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放宽再生育政策：再婚夫妻各有一孩还可再生一个
昨天（1月4日），记者获悉，南京市政府根据《江苏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有关规定，对批准再生育一个孩子特殊情形的规定提出了修改意见，并报省政府批准同意。南京这次修改主要是放宽了再婚夫妻再生育孩子的条件。今后，不管再婚夫妻有无孩子抚养权，只要符合四种情形之一，就可申请再生育一个孩子。
再婚夫妻，如果原各生育过一个孩子，再婚后希望再生育，必须符合“双方均为丧偶”、“一方丧偶，一方孩子由原配偶抚养”、“双方原各生育的一个孩子均由原配偶抚养”等四种情形。不过，新出台的《南京市关于批准再生育一个孩子特殊情形的规定》，对这四种情形做了修改。新政策不再对再婚前孩子的抚养权有限制，即使再婚夫妻各自名下都有一个孩子，婚后也可以申请再生育。此外，再婚夫妻中一方为独生子女且未生育孩子的，条件放得更宽。
资料图
再婚夫妻四种情形下可再生一个孩子
1．双方再婚前各生育过一个孩子；
2．一方为独生子女且未生育孩子，另一方已生育一个孩子，双方婚后生育一个孩子的；
3．一方为独生子女且未生育孩子，另一方已生育两个孩子的；
4．一方再婚前已生育一个孩子，另一方未育，或符合上一条规定，经批准再生育的一个孩子经病残儿医学鉴定机构鉴定为非遗传性病残，不能成为正常劳动力或将严重影响婚配的。
其他可以再生一个孩子的特殊情形
1.夫妻一方婚前非婚生育过一个孩子，另一方未育的；
2.夫妻婚后生育的两个孩子（其中第二个孩子系符合《江苏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经过批准的生育），经鉴定均为非遗传性病残不能成为正常劳动力或将严重影响婚配的；
3.只有一个孩子的农村夫妻，一方只有一个兄弟或姐妹，且该兄弟或姐妹残疾不能成为正常劳动力或者经区级以上医疗机构诊断为无生育能力的；
4.只有一个女孩的农村夫妻，男方无兄弟，只有两个姐姐或者妹妹，其中一个残疾不能成为正常劳动力或将严重影响婚配的；
5.只有一个女孩的农村夫妻，女方兄弟均为残疾（不能成为正常劳动力，严重影响婚配或者无生育条件），夫妻共同赡养女方父母和兄弟的（只适用女方姐妹中一人）；
6.女方为无兄弟的农村居民，一女招婿没有到女方落户，但已共同承担起赡养女方父母的义务，现家庭只有一个女孩的。
学者呼吁进一步放开中国生育政策
“单独二孩”政策放开没有带来“婴儿潮”，符合条件的夫妻申请二胎名额的人数低于预期。人口专家呼吁：进一步放开中国生育政策。
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处与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2014年12月19至20日在上海联合举办了“面向未来的中国人口研究”暨第三次生育政策研讨会。来自全国和海外的30多个研究机构的50多位人口学者出席会议。会议回顾中国人口学界以学术研究推动生育政策调整的努力和成效，深入讨论了“单独二孩”生育政策实施以来中国所面临的人口形势，呼吁进一步放开中国生育政策。
生育政策学术研究组的领军学者、中国人民大学顾宝昌教授和复旦大学人口王丰教授回顾了过去十三年中国人口学者对生育政策的集体反思和推动变革历程，强调学者应为制定人口政策提供及时可靠的证据。
与会者对从2013年11月以来实施的“单独二孩”生育政策进行了热烈讨论，这项政策放宽了几十年来的独生子女政策。观察表明，单独政策的放开没有带来“婴儿潮”，符合条件的夫妻申请二胎名额的人数低于预期。目前中国的生育率远低于更替水平，未来15-20年里将会面临人口的大幅度减少，劳动力人数的减少初见倪端，人口老龄化过程也在加速。有专家认为，中国的家庭规模小不仅是因为独生子女政策，也受养育孩子父母所面临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
据介绍，由顾宝昌教授与王丰教授牵头组建“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2001年5月在上海朱家角召开了第一次生育政策座谈会。来自全国16个研究机构近20位学者组成了国内最早对生育政策进行集体研讨和反思的研究团体。课题组经过3年工作分别完成了14篇工作论文，论证了调整生育政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于2004年起草《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建议》，报送国家人口计生委领导及中央，建议从2005年开始实行“单独二孩”，并从2010年开始向每对夫妇普遍生育两个孩子过渡。该建议受到有关部门高度关注。
此后10年间，课题组成员开展多项调查研究。如在2005年至2007年对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实施二孩政策的山西翼城、甘肃酒泉等覆盖800多万人的地区进行调研；2006年开始在江苏省6县市对1.8万名育龄妇女开展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跟踪调查；对我国人口变化对经济和家庭的影响进行分析。2008年5月，课题组与复旦大学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合作举办了第二次生育政策座谈会。在此基础上，由近20个研究机构的26位人口学者于2009年初再次起草并联名签署了《关于我国人口政策调整的再建议》，明确提出生育政策调整时机已成熟、吁请及早放开二胎生育。两次集体建议书对推动政府生育政策调整、及时应对中国的人口态势转变、为中国未来创造良好的人口和制度环境起到了重要作用，更建立起了中央政府、政府部门/地方政府、社会公众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的新型政策制定模式。人口学者们走出学术圈，一方面呼吁决策层的前瞻性决策，一方面向大众普及人口研究的最新成果，推动了人口政策的公共讨论，许多研究结果成为了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历年两会提议的事实依据，也为认识中国人口的新形势、扭转人多为患的简单思维提供了新的科学知识。
（观察者网综合现代快报、人民网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