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问题这一年
作者:晓岸
2014年,南海地区安全形势的波澜起伏成为国际关系热点问题之一。
菲律宾、越南等国继续向中国寻衅,挑起国际仲裁和钻井平台对峙风波,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企图挽回“最后的颜面”、捞取“最后的便宜”。
美国加大介入,从频繁出言敲打中方到提出冻结紧张局势“三不建议”,再到加强南海周边军事部署、出台质疑中方“断续线”合法性的报告,在南海争端中拉偏架更为露骨。
两对主要矛盾混和、交叉起作用。第一是在中国与其他直接争议国之间,本质是领土海洋争端,兼具战略考量;第二是在中国与美国之间,本质是战略矛盾,但尚非直接对撞。
面对复杂局势,中国坚决维护主权权益,处理南海问题的意识和手法更加主动、综合、全面,力压滋扰和挑衅,掌握了局势的制动权。
一是通过钻井、固岛、巡海、修法等实质性措施加强在南海地区的实际存在,控局能力随维权工作得到历史性的重大提升。
二是提出解决南海问题“双轨模式”,即具体争端由中国与东盟直接争议国通过双边渠道谈判解决,南海和平稳定由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维护。这一务实调整拓展了对话谈判和平解决南海问题的空间,中国与东盟“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取得早期收获。
三是发布《中国关于菲律宾共和国所提南海仲裁管辖权问题的立场文件》,这份文件集中体现了中国结合国际海洋法发展在南海问题法理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对菲方的无理取闹形成有力反制。
四是大力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打造中国与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及亚洲互联互通。作为“一带一路”的必经之地,南海周边和海上地区的合作共赢迈入新阶段。
五是与美方就南海问题保持沟通,正告美方不得在直接争议方之间选边站队以免使南海问题成为中美之间的问题。同时稳步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把双方在南海问题上的分歧控制在局部。
南海方略已经正式并入中国强国战略的轨道,维护主权与缔造和平两手都硬,自主海洋开发与跨国海上合作两线都实。同时,对国际社会对南海问题的关切采取更加务实、灵活的态度,给予必要、适度的回应。这样的综合态势是出于应对南海局势复杂化的需要,在逆境中取得,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被对手们逼出来的。
争斗时有激烈,克制却是显而易见的。阻止摩擦升级失控的主要因素,是中国的睦邻政策,是南海周边国家共通的和平意志,是亚太各方对海上贸易通道安全的关切,是东盟组织和多数成员对少数成员国一己私利的约束,也是中美稳定彼此关系的各自大局需要。
认为冷战已在南海生成是一种典型的误判,这种误判低估了南海相关国家的和平意志,低估了中美之间的心照不宣。
把中国说成南海紧张局势的始作俑者是一种造谣污蔑,指美国为全面围堵中国而策动了南海局势重返紧张则是不准确、不全面的。这样两种判断忽略了南海矛盾的内生性质,甚至蓄意要把本来可调可控的问题导向大国冲突引爆点。
但美国确是中国在新时期处理南海问题的主要对手。防止南海争端失控引发冲突、阻止任何力量获得在关键时期单方面控制南海战略航道的能力,是美国南海政策两大并行不悖的目标,也是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由头和支柱。
美国的南海政策正在发生从模糊到清晰的转变,这一转变响应的是中国战略安全与军事实力在南海地区的“坐大”。
转变将继续进行。美国将加紧重组南海周边地区的军事部署,强化“离岸制衡”能力,也将更加系统地运用现代国际法工具“解构”中国南海主张的根基,尽管美国政府和国会仍然拒绝签署、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这是一个持续加压的过程,不会因中美关系的向好而有实质性放松,相反还可能随中国重要海洋工程的竣工验收而出现阶段性的高度紧张。
美方最主要的现实关切是中国会不会划设“南海防空识别区,因为它在美国眼中将是一道单方面宣布“势力范围”的宣言,迫使美国做出升级的战略和政治反应。这是一道考验中国耐心和智慧的命题,也是今后一个时期决定南海局势会否重陷高度紧张的关键点。
南海局势与东海局势有着不可回避、无法割裂的联动性,这在2014年有着突出的体现,任何孤立看待、处理南海和东海问题的作法和习惯都可能导致被动。
处理南海问题需要综合性的战略。中国的南海政策需要进一步转换思路,彰显从稳定性战略向综合性战略的转轨和升级,使底线、红线意识与顶层战略思维形成好的互动,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保持南海地区总体和平稳定之间达到平衡。
经过连串波澜,南海地区当前的总体稳定来之不易。中国要坚定不移做和平守护者,把南海问题变成中国的战略资产而不是战略负担。2015年的南海局势将会更加复杂,但仍有可能成就一个“合作之年”。为此,做好三件事非常重要。
一是以“一带一路”建设和中国与东盟“2+7”合作架为契机推动南海合作共赢不断取得实质成果。二是推动“南海行为准则”取得新进展。“准则”是双刃剑,但也是拉住东盟的关键,政治意义大于战略意义。“双轨思路”的提出对“准则”磋商进程应当构成可见的促进。三是有意识地将在法理问题上面临的压力转换为健全国际法治建设的契机。
美国、菲律宾等国针对中国南海主张发起的论战是试图用在法理问题上的攻势掩盖战略上的被动,其所强调的国际海洋法效力竭力排斥中国主张和依托的历史性权利。但事实上,历史性权利与国际海洋法规定并不冲突,确立中国在南海法理之争当中的主动权就是要将现代国际法的实践与历史性权利的伸张协调、统一起来,而这本身也是对现代国际法实践的重要推动和发展,中国要在此方面发挥引领作用。
中国不乏历史问题专家和国际法专家,但能够结合南海问题的实际同时娴熟运用历史知识和国际法工具的专家稀缺,这一状况必须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