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ARJ21试飞时间世界最长 表现折服美专家
上海大场，上海飞机制造厂，人们正翘首等待ARJ21的归来。6年前，第一架ARJ飞机从这里首飞。但没人会想到，ARJ21试飞，一飞，飞了整整6年。
今年12月13日，随着102架机最后一个科目载荷试验在阎良完成，ARJ21只剩最后一次模拟飞行。不出意外，预计在2014年12月的最后几天，6年长征就要结束。中国制造的喷气机式客机将第一次拿到能够交付投运、可以搭载乘客的“官方合格证”。
“连我也没想到。”执行ARJ21首飞的飞行员赵鹏说，首飞下来后，他以为完成适航取证试飞至多4年，没想到实际困难远超预计。5000多个小时，ARJ21已经超过波音787，成为世界上试飞时间最长的一款飞机。
787是波音公司划时代的“梦想飞机”，试飞时间超过4800小时。因为它太先进、太具革命性，所以一次次“跳票”。
放眼世界，ARJ21只是比较先进的支线飞机，6年前中国就造出来了。为什么要飞这么久？从上海，飞阎良，到珠海，记者一路追寻，截取一个个试飞中的片段，试图寻找答案。
可以回家的冬天
西安阎良航空城，试飞大院的又一个冬天到来。空气里弥漫着羊肉泡馍味道的小城里，许多“外来客”已经不大熟悉上海冬天的气味。
ARJ21上海首飞后的6年里，飞机走南闯北，去过中国最冷、最热、风最大、最潮湿等条件极端的地方，去年还远赴加拿大万里追冰，绕北半球一圈。但阎良一直是最重要、做试验最多的大本营。
夜里的机库没有暖气，记者走进时不免缩了缩脖子。一架ARJ21在安装试飞用的特殊机翼，四五名工程师爬上爬下，不曾注意到有人进来，也许是习惯了机库里悄无声息的一个个夜晚。
不过这些个冬夜不大一样，安静的大院里多了种情绪：归心似箭。回家的日子，已经可以用“天”来计算。本月，ARJ21新支线飞机还将执行最后一次试飞：从阎良出发，在银川等地转场，最后回到上海宝山大场，即宣告所有试飞试验完成。
集体婚礼
今年，阎良外场试飞试验团队办了一场集体婚礼。
7对新人，在阎良一起办酒。其实，有的算不得“新人”，有对夫妻孩子都2岁了，因为试飞两地分居，酒水一直没空办。
类似的例子不少。阎良的中国商飞试飞团队中，年轻人居多，“三个没空”是普遍现象：没空谈朋友、没空结婚、没空生娃。
他们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从上海过去时，很多人以为顶多一两年就能回家，没想到日历翻过了一本又一本。
阎良的员工多数学工科，本来就不善于交流，平时往家里打电话，对话常常是两段：“好吗？”“好”；“忙吗”“很忙”。上海的家属不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忙，有人还奇怪现在怎么还会有这样的单位，还是国企，长年累月要在外头，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
去年夏天，阎良试飞基地组织了一场探亲活动，70多个家庭，来看看他们究竟在忙什么。在工作岗位上，工科汉子跟家里人终于有了沟通渠道。当然也有“女汉子”，一名女工程师快上幼儿园的孩子来了，她说偶尔回家，宝宝竟然说：“妈妈，欢迎你到我家来。”
老师傅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阎良外场试验队里，年轻人是主力军，还有20多位70岁上下的老兵，都是来自上海大场的飞机制造厂。
于是外场试验队里，“爷爷带孙子”是试飞前期最特别的情形。
66岁的老师傅倪国民参加过“运十”研制。“运十”下马后，上飞厂一度陷入困境，他在国内没活干，只好去新加坡修飞机。ARJ21试飞开始后，老人家义无反顾，回到上海，又转赴阎良。
2011年底倪国民回过一次美国的女儿家，去带外孙。女儿劝他不要回去了，但住了1个月，老先生放不下，又回到阎良。
之所以回来，倪国民主要是担心国内人才不足。“运十”之后，国内造飞机的人才断档，要么是白发苍苍的老人，要么是初出茅庐的毕业生，中间层几乎没人。
如今这批“爷爷辈”的老师傅陆续回家了，因为“孙子辈”的徒弟出师了，经过6年历炼，一支中坚力量已然形成。
跑道边上的“影子”
赵鹏记忆里有很多难忘的画面，首飞、万里追冰等，都是大场面。但记者问起来，他想了半天，说了一个不为人所知的片段。
那是去年5月的最小离地速度试飞，一个高难度的风险科目。所谓最小离地速度，就是要让飞机用尽可能慢的速度滑行加速起飞。试验中，最具挑战的是起飞瞬间，机尾擦着地面起来，动作慢了，就飞不起来，试验失败；动作快了，会把机尾撞坏。
飞行员坐在驾驶舱里，拉起机头起飞时，其实后头的情况什么也看不见。
做这些试验时，有一群美国人始终在附近。他们是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影子审查专家，ARJ21适航取证采用全球最高标准，国内考核的同时，美国人的影子审查同时进行。
关键科目中，美国人不在塔台里看监控视频，他们担心监控会作假，一定要站在跑道边上亲眼看。最小离地速度中，除了看起飞过程，飞机尾部下方特地装了金属块，起飞时金属块与地面的摩擦程度，也是试验效果的有力证据。
最后一次最小离地速度试飞，在中午顺利完成。正巧起飞时美国人吃了午饭回来，飞机已经落地。一名美国专家钻到飞机下边，用手摸尾部金属块，像刀削过一样。他看了许久，和试飞员开玩笑地说：“这不会是人工打磨的吧？”
没想到试飞员还没回答，美方的随行翻译抢过了话匣：“怎么可能，人家一直都飞得那么好……”
董事长坐飞机
金壮龙最近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11月珠海航展，金壮龙在ARJ21飞行表演时坐进飞机，成了世界飞机制造企业中，第一位在试飞阶段就上天飞行的公司“一把手”。
回来后，他跟记者开玩笑：“飞机上下来，首先很多人给我‘点赞’，也听到有人议论我的举动，说‘现在当领导也真不容易’。”
这件事并没有任何提前策划。珠海航展开幕首日晚上，中国商飞董事长金壮龙和总经理贺东风临时决定，第二天要乘机参加飞行表演。
飞行表演，不同于一般的航班飞行，ARJ21要做一些简单特技，比如最大45度的倾斜飞行。公司老总不是飞行员，也不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工程师，飞上去，总有一定风险。
在金壮龙看来，临时的决定算不上冒险。因为他太有信心，6年试飞，最严苛的考试都经过了，安全不会有问题。何况自己造的飞机，自己上去坐，对企业，对公众，都是最好的信心提升。
中国商飞试飞中心主任钱进负责航展上飞行展示，听到老总亲口要求，他压力不小。“第二天我没跟机组说老总们要上来，直到飞机降下来，飞行员才知道。”钱进说，他对机组故意隐瞒，一方面是为了不给年轻飞行员额外压力，另一方面出于对飞机和飞行员的信任。飞到了这个时候，任何人上飞机，确实已经不需要担心。
手册！手册！
ARJ试飞的主要任务，由赵鹏领衔的中航工业试飞院负责。随着中国商飞自身试飞中心能力的逐步提升，钱进带领的团队也开始加入其中。
钱进是中国商飞从大型民航公司挖来的人才，他是我国著名的功勋飞行员，飞过波音、空客十多个机型，飞行时长2万多个小时。
尽管资历深、实践经验丰富，但钱进选择把自己的权力“装进手册里”。不管105、106架机首飞，还是搭载公司老总的珠海航展展示飞行，试飞中心选派哪位飞行员，不是老钱说了算，而是一切要听手册上的。
“37本手册，半年里编完。”钱进指着办公室书架上一排排厚厚的手册说。蓝天间叱咤风云的功勋飞行员，刚来到试飞中心时，却像潜心研究的专家学者，埋身案头工作。
试飞，说白了，就是件检验安全的事。100多年前，美国人刚刚发明的飞机常常掉下来砸坏农舍、砸死家畜。于是农民比造飞机的人更早提出要建立飞机的安全标准，百年沉淀，一点点完善，才有了今天的适航取证标准。
中国人第一次试飞，表面差距是一部规章，实际差了近百年。规章浓缩起来其实只有一页纸，但展开来学习理解，并进行实践，就是6年时间。
在钱进看来，打基础的案头工作不可少。前期工作做扎实，一切有章可循，按手册而不是按个人意志做决策，才能把距离缩短。也正是一本本手册的底气，才有了当董事长坐上飞机时，整个团队充分确信安全的底气。
中国到底哪里最热
谭祥升自己不会开飞机，也不管飞行员，但6年试飞，他全程参与，地上的保障工作他都要管。
“慢，是因为失败的次数多；失败，是因为不知道方法；方法，也只有在失败中找到。”中国商飞试飞中心副主任谭祥升带领的上海试飞保障团队，是试飞的配角，也是走在前沿的试飞探路者。
2012年是谭祥升记忆中关于方法的“分水岭”。在此之前，许多和极端气象有关的难点科目失败一次又一次，整个试飞队伍有点横冲直撞、四处碰壁的感觉。
2011年底，谭祥升的团队开始研究数据，赶在次年做高温高湿试验前，他们搜集了全国所有适合机场5年的气象资料，找出最佳机场，并且从月到天，定下试验的窗口期。
有了大数据支持，找高温的机场，不再像过去那样凭感觉和经验，全国前三火炉排出真实名次：重庆、长沙、南昌。而此前，试验在海口、三亚做，显然是选错了地方。
重庆最热，但机场太繁忙，而且周边多山，不利于飞行试验。长沙黄花机场也忙碌，试飞对机场日常运行也是负担，如果都不行，只能选南昌洪都飞机制造厂自己的机场。
第三个选项最容易，但数据显示南昌不够热。试飞团队没有放弃，一直协调到空军司令部，终于获得了在长沙某空军机场试飞的准许。
选机场坚持不退而求其次，对待温度也是一样态度。高温高湿试飞的温度标准是40摄氏度，12天试飞中很快达到标准，全部试飞完成、完整数据拿到。但临走前长沙又升温，最高温41.6摄氏度，酷暑难耐，试飞团队却喜出望外。
因为他们知道，往更高的极限挑战一次，对未来的安全就是多一层保障。于是，所有试验重新再做。
最热、最冷、风最大、冰结得最厚，每个试验团队都“抠数字”、“抠极限”，才抠出了5000多小时的试飞纪录，也抠出了值得信赖的安全保障。
6年，多少细节，多少故事。
归来，多少翘首以待。(徐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