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将:日本你敢往中国身上撞 那就让你试试看
央广网北京7月22日消息(记者李艳)120年前爆发的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中外双方军事实力差距最小的一次战争,却又是失败最为惨重的一次战争,它不仅改变了直接参战的中日两国的命运,也改变了整个东亚的地缘政治格局以及此后的历史进程。
今天战争虽然早已结束,但战争的伤口仍然横亘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对这场战争疑问的解答,构成了我们民族进步的阶梯。我们追问历史,是为了启迪今天、昭示未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节目从5月1日开始推出纪念甲午战争120周年特别节目,今天刊发《一南眼中的甲午战争》第四集。
清廷建立北洋海军的主要假想敌是日本
有句话叫“战略决定成败”,甲午战争的结果可以说也是中日两国军事战略的差异决定的。
很多人以为甲午战争是近代以来日本发动的第一次侵华战争,实际上并非如此。日本在近代第一次侵略中国是1874年,当时日本进入中国的藩属国琉球,也就是今天日本所谓的冲绳,并为琉球而进攻台湾。
在日本1874年这次侵华之后,当时一些清政府较清醒的大臣李鸿章等人提出,日本将成为中国的永远大患。因此自1874年后,大清王朝下决心建立海军。
当然这并不是推动清朝成立北洋海军的唯一原因,包括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和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都是帝国主义从海上入侵中国,再加上1874年日本的侵华,这三次入侵使清王朝下决心要建立海军。建立海军的主要假想敌就是日本,因此从清朝的前期部署来看还是有一些准备,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战略观点和战略准备。
从1874年大清王朝开始下决心建立海军,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整整20年时间。到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清王朝花了14年时间建立起一支远东一流的海军。
应当承认,清王朝在战略上是有认识的,但当双方的战略搏弈真的开始后,清王朝的战略安排和战略思维出了大问题,导致最后满盘皆输。
1894年7月25日,被中国租用来运兵的英国“高升”号商船,被日本不宣而战击沉。清政府满心以为英国一定会出面干预、对日本展开报复。然而在日本的外交斡旋和用金钱收买英国媒体后,英国竟然裁定击沉“高升”号的赔偿责任,由本来是受害方的中国政府来承担。
“高升”号事件是国际政治中一个非常滑稽的事件,对国际法是一种非常残酷的捉弄和嘲讽。那么,导致发生这一事件的重要原因又是什么?
清政府在开展洋务运动的过程中,当时有一个基本的战略考虑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就是学习西方的长处来对付西方,如何用外夷的力量来对付外夷?当时中国人称英、法、德、美等国为“夷”,称日本叫“东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就一直成为大清王朝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安排。
因此往朝鲜半岛运兵的时候,当时大清王朝知道要通过黄海可能有风险,那么就租用英国的船,谅日本不敢攻击英国船。
清政府完全没有想到日本准备了两手:对中国采取硬的一手,即使租用英国的船悬挂英国国旗,但因为上面有中国兵,我也必须击沉。击沉了之后,对英国采取软的一手,通过大量的收买、做工作,向英方许诺了很多东西,最后把这件事摆平。
这是清政府的战略安排出现的问题,对国际上什么国际公理正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最后导致满盘皆输。
日本战略准备充分 清朝缺乏与日本一决高低的国家意志
在甲午战争爆发前,中日双方不同的战略安排导致战争结果大相径庭。
日方既对他们可能取得的胜利做了准备,更对可能遭受的挫折做了充分准备。
当时日本制订了三种方案:第一种方案,日本海军溃败,日本丢掉了整个黄海的制海权,这时日本陆军一定要从朝鲜半岛退回到日本本土,防止大清王朝陆军在日本本土登陆,为失败做了充分的准备;
第二种方案,黄海战平,双方谁也没能夺取制海权,打成相持的状况,那么日本就继续从陆上增兵,从朝鲜半岛进入中国东北旅顺,威胁中国舰队的后方;
第三种方案,日本在黄海大战大获全胜,日本要乘胜追击,围歼中国北洋海军,同时从陆上进兵直逼中国的首都。
日本做了充分的安排,失败了怎么办、打成持久战怎么办、胜利了怎么办,都做了充分的考虑。
再来看中方,清政府只考虑了两点:第一,在各个帝国主义的调解下仗打不起来,能够躲避风险;第二,如果打起来了,以北洋水师再加上南洋水师现有的力量,能够保护黄海、渤海一带的安全,虽然不至于完全歼灭日本的舰队,但日方拿我也无可奈何。
这是两个极端,一个对战争的结果做了过分乐观的估计,另一个对于双方作战的残酷性有意或无意地加以回避。这是当时大清王朝心理非常典型的象征。
可能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种民族心理在大清王朝执政者心中的反映,不愿正视残酷的现实,总愿使所谓的“巧劲”——不花费太大的力量就能避免风险或获得小胜,这种心理最终导致清政府的满盘皆输。
而当黄海海战战败后,看到已方的损失比较大,大清王朝对自己的力量又做了过于消极的估计。
原来觉得以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的一部分力量与日本可以一战,保证黄渤海一带、辽东半岛、胶东半岛以及京畿地带的安全没有问题。结果黄海海战败,又很快跌落到另一个极端——消极保舰,北洋水师主力舰和各种舰艇全封在刘公岛消极被动地防御,最后不是被对方击沉就是我方自沉,然后被俘被对方拖走。
这两个极端反映出清政府对战争的严酷性、对战争中所需要的各方人员的素质没有做基本准备,仅仅做了装备的准备,人才的准备表面上也做了,像刘步蟾、林泰曾等一批舰长都曾留学英国皇家海军学院。装备的准备、人才的准备似乎都做了,而且表面看来都还可以。
但从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到李鸿章这些大臣,都没有做好国家意志的准备,包括清廷的主战派、主和派战败之后互相指责,但在战争爆发前,也并没有要和日本在战场上一决高低的战争意志。
主战派在战争前极力要削减海军经费,觉得海军没有必要做这么多投资。战争打起来后,又觉得海军为什么不打;以李鸿章为首的主和派平时为了海军建设大声疾呼奔走,到了真正要用海军的时候又畏缩不前,这些都是很矛盾的。
胜利也许只有一个理由,失败可能是由千条万条理由导致的,甲午战争就印证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