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言如玉 | 就外滩踩踏事件 已故学者贝克可以教会我们些什么

2015年1月1日，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风险社会”概念提出者、德国慕尼黑大学和英国伦敦政治与经济学院社会学教授乌尔里希·贝克教授 因心脏病逝世，享年70岁。贝克被认为是当代西方社会学界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从1980年代以来先后提出了风险社会、第二次现代化、全球化社会学等 理论，他还与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和斯科特·拉什共同提出“第二现代”的观念，力图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开辟出“第三条道路”。

在他的代表作《风险社会》一书中，贝克在序言中寥寥数语道出了在现代性条件下，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新困境。社会的发展必然伴随着风险的提升，这一基本事实已经对当代公共政策制订提出了巨大挑战。12月31日23时35分许，上海外滩发生严重的踩踏事故，最终致36死47伤。对此政府以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作出了及时的反应，伤者也在第一时间被转移到附近医院接受了及时救治。按照贝克对“风险社会”的基本观察，即便公共政策作出了及时回应，但在新风险不断产生的条件下，对政治而言，“超出****其控制的东西”总是会不断出现。

本文选自《风险社会》第八章“开放政治”，乌尔里希·贝克著，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出版。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资料图）

即便是现代性作为工业社会而系统地释放的潜在威胁——没有任何预见并与它所服从的理性要求相抵触——如果它们最终获得认真对待，都可能代表一种对塑造这个世界的创造热忱和人类能力的挑战。

对这些状况和发展趋势的错误历史判断的影响逐渐出现了。情况可能是这样，在工业社会时代中，前面提及的在商业和政治间的“盲目进军”是可能和必须的。在风险社会的状况下，像这样行动意味着将基本乘法表和多项方程式混淆在一起。跨越了商业和政治的制度边界的结构分化，则会如特殊部门和群体的不同利益一样明显。以这种方式，谈论有关风险界定的经济利益的统一是不可能的。相反，风险解释楔进了商业阵营。在风险中，总是存在着失败者和胜利者。但这意味着风险定义并没有剥夺我们，而是使政治决策成为可能。它们对于驾驭和选择经济发展是非常有效的工具。在这方面，在统计上有足够根据的评估是正确的；对风险的感知与经济利益的矛盾只是选择性的，所以一种生态学的替代选择并不必然会因高代价而搁浅。

导致了经济利益和政治风险的风险状况分化处在同一路线上。作为副作用，风险留给了政治责任而不是商业。这就是说，商业对其导致的东西并不负责，而政治在为一些超出其控制的东西负责。只要一切还是这种状况，副作用就会持续存在。这加剧了政治的结构缺陷，政治不仅遭受挫败，而且不断被要求为那些越来越难否认，但其原因和变化超出了自身直接影响范围内的东西负责。

然而，这一自我失势和信用丧失的循环可以被打破。关键在于对副作用的责任本身。或者说，政治行动获得了与潜在风险的察觉和感知相同的影响。风险界定激起了责任并创造了不合法系统状况的区域，它们迫切需要一般公众兴趣的变化。因而，它们并不削弱政治行动，并且完全不必借助于一种或者盲目或者受到外部控制的科学，不惜代价地在系统地反感的公众面前加以掩盖。相反，风险界定开启了新的政治选择，借此可以重新获得并巩固民主代议制的影响力。

反过来，否认的做法不会消除风险。相反，旨在稳定政策的东西会很快变成普遍破坏稳定的因素。被掩藏的风险自身可能突然变成非常严峻的社会风险境况，以致无法想象工业社会的没有思想如何能被如此拙劣地处理——这是从政治上说，而不仅仅是从科技上说。对适当行动的敏感性——当民主权利变得内在化的时候它已经增长起来——最终不会满意于政治的无用功和粉饰的、象征性的处理。

一个习惯于将问题最小化的社会，对迎接“未来的冲击”是没有准备的。在这一冲击的影响下，政治冷漠和玩世主义，而在社会结构和政治之间，或者政党和选民之间，业已存在的鸿沟会迅速扩大。

快来关注“有言如玉”的微信账号：【yubook2014】，扫一扫二维码，更多精彩等着您。

【“有言如玉”征稿】

书到众人推，您在读书过程中翻到任何犀利的、有趣的、精彩的短小篇幅，都欢迎拍下投稿“有言如玉”栏目。无论理论的、历史的、文学的、娱乐的、甚至漫画，无论门槛，只要言之有物，来者不拒。（邮箱：[email protected]），被采纳者我们将奉上微薄稿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