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遵嘱捐父母遗体遭亲朋指责 10年被迫搬家3次
不堪人言，十年三迁，这是苏州女子周颂英的处境。遵照父母愿望，在老人身故后将父母遗体捐献，让她在亲友邻居中成了异类。局面难以改变，她选择回应指责的方式是躲。她希望借助一次又一次的搬家，让人言平息。
观念冲突，给周颂英的生活酿出了苦酒。事件背后，折射出中国遗体捐献的最大困境。
捐遗
一切都起源于14年前，父亲关于自己身后事的一声嘱咐。
12月9日，周颂英带着女儿搬入苏州吴中区一处新居，这是她6年来第3次搬家。每一次搬家，都是为了逃离。
一切起源于14年前的一句话。
“等我们都走了，你就把我们的遗体都捐掉吧。”2000年前后，在一天晚饭餐桌上，父亲周昭德突然吩咐起自己的后事，周颂英回忆起当时情景，说自己并没有太大的惊诧：父母当干部一辈子接触了很多人，见多识广，思想比较开明。“他们年轻时为祖国建设打江山，想死后也把自己奉献给社会，奉献给医学。他们觉得死后怎么处理遗体都一样。”
当时父亲周昭德和母亲许熙卿已年近耄耋，两个老人经常在探讨身后事。周颂英是二老的独女，这份嘱咐只有她一人执行。
虽然答应了父亲，但对捐遗具体怎么执行，周颂英并不了解。她开始上网查资料，并向周围人打听捐遗渠道。
2002年初，周颂英辗转来到苏州医学院(现为苏州大学医学院)，从门口保安问到了医院办公室，最后才找到了解剖研究室的教授陈尔齐。
咨询完捐遗事宜后，周颂英捎走了两份捐遗志愿书—两张填写项目简单的A4纸。
简单的几栏字，周昭德和许熙卿详细看了一遍后，签上了各自的名字。
2006年，87岁的周昭德身体出现问题，住院治疗时，不常走动的亲戚赶来探望，他告知了亲戚其捐遗意愿。周家的亲戚洪圣浩说，在场的亲戚无人同意。“我们老百姓，思想都比较保守，这方面不能接受。”但当时亲戚们不以为意，“以为他就是说说。”
当年4月24日傍晚，周昭德去世。
当晚殡仪馆已经下班，遗体接送要等到第二天。在父亲的病床边坐了一整晚后，周颂英为父亲擦洗身体，并按照当地风俗给父亲穿衣：她把父亲要穿走的衣服先穿在自己身上，再脱下来一件件穿在父亲身上。“这本来是儿子做的事情，我们家没有儿子，只能我来做”。
在父亲的遗体被抬上车之前，周颂英拥抱了父亲，病痛让父亲身体消瘦，“抱着他感觉单薄了很多。”
在老伴、女儿和外孙女这几位至亲的注视下，周昭德被送走。
风波
父亲的遗体成功捐献后，亲朋的反对从劝阻变成了激烈的言语冲突。
麻烦也接踵而至。从医院回到盘门路附近的家中，闻讯赶来奔丧的亲戚开始和周颂英争吵。邻居陶东明记得，当时知道周颂英有捐遗的想法后，周围的几个朋友曾坐到一起劝她，“为什么要捐掉呢?不值当的。”
陶东明称，当时盘门路沿河一带都是苏州老房子，有几十家住户，周围几户人家最先开始知道这事，“当时邻居都不理解，老人都反对。我们作为邻居和朋友，听到老人这么说，只能是去劝劝她。”
周昭德的遗体成捐之后，反对从劝阻变成了激烈的言语冲突。
陶东明回忆，当时周家来了一群亲戚，“父母双方的亲戚都有，大家都在责问她(周颂英)，说她不孝。”之后责问变成吵架，陶东明和周围几个邻居进去劝架，“其中有一个40多岁、周颂英叫姐姐的亲戚骂得最狠，说话比较重，我们就把她拉出来劝，两方面地劝。”但陶东明发现，劝说并不管用，亲戚都特别反对捐遗，而周颂英则坚持要这么做，劝说无功作罢。
陶东明记得，这样的吵架接连发生了好几次，双方闹得场面十分尴尬。
争吵将消息很快扩散。陶东明说，清楚实际情况的人不多，其他更多的人基于道听途说的信息，开始对周颂英指指点点，“以前老房子和现在的楼房不同，大家出门就能碰到，老人在门口坐在一起，有点事就聊。”
亲朋如此大的反应，让周颂英和母亲始料未及，“我们家觉得这就是种奉献而已，不理解有可能，但是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回响?”周颂英说，她开始完全想不通，“他们认为老人入土为安是每个子女要尽的孝义，把遗体捐献给医学去解剖，俗话说就是‘千刀万剐’。”周颂英认为，每个人的观念想法不一样，“多去解释也没必要，你不舒服，人家也不舒服。多说无益。”
后来周颂英想通了些：老人聊天总要找个话题，或许这个话题对他们来说比较敏感。“他们要说就说吧，我为人处事的原则是：惹不起，我躲。”
三迁
12月9日，周颂英带着女儿搬入苏州吴中区一处新居，这是她6年来第3次搬家。
陶东明记得，当时闲话太多，周颂英的工作单位也在家附近。那一年，母亲许熙卿已瘫痪在床6年，为了照料，周颂英辞了工作，当年就搬到了竹辉路一个小区。
“搬得远了，听到的闲话肯定会少一些。”周颂英和陶东明原先都这么以为。但竹辉路这个小区里，熟悉周家的人也不少，亲戚、老邻居和朋友也经常上门劝说，让她不要再让母亲也捐遗，这事还是没消停。
“我们苏州，大家的观念就是入土。你这个观念，大家没有理解的，到现在都不能理解。”亲戚洪圣浩认为，周家的想法跨了一大步，让亲人感情上接受不了。
洪圣浩知道捐遗是周昭德夫妇的想法，“我们劝过，没想到后来他女儿真这么做了。”洪圣浩说，那时周颂英的母亲还在，她母亲拍了板要捐献周昭德的遗体，大家反对不起作用。亲戚们开始转而劝说周颂英，让她不要再将母亲也捐出去。
周颂英说，母亲一辈子性格随和，但在这件事上很坚决。“我母亲也跟朋友们解释，她就想为社会做最后的贡献。”
在竹辉路住了不到半年，2007年，周颂英又带着母亲搬到了苏州工业园区一个小区。
“苏州这个地方真是太小了，上街随便都能碰到熟人”。周颂英称，偶尔碰到熟人，就会有人问，“父亲遗体用了没?”“没用啊，泡着呢。”这时，便有人提出让她将父亲要回来。
周颂英觉得，她在进出小区门口时，小区里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常有意无意议论“后事”，似有指桑骂槐之意：“有的老人去世，家里大操大办，还请和尚来做法事;有的人家啊，把老人的遗体都给卖了。”
2008年5月22日，周母离世，周颂英为其完成遗体捐献。此时正值周颂英工作调动，在新单位收到红十字会寄来的捐遗证书，同事都责备周颂英未将母亲去世的消息告知，“他们一方面觉得我不近人情，一方面有的人对这个事还是有看法”，刚好遇到另一个契机，周颂英干脆再次辞了工作。
洪圣浩知道周颂英搬了几次家，“人家知道了总归要有点议论，邻居肯定到处说，环境不好，只好搬家。知道的人，明白她是尊重父母的意思，不知道的以讹传讹，那就很正常了。”
为了方便女儿周明明(化名)的工作，也为了再换新环境，12月9日，周颂英又搬进了苏州工业园区的另一小区。她选择这个小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社区居委会也在开展捐遗的宣传，“观念会好一些。”
“之前有的说我不想尽孝，把遗体捐了，不用每年去扫墓，大逆不道。在观念没普及的情况下，我觉得能避开就尽量避开。”周颂英说，这是她一直搬家的原因。
有时候，周颂英也对父母捐遗感觉遗憾。她想祭拜父亲时有点无从下手，“没有骨灰，也没有墓碑”，她只能对着父亲的遗照聊聊天，算是祭奠。
直到2010年4月，这个遗憾才得以弥补。当年苏州红十字会捐献纪念园建立，纪念园将所有成捐者的名字刻在了石碑上。
纪念园里，周颂英手摸着父母的名字，神态凝重，“我经常这样摸着他们的名字，感觉很复杂。有时候会为他们的离世伤心，有时候又觉得，父母是真正死得其所。”
同伴
最让苏州遗体捐献志愿者邵佩英和其他志愿者不能接受的，是谩骂。
感到为难的，并不只有周颂英，她身边的捐遗志愿者同样感触良多。
2006年4月，苏州市红十字会遗体捐献志愿者委员会成立，志愿者负责发放宣传手册、资料登记、走访沟通等工作。
“这个过程中，社区不一定会配合。”在该委员会副主任邵佩英眼里，这份工作伟大而有成就感，只是时常伴随着委屈与挫折。“很多人传统意识比较重，父母去世后，子女会大操大办，有的人要考虑亲戚朋友、单位同事的看法。遗体送到医学院去解剖，很多人不能接受。”
邵佩英有不少辛酸的遭遇：有的灵车过来拉遗体，家属中某个人不同意，在车前打滚;有一次成捐者的遗体和角膜都已捐献，但有个别子女突然过来问，“这不是我签的字，是我弟弟签的，他把我父亲的遗体给卖了，把我父亲的角膜给卖了，他们卖了多少钱?”
最让邵佩英和其他志愿者不能接受的，是谩骂，“他们觉得我们出来宣传是收了钱，有的人说我们是红十字会的狗。”每当这时，60多岁的邵佩英只能深情严肃地说，捐献是无偿的，自己也是义务工作，“不管他们理不理解，我只好默默走掉。”有一次，邵佩英给一名男性志愿者送捐遗志愿书，还没进屋便被男子的妻子轰出来，“都觉得我们晦气”。
每年4月的清明节前后，组织家属对成捐者的悼念活动也是捐遗委员会的工作之一。邵佩英这时更会觉得，自己的工作意义重大。
邵佩英认为，对捐遗的不理解很正常，时间可能会改变这个状况。“献血现在大家都能接受，因为当初宣传力度很大，捐献骨髓也是一个道理，这需要宣传力度，也需要一个过程。”邵佩英觉得，扭转传统观念需要很多工作，政府应该多承担。
目前，苏州市红十字捐遗委员会已逐渐将捐遗工作推广到社区，“走进了39个社区用了3年，到时机成熟，捐遗意识我想会有一个提高。”
如今，在集体悼念仪式上，周颂英试着带上朋友一起参加，“他们会有不同的感觉，亲戚朋友我也在慢慢介绍，但毕竟当年反对的人现在年纪大了，一下子也转不过来。”
明天
现阶段，我国是世界上器官捐献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但情况有所好转，今年一年器官捐献总量已超过往年总量。
苏州大学医学部解剖调研组及捐献事宜办公室主任陈尔齐介绍，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遗体捐献事业起步晚，发展也滞后很多，特别是器官捐献方面。
“苏州遗体捐献的数量2002年以前基本上保持每年一两例，2005年大约有20例，到现在每年都有60例左右，有了一定的发展。”陈尔齐表示，遗体捐献意义深远，对社会医疗卫生事业有极大的贡献。
“没有解剖学就没有医学。”陈尔齐说，遗体解剖实践和画面讲解有着本质区别，落实的不仅仅是理论知识，医学心理的课程也是从平常的解剖实践中锻炼积累形成的。目前，苏州大学医学部基本满足本科生14个人一具人体标本，研究生20人一具人体标本。“事实上4个学生一具人体标本，教学效果才比较好。”虽然目前报名申请遗体捐献的热心人士不少，但真正实现成功捐献的并不多。
“究其原由，在很大程度上与我国传统的殡葬文化、风俗观念、宗教信仰等许多方面有关。”陈尔齐称，纵观全国，目前上海的捐遗事业做得最成功，武汉、南京、苏州跟随其后。1982年，上海领全国之先最早启动了遗体捐献工作，至今已30多个年头。目前，上海的遗体捐献登记人数占全国的31%，实现人数占全国70%。
另外有关遗体捐献的相关法律法规仍未完善，只由各个地区出台了相关法规，这种状况限制了捐遗事业的发展。陈尔齐称，“以苏州为例，目前只能按照苏州市人民政府发的《苏州市遗体捐赠暂行办法》进行管理。”
陈尔齐介绍，苏州曾经通过电视和其他纸质媒体进行捐遗的宣传，但“效果并没有太大改善”，陈尔齐建议，关于捐遗宣传的方式方法还需要研究，“目前情况来看，人传人的效果更好些，应该做好针对个人的宣传工作。”
本月初，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医院协会人体器官获取组织联盟主席黄洁夫在一次相关会议上宣布：从2015年1月1日起，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公民逝世后自愿器官捐献将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
黄洁夫介绍，我国目前每年约有30万患者急需器官移植，但每年器官移植手术仅1万余例。现阶段我国的公民身后器官捐献率仅约0.6/100万人口，是世界上器官捐献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西班牙的公民身后器官捐献率为37/100万人口。“不可否认的是，目前在国内除了传统思想导致人们对器官捐献热度不高以外，人们对于器官捐献是否能做到公平公正公开的忧虑，也成了中国器官捐献事业发展举步维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会议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12月2日，全国共累计实现公民逝世后捐献2948例，累计捐献器官7822个。“2010年至2013年间共捐献了1448例，但今年已经有1500例。”黄洁夫说，2014年，器官捐献量已超过往年的总量。
2002年，就在帮父母完成捐遗登记后不久，当时37岁的周颂英也找到陈尔齐要求登记捐遗，成为捐遗志愿者。12年间，她走了一条心酸的捐遗路，但她没有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