民工太原讨薪命丧派出所”的标题，我也是义愤填膺，并对警察进行了严厉批判。
但一直关心“恶意欠薪”的笔者，在阅读大量报道后，却对一个问题惴惴不安——断定该案是因为“欠薪”引起的，目前是否尚缺乏足够的依据？
在媒体众口一词声讨太原民警，在全国人民被激怒的时候，不知是因忽视或扭曲，有一个细节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澄清：被害者周秀云的儿子王奎林真的是因为“讨薪”而与保安发生了冲突，进而引发了后面的悲剧吗？
笔者见到的媒体，从报纸、电视到网络，都众口一词地将事件定性为“讨薪”。比如，央视新闻频道1月5晚播出的“新闻1+1”节目的标题就是“一个讨薪农民工的非正常死亡”，主持人白岩松在节目中也称“（周秀云）在讨薪的过程中，与保安发生了纠纷，没想到警察与周秀云他们发生了冲突”。在节目中，还播出了采访王奎林的画面，王奎林也直接说该案是因为讨薪受阻而引发的。
遗憾的是，包括央视在内的几乎所有的媒体，可能都犯了一个专业错误，仅仅根据王奎林、王友志（周秀云的丈夫）等人单方面的表述，便将此事定性为“讨薪”。我至今没有见到有媒体对涉事另一方山西四建保安的采访。王奎林一方的表述可能完全符合事实，但是，也可能未必。媒体在关于此案的报道中，应该说至少是不够专业的。
周某与警察僵持（视频截图）
更重要的是，按常理来说，一个更为重要、更为权威的依据，却被所有的媒体给有意无意地忽略或掩盖掉了。这个依据，其实并不难寻找，那就是太原市公安局就此案的通报。
12月26日晚，太原市公安局通报了“12·13案非正常死亡事件情况非正常死亡事件情况”。通报明确指出：
“（12月13日）周某等10余名河南籍农民工准备于次日返乡，需回住地整理行李，因未戴安全帽进入施工工地，与保安发生纠纷。民警处置过程中与阻拦的周某有肢体冲突，涉嫌违反公安机关接处警相关规定，处置不当，发生周某非正常死亡事件。”
该通报讲得很清楚，王奎林等人“需回住地整理行李，因未戴安全帽进入施工工地，与保安发生纠纷”。王友志王奎林父子所称的“去工地项目部讨薪遭阻拦”的说法，在该通报中并未被采信。
到底是太原公安局的通报更符合事实，还是王奎林等人的表述更符合事实，值得读者质疑，也值得有良心的媒体继续挖掘。
但笔者可以断定的是，大量媒体在该通报发布后，继续将此案定性为“讨薪”，是不严肃的。依据笔者接触到的媒体来看，太原公安局通报公布12.13案与“讨薪”无关后，没有发现哪家媒体去质疑该通报，媒体对通报内容的态度是置之不理或视而不见，依旧以“讨薪”来表述或报道此案。
距12月26日太原市公安局通报此案与“讨薪”无关已过了整整十天，央视“新闻1+1”节目的标题仍然是“一个讨薪农民工的非正常死亡”，仍然单方面采纳王奎林一方的说法。
其实，王奎林自己的表述（见 @王奎林为母伸冤），似乎也有些模糊：
“2014年12月13日事发当日，我王奎林与同李康、孟林、徐前进一同行四人于上午11:00左右，从施工生活区外出购买手机返回工地门口处大约在下午15:45左右。我自己一人先行来到工地大门，并同时准备询问剩余工资的发放情况及日期。”
“同时”，这个表述就比较蹊跷。王奎林面对保安与警察时，究竟有无提起、何时提起“讨薪”？
微博上有些网友还透露，王奎林与保安发生冲突后，叫来自己的父母以及班组的其它人，冲突扩大，最终悲剧发生。而某些媒体报道说“王奎林的父母闻讯赶来，欲与现场民警理论”。通报则称周某是“拦阻”。
显然，各方说法也有细微差别，王奎林父母卷入此事，究竟是“拦阻”还是“理论”？
笔者决不认为通报或网友的说辞就一定正确，但大把媒体既没有指出明显的矛盾，也没有证明自己的调查推翻了通报，仍旧对通报视若无睹，执着地自说自话，实在令人大感失望。
希望远比我专业的媒体们，在表述自己的正义感时，不要忘了职责所在：那就是客观、公正、全面地报道事实真相。要想做到这些，其实并不难：去采访涉事保安，听听他们的意见就可以了；而且，案发地应该有监控录像，这对真相的还原也应该有帮助。也许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媒体已经无法接触到保安和监控录像，那起码也应该指出矛盾、承认争议。
正义不需要谎言来加持。如果农妇确实死于该警察之手，此事的性质不会因为“讨薪”增一分，或者减一分。推动案情发展，需要冷静的实事求是，也希望警方尽快公布更详细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