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宁：“政治两面人”杨卫泽的人生煎熬

新年上班第一天，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被中纪委派来的六名身材高挑、相貌俊俏的“壮小伙”带走。在南京火车站的站台上，有人在不经意间拍到了戴着大口罩的杨卫泽被六名“壮小伙”簇拥其间……

舆论对杨卫泽落马的关注，远高于早其几天落马的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王敏。有人说，这是因为他恰好成了新年伊始被中纪委降服的第一只大老虎；有人说，这是因为杨是本届江苏省委中被中纪委“收进笼子”的第三只大老虎（前有江苏省委委员、南京市长季建业，江苏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赵少麟）；有人说，这是因为杨卫泽被季建业岳父——前江苏省常务副省长高德正向中纪委实名举报，社会舆论对高层官场人物内斗一向极具好奇心所致；有人说，杨出事系典型的书记与市长恶斗，最后弄成“两败俱伤”的又一典型；有人说，杨的结局是因为他长期充当“市长杀手”之报应；有人说，杨的落马是清除“周党”的余波之一，未经确认眼下亦无法确认的媒体报道称，杨卫泽在担任无锡市委书记期间曾傍上了周永康这棵大树，从而也就上了“周的贼船”；还有人说，杨的官位其实不算高，对其过度关注，在于杨卫泽是被持续近两年的“出事谣言”击倒的，民间的洞察力与算命能力着实令社会舆论“引以为豪”。

杨卫泽（资料图）

不管杨卫泽是因何种原因“进去”的，抑或杨卫泽是因为多种原因经综合发酵后“进去”的，笔者在本文中想阐明的是，杨卫泽的从政人生从进入省交通厅领导班子、担任苏州市长、无锡市委书记、南京市委书记的近20年间，就一路伴随着非亲历者难以体会的“政治煎熬”，并在其南京市委书记任上达到“煎熬高潮”直至最终落马。

杨卫泽1962年生，常州籍，在南通长大，家庭并无特殊背景。从其16岁考上南京航务工程专科学校港口水工建筑专业（三年制大专）始至2015年元月4日被中纪委带走，其主要人生经历分为四个阶段：

1978年12月至1981年8月，杨卫泽读了三年工科大专，打下在交通系统的就业和发展基础；

1981年8月至2000年11月，杨卫泽一直在江苏交通系统打拼发展。自2000年1月起，杨卫泽同时担任省交通厅厅长、党组书记、江苏高速公路集团公司董事长、江苏润扬大桥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共5个正厅级职务。

在江苏交通系统20年的工作经历中，杨卫泽最初的命运转折点很不起眼、极易被人忽视——那是1986年5月至1988年7月期间，时任省交通厅规划计划处基建科长的杨卫泽被下派到苏北邳县加口乡任乡长助理两年。下派挂职，到基层磨炼的机会决非同龄干部人人皆有。这说明杨在当时已被内定为重点培养的年青干部苗子。外派结束回到省厅机关，杨未被立即提拔，而是继续坐了两年多的“冷板凳”（这段经历应可视为进一步接受组织考验），直到1990年11月，杨卫泽才被提拔为省厅的规划计划处副处长。这段经历既是杨卫泽的“命门”，更是杨卫泽的第一次机遇。杨卫泽抓住了它，由此走上了一条开阔的官道。

经历了外派磨炼再回机关坐上两年“冷板凳”才被提拔为副处长——别以为官小，但杨卫泽那年的年龄更小——只有28岁，显然杨卫泽已在江苏省交通系统年轻后备干部群体中拔得了头筹。在随后的10年间，杨卫泽从副处长快步走完了江苏交通系统多个一把手的多道台阶。

观中国近30年之官场，由于交通系统利益交织过密，平衡各类利益冲突特难，而且还是腐败高发区，故而，省市县三级的交通厅局长能被空降到地方担任党委或政府的一把手十分稀罕。但杨卫泽是个例外。在同时担任江苏交通系统5个一把手仅仅11个月后——2000年12月，杨卫泽空降苏州出任市委副书记。一个月后的2001年元月，杨卫泽出任苏州市市长，时年杨卫泽39岁。鉴于作为地级市的苏州市在全国城市群的经济分量仅位列京沪津深穗之后，杨卫泽当年已被上级党组织寄于厚望可见一斑。

杨卫泽出任苏州市长注定只是个过渡——也即岗位历练以丰富从政资历和经验。2004年6月至9月，杨卫泽被中组部选中，参加美国哈佛大学公共管理高级人才培训班学习（中美交往的一个重要人文合作项目）。对于杨卫泽，这是其政治生涯的第二个重大的时间节点。这意味着，杨卫泽虽仍在苏州市长任上，但其已被列入副省级乃至正省级后备干部名单，受到更高层级的重点关注和重点培养。

事实的确如此，2004年11月，在其从美国培训回来后仅两个月，杨卫泽出任无锡市委书记。2006年11月，江苏省委正常换届，杨卫泽开始担任江苏省委常委。第二年8月，杨卫泽当选中共十七大代表。就此，杨卫泽进一步“上升”的政治空间显然更为开阔了。时年，杨卫泽才45岁。

由于杨卫泽在44岁就已升任省委常委，一年后被选为中共十七大党代表，2011年3月又出任政治分量更重的南京市委书记。2012年8月杨卫泽连选连任中共十八大党代表，在随后举行的中共十八大上，杨卫泽当选十八届中央后补委员。在171名后补中委中排名率68位。由是，杨卫泽的政治前景可谓光明一片。

然而，有“光明面”必有“阴暗面”，杨卫泽在江苏交通厅长任上，与其搭档的副厅长章俊元“出事”；其当苏州市长，与其搭班的副市长姜人杰“出事”；其当无锡市委书记时，与其搭班的市长（杨离任后接任无锡市委书记）毛小平，未及把市委书记的位置坐热而“出事”；其当南京市委书记时，与其搭班的市长季建业又在2013年“出事”，在季“出事”之前，书记市长搭班“还尿不到一个壶里”；进入2014年，南京市又有三名区委书记排着队“出事”……这一系列的“出事”，不可能不涉及到高层对杨卫泽的看法（就算杨本人清廉，至少也得承担反腐领导责任和用人失察的领导责任），亦注定会被社会舆论拉出来用放大镜进行“煎烤”。

这一系列特殊的“政治煎熬”，迫使杨卫泽一次又一次把自己塑造成“出污泥而不染”的廉洁形象。

主政南京后，杨卫泽已被“政治绯闻”缠身，为摆脱被动局面，强作镇定的杨卫泽明显乱了“政治章法”——请品味南京市长季建业“出事”当天杨的一段会议讲话：讲话以“秋高气爽、天高云淡，令人心旷神怡”作为开头，随后提到要“在新的起点上展望未来”，“不能拘泥于陈旧的思路举措”，“要多点道法自然的传统，少点人定胜天的霸气”，“要看到大自然对人们总是坚持‘人定胜天’执念的报复”。这段讲话，由时任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在特定的敏感时间与场合所讲，作为一个高级官员，幸灾乐祸情绪如此不加丝毫之掩饰，实乃高层官场之大忌，这足以从一个侧面印证杨卫泽在当时的“政治煎熬”已到了何种程度。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进入2014年，杨卫泽手下六合区区委书记娄学全、溧水区委书记姜明、建邺区区委书记冯亚军，在不到三个月时间内相继“出事”。紧接着曾担任南京河西开发指挥部指挥长的李强，在连云港市委书记任上落马，令杨卫泽再次被舆论“煎烤”。于是，精神已近乎崩溃的杨卫泽再走两招“臭棋”：

其一，2014年9月13日，就在中纪委宣布对南京市委常委、建邺区委书记冯亚军进行调查4天后，针对“杨卫泽被中纪委带走”的境外报道，杨卫泽亲自给南京市部分官员群发如下短信：“现在国内的网络比文革大字报更险恶，海外的敌对媒体比侵华日军更残酷。这十天我正在井冈山学习，井冈山斗争历史和其精神，使我更淡定更从容面对任何敌对攻击、恶意中伤和传谣惑众。”

其二，当晚，杨卫泽在井冈山干部学院学习的心得体会：《当官不易是当干部的应有之义》在“南报网”上公开刊发。杨卫泽在此文中自我表白“不做不仁之事、不沾不义之财、不染不正之风、不干违法之事，永葆先进本色，永当时代先锋。同时，积极营造良好的从政环境，让制度敬畏、规则意识融入我们的精神世界，切实使每一位党员干部一丝不苟做事，一身正气做人，一清如水为官……”。四个多月后，以上所有的表白包括杨文中大段的“政治表态”都成为全国民众鄙视其扭曲的政治人品的茶余饭后之笑料。

杨卫泽是国内官场又一个极富典型意味的“政治两面人”。客观地说，作为其正面，杨卫泽是一个能主政一方并能打开工作局面的干部。若说他的一路升迁全凭庸俗的官场依附关系和官场歪门邪道是说不通的。若有谁非要那么讲，无疑于把共产党视为瞎子和聋子，这当然与事实不符！而作为其反面，面对凶险之官场，尤其是身居高位后时时处处都在直接感受“高处不胜寒”的杨卫泽，面对共事者与搭班者一个个因腐败而倒下，最终依然步其同僚之“不归路”，既让人们感慨不已，又在人们预料之中。

杨卫泽究竟犯了哪档子事？目前依然只有媒体对传言的“整合、加工和包装”，但有一条传言若在日后被证明可以坐实，无疑是杨卫泽政治人生的最大悲哀：杨卫泽2004年11月出任无锡市委书记直至2011年2月，在此期间，周永康于2007年当选政治局常委并于2012年秋卸任，如果在此期间杨卫泽的确傍了周永康之“大腿”，无疑是杨卫泽为官半世的最大昏招。

笔者姑且不议人身依附、拉帮结派、拥立山头乃中共执政之大忌，亦是高级干部为官之大忌，单从外派苏州、主政无锡、掌管南京，从当选十七大代表再到十八大代表再到十八届一中全会当选后补中委，杨卫泽为官的上升空间其实早已打开，并不需要周永康予以额外的开掘……

但凡“政治两面人”，其本质上一定是个政治投机者。从大历史观有角度，政治投机者皆不会有“好下场”；从现实生活的微观角度，政治投机者也许会风光一生一世，但这依然只是表象，内核是其一生一世都活得“心累”和“心寒”——杨卫泽显然是这个特定群体的一个最新代表。

杨卫泽的案情有待官方权威发布。在这一等待期，社会各界尤其是执政党本身，尤该深刻思考：什么是中国官场批量滋生“政治两面人”的气候与土壤？为什么在现实生活中有那么多的官员或主动或被动地滑向了“政治两面人”的泥淖难以自拔？为什么一个45岁就担任省委常委、并连续跨届担任9年省委常委、深得组织长期培养、信任的高级官员最终还是轰然倒下了？为什么从年龄上划线，杨卫泽“出事”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

笔者以为，根子上的问题不是出在人的本性之“恶”，不必迁怒于市场经济这只“大染缸”，也不必过分强调权力不受监督云云，而是整整两代官员政治信仰的整体性缺失，至少是严重不足。普通人有信念，生活才有目标。官员有政治信仰，拒腐防变就有了最管用的“原始抗体”和主心骨。

信仰一旦缺失，官员在政治上必然缺钙。官员在政治上立不起来，就不可能在履职时对权力抱有敬畏感以及行权时的神圣感。此外，缺乏政治信仰的官员不可能拥有感恩情怀，亦不可能有自律意识。再一方面，杨卫泽这一代的官员群体，普遍缺乏严肃、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纪律生活、民主生活等“党内三会”的严格锤炼，导致他们在行权时不同程度缺乏（少）政治责任感和政治担当意识。

而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学习建设和党委、党组自身组织生活的长期不健全，党组织内部批评与自我批评事实上的“长期废止”（在习大大主政前全国皆如此，习大大主政后局面已开始逐步有所改变）等一系列弊端与病态，又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和间接“害”了一拨又一拨的“杨卫泽们”。

“杨卫泽们”的腐败不同于“59岁现象”式的腐败，是一代“接班人的腐败”。其对中共的政治杀伤力显然比“59岁现象”更甚。杨卫泽这一代高级官员，都是文革结束后重新恢复高考后的科班生，自从他们进入高校的那一刻起，各类思潮纷涌而起。随着思想纠偏和反腐力度的不断深化，时至今日，思想界的风气才有所改观。所以，“杨卫泽们”的下场虽说是自作孽所致，但他（她）们思想理念也并非凭空而生。贪官要清除，反腐制度要建立，但“杨卫泽们”及整个国家为此支付的沉痛代价再次警示我们，反腐败仅靠“老虎苍蝇一起打”，仅寄望于建立防范制度还远远不够。必须再跨前一步甚至两步，从更原始的政治信仰抓起，首先从目前在岗的中高级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信仰抓起，从目前的在校大学生抓起——能认真切实的抓起来么？笔者以为，这正是人民已然认定习大大“与众不同”及对习大大充满政治期待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