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铁腕治歪风引清风 “真枪实弹”破困局
中新网杭州12月29日电 (施佳秀 吴雨辰)“省市县各级政府‘三公’经费预算支出削减30%，全部用于‘五水共治’。”在浙江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浙江省长李强的一句话振奋了与会的代表、委员们，严控三公经费既是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对整个社会来说，更是民心所向、民意所盼。
削减“三公”经费，意味着政府向自身“开刀”，贯彻中央八项规定两年来，浙江狠刹歪风，从“精简会议活动”到“厉行勤俭节约”，每一条规定都直指时弊。
遏制“舌尖饭桌上的浪费”和“迎来送往上的腐败”，消除“文山会海里的浮夸”和“楼堂管所里的歪风”，如今，700多天已经过去，浙江的“八项规定”并未原地踏步，反而像清新剂，净化了政治生态，引领了社会风尚，抓铁有痕、踏石留印。
扫除送礼风热潮 高档烟酒入“冷宫”
“廉不廉看过年，洁不洁看过节。”挡住年味包裹下的感情投资，扭转借年关过度消费的惯性，对于领导干部党性原则和品质作风是莫大的考验。
“生意不好。”浙江杭州体育场路的芬格富酒庄老板娘向记者感叹，深受大环境的影响，酒庄的生意每况愈下，以前忙的摸不着北，一个门店就有5、6个员工，现如今闲的坐在门前晒太阳，“2、3个人完全忙得过来。”
过去一年，杭州的作风建设为浙江省开了个好头，坚决纠正“四风”，抓住重要时间节点发出多项禁令，通报曝光典型问题，狠抓作风可谓动作频频。就在今年春节后召开的深化作风建设大会上，杭州以视频短片形式点名道姓曝光了29个典型问题，在该市引起了很大反响。
腐败=利益。八项规定的背后是巨大利益市场的坍塌。开了十多年的杭州环城西路上的烟酒专卖店实际上还做着高价回收烟酒的生意，浙江两年来的“歪风”治理也让他们生意受挫，“回收的少了。”
送礼减少，礼品包装也改走简约风。浙江金华某商场老板陈丽就表示，以前在包装过程中喜欢用高档礼盒、绑彩带、填充名贵商品，现在他们只根据商品本身特性做一些简单的包装，“这在一定程度上节约了不少资源。”
市场是官场的缩影。今年1-11月，杭州市累计开展明察暗访3457次，问责853人；市作风办先后4次对28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7起违反机关效能规定的问题予以指名道姓公开曝光；严肃查处了该市萧山区少数基层干部收受礼卡礼券等重点案件。
政府杜绝送礼，各单位的门岗也从严治理。浙江某省厅的门卫就断然拒绝了记者想要放置东西的意图，“现在只要是礼品都不让放。”
正风气，顺民意，浙江省的这一答卷让围观者也纷纷点赞，“对机关的官员、公务人员做了严格的纪律制度规范，总体来说执行还是不错的。”浙江社会科学院公共政治研究所长杨建华评价道。
舌尖腐败遭遏 倒逼餐饮企业转型
“原来许多餐饮做的非常高档，酒水越来越贵，菜也越来越贵。”经过两年观察，餐饮业的巨大变化令杨建华感受颇深，“八项规定对高档餐饮业绩产生了冲击，公务人员的餐饮消费大大减少。”
在反“四风”活动中，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曾表示，群众反映杭州西湖边上有很多高档的会所，不对老百姓开放，浙江省委专门召开常委会做出了决定，要还湖于民。
对“会所歪风”坚决说“不”，杭州市立竿见影：全市关停风景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开办的各类会所等高档经营场所56家。制定业态规划，修订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西湖风景名胜区内关停的30家会所，至12月底，27家转型开放，另3家因装修需要，拟于明年初开放。
不仅如此，杭州市46573名乡科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公开承诺不出入私人会所、不接受和持有私人会所会员卡。
有别于以往高端会所“西湖会”的车马痕迹，现如今，取代西湖会的“开心茶馆”走起了平民路线，“清茶18元，套茶38元”，接手该茶馆的湖畔居茶楼曲院店业务经理姜晓伟还对以往的价格记忆犹新，“那时候很贵的，一桌要3万吧。”
在浙江频频出拳的铁腕治理下，除了高档会所的日子“不太好”，高档酒店也“不太好”。
同位于西湖边的杭州望湖宾馆现在已经不愿强调自己的星级，销售总监张纳坦言，不论是政府会议还是餐饮消费，相较原先的高峰期，现在没有可比性，“肯定是下降的，而且幅度比较大。”
会所易名，酒店降星。两年的冲刷涤荡，换来的是新风扑面。经过持续不断地查纠“四风”，党员干部和群众肯定了身边的变化。
“请客送礼、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减少了，工作纪律、服务态度、群众口碑变好了。”来自杭州江干区某机关部门的小朱如此总结。
“行动迅速，富有成效。”对于杭州市在加大惩治腐败力度、持之以恒深化作风建设等方面，中央纪委研究室主任李雪勤如此评价。
杭州只是浙江厉行八项规定的缩影。
“这两年浙江八项规定实施的还是比较明显的，以往的公款吃喝老百姓对政府印象很差，这两年有明显转变。”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范柏乃也对浙江的八项规定清风点赞。
破“文山会海”顽疾 八项规定“立竿见影”
“以前各种会议、应酬特别多，八项规定实施之后，大为减少，起码我陪家人的时间增多了。”对浙江省某厅级干部王源(化名)来说，“八项规定”对其生活的影响巨大。
“工作就是开会，协调就是喝醉。”“文山会海”是老生常谈的老问题，也是民众反映强烈的官场顽症。
在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就带头改变领导干部作风，利用晚饭后的时间开会，在某次县(市区)委书记工作交流会上，夏宝龙就说，过去有的地方或单位为了工作，开过许多会，讲过许多话，却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就像吃饭是为了填饱肚子一样，开会、讲话是为了解决问题，没有解决问题的开会与讲话，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夏宝龙说。
为扭转“会多会长”风，浙江台州对会议、文件划“红线”，不仅规定了会议时长，文件篇幅的控制也被详细点出，一般性文件字数要保持在3000字以内；领导讲话通报要摘要印发，每期字数也要在3000字以内，两位以上领导讲话通报则要在5000字以内。
不仅如此，精简风吹冷了会议“产业链”。以前以会议用花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杭州城西花鸟市场胡姓花店主表示，“中央提出整顿党风，现在全国上下都在抓，我们的顾客也有所减少。”。
会风反映着政风，引导着社会风气。在浙江温州任职的处级干部刘洋(化名)对八项规定“影响”感受明显。据他了解，在八项规定出台前，很多部门年年都要到财政来要钱，应对各种接待开支，因为钱不够花。“现在，正好反过来，基本上钱都花不掉。”
浙江八项规定将“制度牢笼”越扎越紧，严惩腐败不留死角，民心为之一振。正如中央要把落实八项规定作为本届中央委员会向十九届中央委员会递交的一张“金名片”，浙江也欲通过八项规定，向浙江省人民递交一张亮丽的名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