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汉学家卜弥格: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高清组图)
原标题：波兰汉学家卜弥格：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
国际在线消息（记者 杨晨）：2014年6月，初夏的广州，在造型现代的广州市图书馆地下一层展览大厅里，正在进行《“中欧交流使者”卜弥格的文化遗产展览》。偌大的展厅里进出着寥寥几位参观者，在展览介绍上这样写道：“被誉为波兰马可·波罗的卜弥格先生的生平与著述，主要展示可追溯至17世纪的波兰和中国两国之间的早期直接交流、卜弥格的活动与作品。”
400年前的这位身兼波兰传教士与汉学家双重身份的卜弥格（波兰语名米哈乌·博伊姆），在今天名气虽然远远没有早期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大，但其实他的成就一点也不输于同时代的外国汉学家。他是第一个将中国古代的科学和文化成果系统地介绍给西方的欧洲人，但由于种种原因他的作品一直没能得到后人的真正认识。
这次的卜弥格展览由波兰驻广州领事馆主办，波兰驻广州总领事谢宾表示，2014年是中国和波兰建交65周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举办卜弥格的展览，对两国关系有着更加重要的意义。他对记者说：“波兰是世界上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波兰驻广州领事馆成立于1955年，也是在中国最早成立的外国领馆之一。希望这次展览能够激发中国观众对波兰和中国之间相互交流历史的兴趣，更好地促进我们对两国文化和传统的共同理解，并能更好地发展我们目前的合作关系。”
当天展出了卜弥格关于中国和波兰在17世纪直接交流活动的59副作品，而作者正是88岁高龄的波兰著名汉学家爱德华·卡伊丹斯基，他是卜弥格历史和著作的研究者。
卡伊丹斯基老人于1925年出生在哈尔滨一位波兰铁路工程师的家庭，儿时接受哈尔滨波兰侨民的波兰教育，1951年大学毕业后回到波兰。20世纪60－80年代先后在波兰驻华使馆和广州领事馆工作。20世纪70年代，卡伊丹斯基开始潜心研究卜弥格的历史，先后出版了《明王朝的最后使臣—卜弥格》和《中国的使臣—卜弥格》等7、8部关于卜弥格的研究著作，几年前开始翻译《卜弥格文集》一书。
“我从事卜弥格的研究已经超过40年了，我第一次接触卜弥格是在哈尔滨上波兰小学的时候，我的老师教给了我们关于卜弥格的历史，当时我就对他和中国皇帝之间的故事非常感兴趣。但是当时的我并不知道，卜弥格的作品大都是用拉丁文写作，而且他的著作大多也没有出版，有的甚至还被署上了别人的名字。”卡伊丹斯基老人对记者说。
2012年卜弥格诞辰四百周年之际，在中国翻译出版了77万字的《卜弥格文集》，这部著作是先由卡伊丹斯基将他收集到的所有卜弥格著作从拉丁文原著翻成波兰文，再由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著名波兰语翻译家张振辉教授转译成中文。此外，还有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专家、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张西平教授从英文直接转译过来的关于卜弥格研究大秦景教碑的内容。这是目前在全世界能够收集到的所有卜弥格著作的汇总，而且是在中国和全世界的首次出版。
张西平认为卡伊丹斯基在卜弥格研究领域的贡献功不可没，“卡伊丹斯基工作的贡献在什么地方啊，卜弥格那个时期的欧洲是没有知识产权的时代，哪些是他的作品情况不明，他想方设法找到了卜弥格的手稿，根据拉丁文做了核对，这是中国学者在语言上达不到的。”
“当我大概在30多年前，第一次想写关于卜弥格的文章时，我就联系法国耶稣会请他们给我提供卜弥格关于记载中国的著作手稿，他们随即邀请我去法国查阅卜弥格的文献，从那时起我就开始了研究卜弥格的兴趣。然后我才发现，他的著作散落在很多欧洲国家不同的博物馆和图书馆，柏林、巴黎，里斯本，罗马还有伦敦，这些地方我都逐一去寻访。”卡伊丹斯基对记者表示。
对于《卜弥格文集》在中国的首次翻译出版，卡伊丹斯基笑着对记者说，“现在中国可能比在波兰知道卜弥格的人更多了。”而张西平也自豪的对记者表示，“赖以骄傲的是，这本书目前没有英文版，没有波兰文版，只有中文版。而这本书的出版也是中国学术界与波兰汉学家紧密合作的成果。”
“卡伊丹斯基先生是我的老朋友了，同时他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虽拥有波兰国籍，却是在中国出生和长大的。他把自己全部的精力都用于对中国的研究上。”张振辉说。
来自北外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的张西平教授，代表了目前国内研究卜弥格的最高水平。谈到为什么研究卜弥格，他对记者解释道：
“卜弥格有两个方面的特别重要的地位和价值，这是我十几年来研究他的原因。第一，他和中国的历史密切相关。他是我们研究南明王朝的主要三个传教士之一。1932年中国著名学者张元济先生第一次从梵蒂冈复印了卜弥格带回的中国南明王朝皇太后致教廷的文书。自那之后，中国学术界对他的研究就很关心。第二个重要原因是他对欧洲史的重要性。他是传教士汉学和专业汉学的连接点。法国专业汉学家雷默沙，就是读卜弥格的书，学会了中文。从卜弥格到雷慕沙，欧洲早期汉学完成了它从传教士汉学到专业汉学的转变。现在我们出了《卜弥格文集》就都搞清楚了。”
“西方汉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和“专业汉学”。“传教士汉学”是“专业汉学”的奠基阶段。16世纪大航海时代开始，东西交通更加便利，促使更多西方传教士踏上中国的土地。其中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最为成功，因为他们奉行一种有效的传教策略——适应政策，即适应当地文化。这种策略要求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教期间，学习中文，熟悉中国文化，并且努力使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相融合。在“适应政策”的指导下，耶稣会士写出大量介绍中国的著述，内容涉及中国的政治、经济、风俗、文化、地理和历史等各个方面。”首都师范大学的王云靖在她的硕士论文《来华传教士与西方汉学的兴起》中这样写道。
在张西平看来，正是卜弥格的这部汉学著作激发了之后的法国汉学家雷慕沙对中医研究的热情，他的博士论文《论中国人的舌苔诊病》就是直接参考了卜弥格的中医著作《舌诊》。雷慕沙的这些中医研究直接导致他被选为法兰西学院的第一位教授，并在1814年12月11日在法国法兰西学院主持了第一个被称为西方汉学起点的汉学讲座，汉学研究才具有了一种完全不同的面貌。这对于整个欧洲汉学界，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他研究中国，我觉得这个东西太重要了，中波文化交流有这么一个人可真了不得，好像意大利有个马可波罗。”《卜弥格文集》的中文译者，今年80高龄的张振辉激动地对我说。张振辉教授从1993年开始翻译第一本关于卜弥格的著作，通过多年的翻译研究，他对卜弥格有两点佩服，第一个就是卜弥格悲壮的历史，为中国献出生命。
“他对中国特别热爱，忠心耿耿。用他的生命在完成（中国皇帝交给他的）使命，（在中国和欧洲之间）走了三趟，有的路程还很危险。”
在卜弥格的有生之年，他先后两次往来中国与欧洲之间，穿越十几个国家。如今，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中国和欧洲之间的沟通联系非常便利。口袋里揣上几千块钱，就能在12小时内飞到欧洲去。可是在1643年这些都是不可能的，卜弥格乘船去一趟中国就要好几个月的时间，而且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在航行中生存下来，所以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毅力。
1643年，卜弥格第一次坐船从里斯本前往东方，一年后他先是到了澳门，学习了汉语。1647年他到海南岛，1649年到达肇庆，进入永历朝。随后他被南明皇帝派往出使欧洲，1651年卜弥格从澳门登船返回欧洲。回到欧洲后，罗马教廷拒绝对南明的支援，只是要他回到中国去。就这样，卜弥格1656年3月带着失望踏上了返回东方的旅程，原先和他同行的八个旅伴已经有四个死于途中。1658年他到达了广西边境，但是由于清兵的设卡，他过不去。长期的劳累使他这时候患了重病，于1659年8月22日死在广西边境线上，终年四十七岁。
卜弥格在他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也没有忘记他所热爱的中国，在一封信中他十分恳切地说：“我要回到中国的战场上去，即使付出名誉和健康的代价也在所不惜。”最后，他付出了更高的代价－－－生命。
“他研究的东西可比马可波罗要广泛，深入的多！”张振辉对卜弥格佩服的另一点就是卜弥格的科学成就。“在我所了解的所有西方古代传教士里，在研究中国文明上，没有一个比得上他。其他都是把西方的东西传过来，叫西学东渐。但他是东学西传。卜弥格和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不一样的是，那些传教士是把西方的东西告诉我们，而他是把中国的东西告诉欧洲。尤其是中医写的特别多，对后来外国人对中医的重视起了很大的作用。”
卜弥格出生在一个医生世家，他的父亲曾担任过波兰国王的御医，他本人也读过不少西方医学的重要著作。因此，卜弥格来中国后对中国医学非常感兴趣，他还有个很好的助手，陈安德，虽然材料不明，但是各种资料证明他是有中医背景的人。可以说卜弥格对中学西传的最大贡献就是对中医和中药的研究。他是欧洲第一位对中国医学作深入研究的人，但是这个荣誉到很晚的时候才被欧洲学术界承认。
在从罗马返回中国的途中，卜弥格已经完成了中医研究的手稿，但最终他无法进入清军统治下的中国，于是他把中医著作的手稿交给了与他一同返回中国的耶稣会士柏应理，请他设法把这些手稿带回欧洲去出版。但之后，卜弥格的中医研究成果被长期湮没，并遭到他人剽窃后发表。
张西平认为，卜弥格对中医的介绍有四点重要的贡献：他第一个向西方介绍《黄帝内经》，《脉经》，撰写中医学术著作《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士卜弥格认识中国脉诊理论的一把医学的钥匙》开启了西人的中医研究，推动中草药的西传。
卜弥格对中医研究的重点就是《黄帝内经》以及西晋医学家王叔和的《脉经》这两部中医典籍。1658年他在暹罗王国为自己的《医学的钥匙》一书撰写《前言》写道：
“现在，我向你们，最有名的先生们和整个欧洲提供一部著作的纲要，这部著作是世界上最遥远的一个地区的一个最年长和最令人尊敬的医生的。你们应该知道，他是生活在比阿维森拉，希波克拉底、盖仑和塞尔苏斯要早许多世纪的一个地方的一位很有能力和高贵的皇帝。根据文献记载，他生活在洪汜前大约四百年，在基督诞生前2697年他就开始统治那个地方了。”
在卜弥格的《一篇论脉的文章》中他不仅介绍了15种脉相，还介绍了中医望诊切脉的方法。“中国人并不是按顺序看脉，而是在同时诊三次脉：首先用手指轻轻地按一下诊面上的脉。在诊断中间的脉时，把手指稍微按重一点。下面的区域是基础或根，要使劲地按，按到神经和骨头上。”
卜弥格不仅对中医进行翻译和介绍，还凭借自己的医学知识和兴趣，对中医展开研究。在他所写的《医学的钥匙》著作中，他根据自己的理解将中国医学的主要内容做了一个梳理和研究，从宏观到微观，逐步展开，层层深入，并且做了创造性的发挥，他绘制了不少望脉、舌诊和针灸穴位的图解，这些图解即便在中国也是十分珍贵的。
“你看他写的多准确呀！”张振辉摊开厚厚的一本《卜弥格文集》，翻到其中《医学的钥匙》一文的第十五章，里面写道：“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诊断不正常的脉的问题：如果脉搏动一次，要中止一次（这是说歇一下），这说明病人第二天会死去。如果脉搏动两次后，要停一下或者中止一下，这说明病人第三天会死去。而在《脉经》第四卷中记载：“脉一动一止，二日死。二动一止，三日死。”
“卜弥格对中医的西传贡献特别多，但是翻译他的书最大的困难也是在中医方面。”《卜弥格文集》的中文译者张振辉说。“不仅是因为其中有关中医论述的各种概念和理论玄妙难懂，而且卜弥格的著作中原来有过的一些中文名称在欧洲出版的时候，由于印刷不便，都被删掉了。因此我们在翻译的过程中，只能通过卜弥格用当年在西方通用的拉丁文字母对它们的拼音加以识别，将他们还原成中文。”
为此，《卜弥格文集》一书的作者卡伊丹斯基在张西平的帮助下，多次来到北京，在北京的图书馆查阅了大量古代中医的典籍和它们的英译本，以及有关的中药大辞典，并请教中医专业人士，才最终完成了这项艰巨的工作。“虽然我小时候在东北，看过中医，知道中医和西医的区别，但这些不足以让我翻译例如《黄帝内经》这样的专业医学著作。”卡伊丹斯基说道。在他看来，虽然翻译工作困难，但正是卜弥格的中医著作奠定了他中学西传的重要地位。“著名德国东方学家阿塔纳修斯·基歇尔、18世纪德国历史学家和东方学家戈特利布·拜尔、法国汉学家雷慕莎等人，都宣传过卜弥格对中医的研究，他们自己对汉学和中医的研究也都受到过卜弥格的影响。今天，我们看到中医已经普及到了全世界，给各国人民的健康带来了无限的福祉，我们不能忘记这位中医西传的伟大先驱的无量功德。”
作为向西方全面介绍中草药的第一人，卜弥格生前唯一出版过的著作是1656年的《中国植物志》。书中介绍了31种动植物，包括23种植物和8种动物。卜弥格充分发挥了他的绘画才能，为每一种植物和动物都绘了图，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例如介绍大黄时，先是一副图解，然后是长篇文字介绍了大黄的植物特点和加工过程。由于当时大黄是欧洲急需进口的中药材，卜弥格的介绍大大促进了欧洲对大黄的认识。
“他的《中国植物志》是欧洲发表的第一部论述远东和东南亚大自然的著作”。卡伊丹斯基对记者说，“它对中国植物和动物的介绍和其中的插图，是欧洲近一百年内人们所知道的关于中国动植物的唯一资料，而且它的内容涉及面很广。”
张西平认为，在中国植物知识的西传上，卜弥格是开拓者，无论是从来华传教士汉学的角度，还是从欧洲对中国植物认识史的角度，卜弥格都是成绩卓著的。“瑞典植物学家林奈在1753年发表的《植物志》中，提到的中国植物名称只有37种，而卜弥格凭一己之力在近百年前就已经记载了21种中国或亚洲的植物，这说明他的研究是多么超前。”
2014年5月18日，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组织了“波兰中国文化研究的重大进展·《卜弥格文集》”出版学术座谈会。座谈会集聚了来自国内多所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会上来自国内各领域的学者就卜弥格的著作做了不同角度的研究发言。其中来自浙江大学历史系的年轻学者王永杰也做了他关于卜弥格《中国地图册》的博士论文研究报告。
“卜弥格在西方汉学史上的一大重要贡献就是他用经纬度绘制了中国地图。”王永杰对记者说：“我是把卜弥格的地图册放在整个西方对中国地理认识的发展中来看。在卜弥格前后，也有欧洲人绘制过中国地图。最有名气的莫过于卫匡国。他和卫匡国同属于17世纪，但是1655年卫匡国的地图集在西方正式出版了，而卜弥格的地图集一直深藏在梵蒂冈图书馆，长期未得到世人的重视。”
卜弥格的《中国地图册》包括当时中国的浙江、福建、四川等十五个行省地图，一张中国全图，一张海南岛图，一张辽东地图。由于他善于绘画，他的地图都是彩色绘制。而且因为他懂汉语，在中国长期居住，他绘制的地图比那些没到过中国来的绘图者更加准确，他还对马可波罗时代的中国地名做了再次考证，改正了一些错误，对后世西方了解中国的地理位置和行政区划都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王永杰总结了卜弥格《中国地图册》的几个特点：“一是，地名非常详细，甚至包括了县级地名；二是，他绘制彩色插图，配有大量中国动植物及皇帝会见大臣等人物场景，形象生动；三是，他还重视中国矿产，在每幅行省地图上都标注了当地的矿产资源。”
除了主要集中在对中医、中国植物和中国地图西传方面的研究，卜弥格的研究也涉及到中国的各种习俗和文化，包括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中国人的服饰，中国的城市建筑及交通，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孔子，甚至中国的“城隍神庙”这种民间信仰。但是他的这些贡献，作为后代的中国人和波兰人都知之甚少。
“现在的卜弥格还不是很普及，只是专家知道，关于他对中国文明介绍的著作了解不多。大多人关注他代表南明出使欧洲求救。在我看来，这不是他最重要的影响。他最重要的是介绍中国古代文明。”张振辉说。
近年来国内外关于卜弥格的认识在逐渐加深。除了今年在北京的卜弥格研讨会外，2009年9月26—30日在波兰的克拉科夫曾举办过为纪念波兰耶稣会士卜弥格逝世350周年的“17世纪波兰耶稣会士在中国”国际会议，由德国《华裔学志》杂志社与克拉科夫孔子学院合作举办。来自比利时、德国、波兰、葡萄牙、美国及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学者，包括汉学家、科学史家、拉丁文专家和宗教人士30余人参加了会议。2014年9月，波兰的格但斯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的使臣—卜弥格》一书的英文版，相信这会进一步扩大卜弥格在西方的影响力。
虽然卜弥格经离开了将近四百年，但是他为中国和波兰两国友好、为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学西传的研究留下的物质和精神遗产却是永恒的。四百年的历史纵横，中国把他忘记了，世界也把他忘记了。但是《卜弥格文集》的三位作者又将这位波兰的中欧文化交流先驱的事迹展现在中国读者面前。
张西平认为，卜弥格研究对中国学术界有着重要的意义。“从晚明以后，关于中国历史的记载不再仅仅是中文了；大航海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耶稣会入华后，关于欧洲的记载也不再是欧洲语言了。这是一个交错的文化史，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欧洲。过去的世界史各自写各自的，中国不在世界中，世界没有中国。通过对卜弥格的研究说明一个问题，我们在中国史研究中，必须关注外文的材料，对中国史的推进必须在全球化视野下展开。这是一个全球化史的观点。”
把中国放在世界当中，才能了解在16世纪以后，中国与世界在整个全球化的互动当中所获得的进步和发生的各种事情。同时，在全球化进程中，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强大，任何一个国家最早和中国交流的先驱者都应该是他们国家值得纪念和尊敬的人。
“这就好比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时，你要了解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历史、途径、人物和著作，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要挖掘这些材料，取得对象国的认可。这本书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样波兰人看着很亲切，是他们自己的先辈学者，不是中国政府推广的。”张西平同时表示。
波兰驻广州总领事谢宾在展览开幕致辞中讲到，卜弥格就是中波两国在历史上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最好例证，也是我们两国在当今合作的良好基石。“举办卜弥格的展览，就是展现了中国人和波兰人早期之间的直接交流。除了直接交流外，没有一种更好的方式能够了解其它国家的文化。这点在过去很重要，在今天依然重要，这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
在观看展览的观众中有一位罗先生，他已经来过一次，但上次因为时间不够没能全看完，这次专门再来看一次。他说，“我出过国，反过来体会中国文化别有一种感觉。一个外国人能够对中国的东西做到这样细致的描绘，中国人自己却没有这样做的。外国人对中国的东西可能会有另外一个视角来看，中国人自己在里面，可能会看不到这种东西的价值。”他接着说道：“以前的中国是地大物博，外国人来跟我们学习，现在我们陷入了一种西方中心论，（有一种）觉得不如西方人的心态。”
不论东方西方，任何一种文化的生长和传播都植根于民族自信之上。在全球化大融合的今天，外来西方文化的融入本应更加促进中国文化的发展。但当下的国人似乎急于向西方寻找其文化优势，丢失了对本国文化的自信。事实上，东西方在数千年来的发展史中一直是相互融合、相互抚育的伙伴关系，在全球化的每一个阶段中也都伴随着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都拥有其各自的价值。
2014年11月7日，该展览又在中国澳门继续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