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深：2015，大学能不能别和汪峰抢头条了？

大学永远不缺话题，中国的大学尤其不缺。

2014年的大学书桌，很不平静。一开头就是中央民族大学教师伊力哈木以“分裂国家罪”被捕，接着就是各种层出不穷的话题，连打老虎大学也不甘人后地贡献了34位。不过，正能量的声音也逐渐起来了。前有习大大在北大表态，北大、清华不能办成中国的哈佛、牛津，年尾又有《辽宁日报》仗义执言，“大学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

但愿2015年的大学，出现在公共舆论场里时，多一点正能量，少一点负面话题。毕竟，大学的主业是传道授业、教书育人和学术研究，而不是和汪峰抢头条。回归平静的书桌，才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梳理下2014年中国高校大事记，或许更能有所启发。

习近平：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

5月4日，习大大到访北京大学。

他在和北大师生座谈会上讲话时说：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没有特色，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依样画葫芦，是不可能办成功的。这里可以套用一句话，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我们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

中国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已经多年，但始终没有明确的标准，因此，一些高校常将建设中国的哈佛、中国的耶鲁、中国的牛津、中国的剑桥等等作为目标。习近平在北大的此次讲话第一次明确提出，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中国的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必须是中国的，不可能也不应该是模仿哈佛、牛津、剑桥这样的国际知名学府。

伊力哈木：言论自由的边界是哪里？

1月，外媒率先报道称，中央民族大学教师伊力哈木因涉嫌分裂国家罪被中国警方批捕。

据《环球时报》报道，伊力哈木在2006年创办“维吾尔在线”网站，该网站在“7·5”前后十分活跃，因“大肆进行煽动宣传，传播谣言”曾多次被关闭。这些年多起涉疆事件发生时，伊力哈木都接受外媒采访，毫不掩饰地表达“异见”。2013年“冲撞金水桥”事件，伊力哈木曾宣称涉案暴恐分子更像是“受到不正当待遇的自焚者”，试图从道德上为暴恐分子开脱。

警方提供给媒体的消息称，伊力哈木·土赫提与境外“东突”势力勾结，利用互联网鼓吹“新疆独立”，利用讲堂煽动“推翻政府”，利用教师身份从事分裂活动，形成了以其为头目的分裂国家犯罪团伙，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危害。

2014年7月30日，乌鲁木齐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涉嫌分裂国家罪的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原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向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9月17—18日，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乌鲁木齐市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的伊力哈木·土赫提分裂国家一案。被告人亲属委托的两名律师出庭为伊力哈木·土赫提辩护。9月23日，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伊力哈木被判处无期徒刑。

此案从一开始，即伊力哈木被批捕时起，即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简·普萨基称，美国对伊力哈木被捕一事表示“深切关注”。普萨基发表声明说，“我们呼吁中国当局立即公布伊力哈木的下落，并确保其享有根据中国的国际人权责任范围应当享有的相关保障和自由”。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回应称，伊力哈木被“刑事拘留”，因为他“涉嫌犯罪和违反法律规定”

同时，国内也有一些人明里暗里认为，伊力哈木并未切实参与暴恐活动，他创办“维吾尔在线”，其他人在该网站上发表什么言论是别人的言论自由，不应该上升到“分裂国家”的高度。

但正如《环球时报》社论所说，“言论自由的边界如今在大学里有些模糊，需要逐渐厘清。”大学不是法外之地，在任何国家都一样，大学课堂和大学教师都必须遵守构架法律法规，其言行如果触犯法律，不应当用他的民族身份或工作身份为之开脱。

高校反腐：39名高校领导落马

2014年反腐力度空前，各种大老虎先后落马，大学也没有闲着。

据中纪委网站“案件查处”和媒体公开报道信息统计，今年以来，至少已有39名高校领导被立案调查，平均每个月就有3、4起，分布在17个省市区，让人目不暇接。

他们就职的高校既有国家行政学院这样的国务院正部级直属事业单位，也有吉林大学、湖南大学等教育部直属高校，还有山东临沂大学、吉林化工学院等地方院校，更有不少的高职高专院校，基本涵盖了高等教育的各个等级，显示出高校腐败的严重程度。

目前已明确所涉罪名的高校领导中，几乎清一色都涉嫌受贿罪，尤其是集中在基建、人力、采购等分管领域。

他们中年纪最大的66岁，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原副校长庄孟虎；最小的45岁，襄阳汽车职业技术学院院长杨晓炳，只有一位女性领导，即山东临沂大学党委书记丁凤云。

多位离任涉腐职务多年仍被追查，如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原副校长庄孟虎，其早已离任，被查时任职上海华检健康体检中心医务总监，类似还有中南大学副校长胡铁辉，其因年龄原因早在2011年12月已退居二线，但在此轮反腐风暴中，避免不了落马的命运，这也反映了当前反腐终生追责的思路。

此外，还有两位高校领导被通报涉嫌与他人通奸，他们是东华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刘庆成及齐鲁工业大学党委书记徐同文。

辽宁日报：请不要这样讲中国

11月17日，《辽宁日报》发表《大学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老师的一封公开信》一文，引发国内知识界广泛关注和讨论。

《辽宁日报》称，自10月下旬开始，辽宁日报的记者奔赴东西南北中，深入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沈阳5座城市的20多所高校，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听了近百堂专业课，整理近13万字的听课笔记，大致概括出“大学课堂上的中国”三类问题：第一是缺乏理论认同，第二是缺乏政治认同，第三是缺乏情感认同。文中指出，“老师抹黑中国不是偶然现象”。

在反对者看来，大学课堂应当是自由的，怎么讲、讲什么应当由老师决定。至于发牢骚、批评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现象，更是知识分子的天职，不存在“抹黑”的问题。

但在辽宁日报及其支持者看来，批评和“抹黑”是两回事，辽宁日报所说的“抹黑”是指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全面否定性的言论，无论在哪个国家，这种言论都不在“言论自由”的范畴之内，更不应当成为大学课堂的主流。而今天的中国大学课堂上，却恰恰充斥着类似言论。换句话说，批评可以有，一定程度的抹黑甚至也可以有，但当这种批评和抹黑成为大学课堂主流的时候，则必须坚决反对。

12月28日至29日，第23次全国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要坚持立德树人，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书育人全过程；强化思想引领，牢牢把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不断改革和完善高校体制机制；全面推进党的建设各项工作，有效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燕京学堂：北大有多重要？

5月5日，北京大学官方宣布，正式启动燕京学堂计划。根据官方介绍，燕京学堂为住宿制学院，是一个独立建制的教学科研实体机构。学堂将开设一年制的“中国学”硕士项目，包含“哲学与宗教”“历史与考古”“语言、文学与文化”“经济与管理”“法律与制度”和“公共政策”6个方面的课程体系，主要以英文讲授，部分课程仍会使用中文。

这一计划遭到部分北大师生的强烈关注和抗议。7月17日，北大校方与抗议的师生代表进行了对话。表面看，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是否占用北大校园内的历史建筑“静园”，而实质上则在于双方对“中国学”的理解不同。在北大校方及其支持者看来，“燕京学堂”项目是中国进行文化输出的项目，是中国大学文化自觉的表现。而在反对者看来，招一帮外国人来中国，再请一帮外国人来教，还是用英语，这不但不是中国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恰恰说明中国迫切地希望得到西方主流的理解。

著名学者、北大校友甘阳、刘小枫联名公开发表长文表示，“燕京学堂”项目不但不是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反而是想把北大变成西方的文化殖民地。而在他们看来，如果北大变成中国的哈佛、耶鲁、牛津，并不是北大的成功，恰恰是失败，因为北大就是北大，无论在国际大学排行榜上名次如何，北大都只是北大，他的地位都是毋庸置疑的。

北大无小事，但凡是北大的争议，总是会在大众媒体上引起反应。但在这场被视为“北大人”内部的争论之外，也有人认为，北大只是一所大学，把他和中国学术、思想和文化命运捆绑起来，并无必要。至于“燕京学堂”项目，只是一个大学创收项目，不必看得那么严重。

7月24日晚，北大校方宣布，“燕京学堂”将不征用静园。此后，关于此事的舆论渐趋平静。

周鼎“自白书”：大学怎样管理教师

12月23日凌晨，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师周鼎在网上发布了一个“自白书”。周鼎在该文中痛陈高校教学、科研、职称评审中的各种弊病。这篇言辞激烈的文章迅速在社交媒体上刷屏，周鼎本人也卷入了舆论的漩涡。《自白书》所提出的种种问题，引起了高校教师群体的共鸣，舆论也以此为由头展开对中国高校教学和科研体制的批判。

不过，处于漩涡中心的周鼎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认为，自己被一部分人“神化”成了挑战中国现行不合理教育制度的英雄。周鼎称，他参加的是学校为一线教师晋升教学型职称开设的绿色通道，没有通过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工作量不够，一个是工作年限不够。

在这两个原因中，工作量考核方面，周鼎对学校规定中对教师发表论文和上课的要求表示不满，而这涉及的一个问题是，大学老师的主业究竟是上课，还是科研？这也是近年来在大学青年教师群体中饱受批评的规定，因为青年教师资历浅，教学任务重，而在各校的职称晋升规定中，教学所占比重较低，而对发表论文则有硬性的数量规定，因此在职称评审中对青年教师不利。

这也是近年来大学管理中饱受诟病的问题，一方面是大学管理日益行政化、数量化，对在不同级别的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的规定越来越僵化，乃至盲目，同时又要求完成一定数量的教学任务，有些学校还有类似完成国家级、省级或校级课题、出国访问交流等硬性规定。而这些规定对大学教师中的弱势群体——青年教师最为不利。因此，周鼎的“自白书”在网络上引起广泛共鸣。

但反过来说，如果没有这些数量化的硬性规定，大学教师职称评审会不会更合理一些？显然也不一定，因为这可能受到人情、关系、门户之见等更加主观的因素的影响。就像高考一样，数量化管理虽然存在许多弊病，但相比之下仍然可以说是“最不坏的制度”。只是在具体的规定上，比如教学任务和科研任务的比例上，应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更加合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