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英文版记者不曾发表笔记 直击新闻现场
在人人似乎可以成为记者的今天，我们确实相信，勤奋、有冲劲、有思想、有专业素养的职业记者在这个时代是不可或缺的。而在当下，当肤浅和耸人听闻已经成为常态，深度和有品质的报道，正变得越来越稀有…
↑环球时报英文版记者杨静婕走过顿涅斯科布满弹孔的墙
在即将过去的2014年，《环球时报》英文版的记者，被置于引发人强烈情绪的情境之下——乌克兰的交火、喀什郊区诡谲的形势、香港的抗议嘶喊……他们躲过了2014年横飞的子弹、催泪瓦斯和其他各种看不到的危险。
记者在这样极端的情境下，当人性最好和最恶的一面赤裸裸暴露在眼前时，他们会有疑问、痛苦，甚至会经历精神创伤。但在报道中，这些情绪被很专业地隐藏了起来。我来了，我看了，我报道了——记者所做的，貌似就是这么简单，他们尽可能把自己缩到最小，只让读者去评判。
每当记者从前方回来漫不经心谈起心中所泛起的那些情感时，编辑心里不免触动——或许，这些本不应该流露出来的情感，对读者来说，也有几分意义。
所以，今天你看到的这些，本应是记者记在他们笔记本上不予示众的伤感、无奈、欣喜和疑惑。
↑环球时报英文版摄影记者崔萌
“事实上，今年我拍过很多硝烟弥漫的照片，弹坑、尸体等等。我从几千张照片里挑选出下面的两张，它们是很安静的，看到它们你耳边不会有轰鸣，但同样震撼。”
“这是在乌克兰东部顿涅斯科市中心的一所公寓里。在拍摄这种照片前，乌克兰军方刚刚扔过一轮炮弹。非常不幸，所有的炮弹都落入了居民区，这一轮炮弹后有两人死亡，至少四栋住宅楼被毁。图片中的这个男子已经打了包准备搬走，临走之前他坐下，在自己家中点燃最后一支烟——我不知道他是否还能回来，这是最无声的一种留恋吧。我在顿涅斯科遇到了很多记者，我们没法阻止战争，但我们都有一个想法：至少告诉人们战争是怎样的。”
“这张照片是5月底我在喀什的老城拍的，之前喀什刚刚发生了恐怖袭击，死了31人，伤了94人。因为袭击，这个维吾尔人的古老聚居区被认为是非常危险的。我在这里停留了10天，拍下了维族人生活的日常。这里的孩子不怕生，他们会跟着你跳啊笑啊，很多比汉族的小孩更活泼，小兄弟姐妹之间互相照顾。很难想象恐怖的阴影笼罩在这里，恐怖分子给维族人带来的污名化在这些照片前不堪一击。”
↑环球时报英文版摄影记者李昊
“今年我没有去那些炮声隆隆的地方，我去的地方很多是静悄悄的，但每张画面背后的冲突和纠结，相信仔细看的人能看出来。最令我振奋的是，照片中的人有些最终获得了一些实质性的帮助。”
“这张照片看上去很热闹，实际上，这是一个与世隔绝的村子。我从四川省凉山州坐了7个小时车到达一座山，又走了6个小时山路才来到这里。村子里最早的村民是麻风病患者，他们被迫来到这里居住，事实上他们的后代并没有得病，但外界的歧视让他们没法离开这里，只能在这里互相通婚，繁衍。这一组照片获得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人物类一等奖。腾讯公益关注到我的照片，最后为这里的孩子募捐到一批他们急需的雨衣。”
“这张照片有一种宗教画的感觉，那种光影的感觉——耶稣像里发出的光、室内的自然光、残障的儿童在午休。虽然他们都有残障，但我捕捉到这个镜头时就意识到这个画面的宁静会给观看者带来一种治愈感。”
“这个地方叫黎明之家，在河北邢台。80年代一个天主教神父建立的孤儿院，孩子们都是被遗弃的残障儿童，后来神父死了，一些修女来接班照顾他们，又收了很多被遗弃的残障孩子。这组照片发表后，西班牙一个公益组织联系到黎明之家，希望提供帮助。我很激动，自己的照片能够帮助这些孩子。”
“这是我在北京地铁里偶然拍到的一张照片。当天雾霾很严重，不少人戴了口罩，但这个男人的装备特别夸张。我当然有一种很矛盾的感觉，北京的污染这样严重，但很多人又很难离开这里，依然在追逐梦想，在赶着路。这张照片的矛盾感是很强的。”
↑环球时报英文版记者王采丽
作为一个在内地媒体——环球时报英文版的香港人，我在采访占中时候，感觉自己被两个世界撕扯着。一些香港人问：“为什么我们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普选？”我的很多内地朋友则说：“为什么香港人对他们享有的进步仍不知足？”
作为一个年轻的香港人，我能感受到很多香港同龄人对现状不满的原因。我采访结束后去中环一家普通餐馆吃饭，跟桌上的年轻人聊起来，他们抱怨说这家餐馆的菜两个月涨了两次价，太过分了。的确，香港的贫富差距有增大的趋势，净资产1000万美元以上的香港人有15400人，在世界大城市里排第一，但香港还有五分之一的贫困人口。年轻人对这个是很焦虑的，他们是抗议里最激烈的一群人。
而香港的老一辈就不同。很多老人家当年从内地迁到香港时都没有想到这会是他们永远的家。我的爷爷是从内地迁到香港的。1997年回归时他很激动。香港的老一辈在80年代也追求过民主。后来他们意识到，香港的未来必然是要跟内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甚至在抗议者中，年纪大的人到了一定程度也知道离开了，但年轻人不一样。处理好香港的问题，一定要面对不一样的年轻人。
我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接触了对立的观点，我也问了自己很多问题。我想，对于如何弥合人民对民主的理解和“一国两制”的概念，是很重要的，但目前我看不到答案。我还要继续站在这历史的裂缝中，用心报道。
↑12月1日香港街头
↑环球时报英文版记者白天天
我5月到达乌鲁木齐采访时，很快就被挫败感包围。恐怖袭击之后，一切变得敏感，采访遭遇闭门羹不奇怪。
我有点沮丧地蹲坐在出入境管理局的门口，遇到了前来取护照的维吾尔姑娘帕提古丽。和她的交往渐渐把我带入了后来呈现给读者的新疆故事。
我问帕提古丽的妈妈，恐怖袭击对人们生活的最大影响是什么。“谁也不再相信谁，汉人和维吾尔人不信任，维吾尔人之间也不信任，”她告诉我，“大家都得提防着。”
我听到两个版本的故事，它们完全对立。维吾尔人说，重要岗位是汉人的。汉人说，维吾尔人不仅升迁机会多，就连犯了罪受的处罚也更轻。如果你只选取一个角度报道，那你看到的不是真实的新疆。
我也被一些突破界限的人感动了。帕提古丽的弟弟一直帮助他们社区里的一个贫穷的汉族人家，时常给他们送油送面。
这样的好心人在哪都是让人感动的。但在现在的新疆，做这样的好事需要勇气。帕提古丽的妈妈很担心儿子的安全，因为有维族人说他是叛徒：“你为什么帮汉人不帮自己人？”
所以，我写的新疆故事不光有三股势力卷起的风浪，还有普通新疆人简单善举所冒的风险。我的新疆故事里，有温暖。
↑一个维吾尔家庭走过喀什老城
↑环球时报英文版记者常濛
五月在日本，我见到了不少对华友好人士。他们处在一种尴尬的氛围中，不敢公开宣称友好态度。但无论是年轻一代，还是一生致力于推动中日友好的资深政客和学者，大家共同的期待是在中日国力对比发生变化的时期，双方能够正视变迁带来的不适。
我在北大读书时曾与东京大学的学生做过交流。时隔5年，当年那些日本学生不少已经成为社会精英。这次我重新拜访了他们。经过和这些青年人交流，我发现日本年轻一代与祖辈的疏离大于中国。当见证战争的一辈渐渐离去，日本如何反思历史很重要。同时，中国如何真正自信摆脱受害者心态，也重要。
安倍在平安夜第三次当选首相，或许是不少中国人不喜欢的境况。然而相较于首相频繁更迭带来的短视政策和事故频发，较为稳定的日本政权可以帮助提升我们外交政策的可预测性和针对性，从而有助于修复双边关系，在安倍迫切需要提振国内经济的前提下，双边关系短期内会至少保持现状，而突破则要看日方有何重大表态。
↑东京涩谷街头
↑环球时报英文版记者李骞
去克里米亚之前，我知道自己是去见证历史，我要踏上的土地，是旧冷战遗留的伤疤，也可能是新冷战即将撕裂的伤口，甚至是一场热战的引爆点。
我和同事原本定了从基辅转机进入克里米亚，但局势瞬间变化，3月份克里米亚的机场已经被亲俄的武装分子控制，我们不得不改签机票，从莫斯科转机，才得以进入。
在克里米亚首府辛菲罗波尔，除了市中心被各国记者占据的广场和公共机构，当地人的生活虽不富足却平静且井然有序。克里米亚对游客非常友好，随处都能找到不需要密码的无线网络，外币兑换点的密度好像比金融中心伦敦都高。
这个小小的城市里上演着当时可能是全世界最激烈的谍战。克里米亚长久以来在俄罗斯传统与乌克兰向西转的现实之间拉扯，各方软硬兼施拼实力。我在克里米亚分别采访了俄罗斯和美国资助的文化交流机构，俄罗斯背景的“国际媒体俱乐部”以“重建苏联时代的交流”为目标，每个月邀请莫斯科的高级专家培训当地的新闻记者、政治学者、社会活动家和演员等文化人士。由美国国际开发总署全资开办的“信息和媒体中心”从1997年就开始在克里米亚活动，免费为当地报刊培训记者，传播“国际标准”媒体操作准则。在克里米亚，俄罗斯、美国和欧盟资助的类似组织可能有上百家。
前两天，我通过电子邮件重新联系了当时在克里米亚的采访对象。他们说，当地的工资有大幅提升，特别是公务人员，但当地物价也大幅上涨。
整理照片时我看到去乌克兰采访时基辅独立广场周围烧毁的建筑。联合国公布的数据显示，东乌克兰从4月到12月中旬有近5000人在冲突中丧生。人们有各种理念要去追寻，但我在报道这一切时候，怎么也忘不了被吞噬的鲜活生命。
↑3月，克里米亚首府辛菲罗波尔的列宁广场
↑环球时报英文版记者褚大业
送走沙尘，迎来雾霾，我们只用了十年的时间。钢铁大省河北的崛起，代价是中国北方的蓝天。为治理雾霾，国家出台了新的政策，六千万的产能将被强行淘汰。过去的一年中，为报道京津冀一体化和华北经济转型的话题，我多次走访华北各地，与许多普通人进行的交流，让我记忆犹新。
长期为京津两大都市输送大量资源，产业结构单一，有大树底下不长草之称的河北，能挺过这一轮的折腾不？普通人的稳定生活，如何才能不做治理污染的牺牲品？我们到底需要忍痛炸掉投巨资兴建的高炉厂房还是应该下决心改改粗放式经营的毛病？我记录下了一些简单的看法与您分享，相信分享能使我们在追求真相的路上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