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外交真的那么没用么 勿渲染战争贬低外交

又逢甲午该如何看军力与外交的作用

在甲午战争被“热烈”纪念的背景下，昨天看见的一条被篡改了的标题，促使我很想谈一谈军力与外交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各自的作用和两者的关系问题。这是个热门的话题，也是个宏大的话题。

被篡改的标题

“军报：军人用枪拿不回的 别指望外交官用嘴拿回”，这是被篡改后的标题。这一标题被多家网站放置在网站首页的要闻区。我看见这情景的时候，着实吓了一小跳。在中日关系40多年来空前紧张的大背景下，在全国媒体掀起纪念甲午战争热潮的当口，以解放军报的身份，发表这样标题的文章，其火药味儿之浓、其可能引起的国内外反响，应该都是可以想象的。

不过，前面说了，这标题是被篡改过的。经查，解放军报的原标题是“新的历史征程的强军脉动——写在全军‘战斗力标准大讨论’深入开展之际”，“军人用枪拿不回的别指望外交官用嘴拿回”只是文中的一句话，连小标题都不是。

标题不同，文章的主旨自然大不相同，可见那股冲动之气并非来自军方，这稍许可以让人安心。不过，借此说说“枪”和“嘴”的话题却很有必要。

篡改标题行为背后的民意

标题为什么会被改成那样而且被突出地放在网站首页要闻区那样显著的位置？而且，这样作的网站还不止一家。

联想到近两年来媒体上、社会上经常出现“开战”呼声、我国外交经常被抨击为“软弱”的情况，我觉得有理由作出这样的判断：这次篡改标题的作法显现了一些网站在军力与外交的作用问题上由来已久的意趣，显现了一些人的意愿和认知，显现了一定的“民情民意”。

军力对维护一个国家的权益的无比重要性，我想，不会有人对此予以否认和怀疑。军队立足于“能打仗”、“打胜仗”，进行真枪实弹的各种演习，无疑都是必要的。以军报的身份，在如今的国际形势下，意图通过一些激愤之语来激励斗志，这是可以理解的。但网站作为媒体，通过篡改标题的方式来渲染战争气氛、贬低外交工作的作用、误导受众的认知，却是非常不妥的。这样的“民意”也是值得人深思和警惕的。

外交真地那么没用吗？

实际上，外交也曾使我国在弱势情况下减少损失，甲午战争后《马关条约》的签订就是一个例子。

在《马关条约》签订的过程中，外交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项重要条款的变更上。一是清廷对日本的战争赔款从日方要求的三亿两白银最终降低到两亿两，二是清廷以三千万两白银的价格“赎”回了本来已割让给日本的辽东半岛。虽然辽东半岛得以“赎”回的主因是以俄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列强不愿看到自己的在华利益或潜在利益被日本挤压，进而对日本的行为进行了干涉，但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清廷重臣在其中“因势利导”，实行“以夷制夷”策略，进行外交努力，也是发挥了作用的。史料还记载，为减少战争赔款的数额，李鸿章在谈判中很好地利用了日本好战分子对他行刺导致其受伤的契机，上演“苦肉计”，使日本在西方列强面前大失颜面，在谈判中一度处于尴尬不利的地位。少赔付一亿两白银啊，这是什么概念？！比清廷全年的财政收入还多！

另外一个例子发生在19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当时俄国侵占了我国新疆的一部分领土。清王朝派出谈判代表与俄国商讨被占领土的归还事宜，但谈判代表崇厚迫于俄方威胁，在未获得朝廷准许的情况下，与俄方草签了条约，令中国损失了包括领土在内的诸多权益。清廷拒绝承认此条约，改派时任驻英法公使曾纪泽兼任驻俄公使，赴莫斯科与俄国谈判改约。经过长达10个月的艰苦谈判，在左宗棠加强新疆军备的配合之下，曾纪泽与俄方达成了经过修改的《中俄伊犁条约》。与崇厚此前所签条约相比，中方以多付400万卢布的代价，收回了包括伊犁九城在内的两万多平方公里领土的主权，取消俄国人可到天津、汉口、西安等地进行经济活动诸条款，废除了俄国人在松花江行船、贸易，侵犯中国内河主权等内容，从而减少了中国权益的损失。曾纪泽因此获得朝野的一致赞许乃至西方外交界的尊重。

是要人怕你还是要人服你？

说到外交工作，有句经常被引用的话叫“弱国无外交”，人们对这句话的解读往往是“弱国的外交是无力和无意义的”。笔者觉得，这句话其实更适宜被理解为感叹弱国的外交工作的艰苦卓绝。弱国的外交相较于强国，当然是无力的和艰辛的，但同时也正因为国弱，外交才应该更有担当，也更有发挥作用的空间。对鸦片战争之后的几十年，我们尽可以说清廷腐败无能，导致国家和人民备受列强欺凌，这都是事实，但在国弱的现实无法改变的情况下，如果不是清廷一些大员利用列强之间的利益冲突而尽力发挥外交的作用，中国的情况无疑会更惨。

军力强，维护自己的领土当然更容易。但是，假如你不幸是个弱国，靠“枪”打不过人家，要想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少受点损失，不靠“嘴”还能靠什么呢？对强国来说，有实力作后盾，与弱国打交道也许不用多说话，亮亮手里的“家伙儿”或许就能达到目的。所以，相对于“弱国无外交”的说法，“强国无外交”似乎还稍微靠点谱。

当然，实际上，无论弱国还是强国，外交都是必不可少的。我们今天已不是弱国，有人对我们欲行不轨，我们对他“亮肌肉”，震慑他，这无疑是必要的。但是，即使我们有了超强的军力，我们因此就可以轻视外交工作吗？面对全世界，我们是愿意通过“亮肌肉”来让他人害怕我们，还是愿意在保持我们必要的威慑力的基础上通过外交和文化工作让他人从心里敬服我们呢？

作出选择应该不难。

至于我们的外交是否真正作到了位，则是另一个话题，这里不讨论。（张霁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