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保安称打完子弹就投降 中方：踩着我的尸体
引言
对于中资企业遭遇的海外安全风险，中国人已经深有所感——商船被劫持，营地被袭击，员工遭绑架。对于任何一个走向全球化的国家而言，其企业和公民在海外拓展的过程中所面对的一切，中国公司和中国人正在或将会经历、应对。
中资企业如何面对海外安全风险？报警、找中国驻外使领馆求助、呼吁国家有关部门出面解决……这一连串举措，大多从安全事件发生那一刻才开始。
也有企业着眼长远，比如通过捐赠或社会服务，与住在国当地民众建立和谐关系。
“中资企业比较多的是通过政府捐建学校、医院。而如果在营地周边与宗教领袖、部落酋长建立互动互信，帮助建设宗教设施，或者在宗教组织的协调下，修医院、学校，恐怕效果更好。”华信中安保安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殷卫宏说。
事实上，很难强求一家在海外发展的建筑企业自己建立专业的安保体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公共外交小组召集人韩方明的说法比较直率：缺乏专业人才。
一个例子是如何进行安全评估：到底是企业负责人去非洲走一圈，和在那里打拼的同胞聊聊天，还是通过标准的评级制度，确定自己在某一地区的投资风险和安保代价？
另一些中国企业在境外也遭遇了内外勾结的袭击——当地安保公司的雇员有时充任犯罪集团的线人，暗中通报中资企业提款的时间和流程。
但是，尽管风险环伺，面对服务更好而价格更贵的西方背景安保企业，大多数在海外耕耘的中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宁可选择继续“裸奔”。
这当然也是一个应该进行自由竞争的市场，但在某些时候、某些地点，中资企业确实需要自己信任的安保人员。
“国企国护”在有些时候也是一个国家安全命题。比如航行在印度洋上的中国超级油轮、在非洲建设经援项目的大型国企，乃至为当地政府提供特殊产品的企业，其安全问题无不牵涉重大。
中国企业筚路蓝缕，开荒深耕，在“走出去”二三十年之后，为他们提供多维服务的企业如何“走出去”，已经成为关系中国参与全球经济事务的重要因素。
这也许是一种比向非洲出售高铁、支线客机更为复杂的“走出去”。比如武装安保行业，用韩方明的话说，具有天生障碍：中国人在国内极其缺乏使用武器训练的机会，还有签证的限制，都在妨碍这个行业走出国门。
一些人已经在尝试——或是把自己的员工布局到印度洋沿岸，建立基地，或是通过收购来吸收有经验的外国从业者。
配合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拓展步伐，现在已到了用更复杂的思维来考虑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时候。安保，不过是其中最吸引眼球的部分之一。
专业化的安保咨询和体系提供，必须成为中国海外企业的一项购买服务
因为殷卫宏的企业，2013年，在东非海岸、阿拉伯海至斯里兰卡之间航行的中国商船，减少了超过1400万美元开支。
这个数字，差不多是中国海运企业在这个海域安保费用的一半。
这位华信中安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信中安”)董事长，曾经的陆军第38集团军普通一兵，如今麾下有8000多名员工。
其中210人进入其海外安保业务——他们大多是退役军人，来自番号隐秘的陆军战区级特战部队、武警“雪豹”特种部队、海军陆战队以及其他中国军队的精锐部分。
殷卫宏习惯于在部队时那样，称他们为“战士们”。只不过，这些年轻人如今是这家民营企业的雇员，为海外的中国企业提供武装护卫。
从2011年进入这一领域以来，殷卫宏的业务快速成长，他的成功之道在于这个市场的特殊性。
离开平稳的国内环境，中国企业在非洲、南美等地开荒深耕，他们渐渐发现，从使领馆和当地政府哪里，很难获得与国内量级相当的公共安全服务。
这个由种种因素造成的市场空白，用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韩方明的话说，需要由非政府机构提供的安全服务来填补：借鉴其他国家的成熟经验，比如允许中国安保公司走出国门，承担更多安全防范任务，为高风险地区的驻外机构和企业提供武装安全保障。
这位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公共外交小组召集人还认为，应该鼓励中国非政府机构、民间智库走出国门参与安全防范、预警、评估和培训。
而对于这种服务于中资企业“走出去”的特殊“走出去”， 韩方明说，“还需要国家相关职能部门给予足够的重视，使该行业规范化，并从根本上给予支持。”
老船长的愤怒
在北京西南四环外“华信中安”总部四楼的海外事业部调度中心，大屏幕上的抽象图标，代表几十艘正在印度洋上航行的商船。
它们中既有散货轮、集装箱船，也有满载原油的超级油轮，绝大多数都属于中国企业。
在2011年进入海外安保领域之前，“华信中安”已经在全国各地雇有4800多名员工。除了国防科工委、四大行总部这类国内重点保卫单位，殷卫宏还有很多世界500强客户。
按照他的说法，这家由他和“16个小武警”开始的企业，还会继续走规模化扩展的道路。
但2010年，他偶然遇到一位老船长。船长说，某次问自己船上雇佣的外国安保人员总共携带了多少子弹，对方回答100多发。
船长问，如果打完了怎么办。对方回答，那就投降。
船长对殷卫宏说，自己的船下是拿着武器准备抢劫的海盗，船上是收了高额安保费用、拿着武器却可能轻易投降的外国保安。
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二三十年间，“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屡屡遭遇不同类别的安全威胁，但最终像一根锥子刺破口袋的，还是印度洋上的海盗危机。
2009年，索马里海盗成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也发生了中国籍轮船在也门被劫持的事件。
当时由交通运输部、海军、总参谋部等相关单位拟定的应对体系中，曾经设计了一个可能被称为“交通运输部海上护卫中心”的机构，希望在军、警、内卫之外，建立不会对其他国家构成敏感刺激的第四种力量，为中国船只提供安全服务。
保安公司看起来是最适宜承担这个责任的机构。然而，根据《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设立保安服务公司，不得参与或者变相参与保安服务公司的经营活动。”
种种因素之下，国家层面最主要的举措，是派出海军护航舰队。
而对于大多数船只、包括中国船运企业来说，聘请武装护卫人员是更为实用的选择。
在这次国际安保行业发展的契机中，英国安保企业占尽先机。“从2010年到2011年，两家大的英国公司迅速占领了印度洋武装护卫商船的合同。”殷卫宏说。
一般情况下，印度洋的武装护卫自斯里兰卡附近海域开始，用大约十天时间抵达曼德海峡或吉布提附近的终点。
一个持有武器的护卫小组通常有4个人，共需支付六七万美元。后来需要安保服务的船只太多，外国公司经常减量为两人一组，但报酬不变。
南京远盛船务总经理江保泉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英国、美国的安保公司在2009年后都曾主动联系过他们，“要价很贵，这些年航运又不景气，而且我们对外国安保公司不了解，不知道会不会有其他风险。”
这家海运企业运营十几条船，固定从中国经印度洋、红海最终抵达地中海。虽然海盗威胁现实而紧迫，但他们还是迟迟未敢聘请外国安保公司护航。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原校长孙中国说，目前中国海外企业对国内公司提供的海外安保服务需求缺口非常巨大。因为这些企业主要分布在形势不稳定的欠发达地区，而且对雇佣外国安保公司并不感冒。
“尽管我们有800多家保安公司，年产值100多亿元，海外业务发展却严重滞后。”孙中国说。
身为武警少将的孙中国在退出现役后，为一家从事海外安保业务的公司担任总教官和顾问。
今天，国内真正开展海外安保业务的民营企业，还是只有三四个成员的小圈子。
“兵变”
全世界所有著名的安保公司，都把本国退伍军警人员作为最优质的人力资源，殷卫宏也不例外。
在决定进军海外安保行业之后，殷卫宏首先利用之前与部队建立的招聘网络，吸引最好的退伍战士加盟。
到2010年12月“退伍季”时，58名刚刚脱下制服的军人被“华信中安”吸引，走进训练营。根据殷卫宏的要求，所有人都要持有部队领导的推荐信，以证明他们的能力和品格。
其中有6名少校，还有好几名五级士官——一名士兵若想达到这个级别，需要在军队服役18年，而且由正军级以上单位批准。
这个情景就像军旅电视剧《士兵突击》中的情节：经过层层选拔的精英们到老A部队报到，结果发现每个人都是“精锐中的精锐”。
开营第三天，就发生了被殷卫宏称为“兵变”的事情：20多个人要集体离开。
优秀的退役军人们之所以想获得“华信中安”这份工作，重要原因之一是后者可以提供每月2万元以上的收入。
“绝大多数人想，不就是来干个保安吗？我在部队是骨干，三等功都得过好几次。”殷卫宏回忆起这次经历时说，大多数人急于尽快进入岗位，因为3个月培训期间是没有2万元月薪的。
“另外一些人的想法是，说工资那么高，但又这么折腾，是不是骗人的。”“华信中安”海外事业部调度总监梁斌告诉本刊记者。
他说，对于培训，他们自有考虑：一名优秀的军人，不一定天然就是一个出色的武装安保人员。
“军人是以攻击性为主，但安保人员突出防御性，思想、心态、专业都需要转变。应该说，经过部队锻炼后，他们拥有了部队的纪律性和素质，但还需要专业性的培养。”殷卫宏说，具体讲，安保人员不是执法者，不是“为了去干一仗，消灭几个小海盗，而是用信念、智慧和技术保卫客户”。
比如，枪支在部队都有专门的枪械员负责维护，在海船上则需要安保人员自己解决出现的问题。
即使持有武器，安保人员在大多数情况下也会处于火力弱势，“海盗都是30发一个梭子，两个捆在一起，每人4个梭子，单兵就有120发子弹，还有40火箭筒。”殷卫宏说。
与部队训练不同，安保人员还必须重点培养空手夺枪的技能。
甚至，大多数前特种部队成员更习惯于从直升机机降到大型船只的甲板上，但安保人员显然不可能这么威风，“不管白天黑夜，狂风大浪，还是暴雨滂沱，都得爬软梯上船。”
至于印度洋沿岸20多个国家的风俗、宗教、习惯等等，在全部23门培训课程中，已经是专业性相对较弱的科目。
退伍军人们着急上岗，要求提前结束集训。双方几次拉锯、谈话，培训中人员不断流失和淘汰，最终第一期只有18人完成了全部集训，其中包括一名少校。
从此之后，“华信中安”的海上护卫特勤大队新入职员工，在集训前都要先派到基层保安岗位锻炼，去体验基层保安的辛苦，“接接地气”。
梁斌说，如今这种集训已经进行了7批次。
在韩方明看来，人员问题是中国安保企业走向海外的主要挑战之一。
“中国安保企业与国外企业相比，最大的劣势有三点：第一护照不便利，无法做到全球迅速派遣；第二，中国有战争经验的退役军人极少，更没有英语优势，这是我国安保从业人员最大的缺陷。”他说，“第三，美国持枪合法，所以很多人有丰富的武器训练机会和技能，在中国这是不大可能的。”
老一辈的遗产
为了让他的“战士们”更加职业化，殷卫宏使尽了浑身解数。
他曾经寻遍中国所有保险公司，发现当时没有一家能提供“战争险”、“海盗险”和与机动车无关的“第三者人身伤害险”。
他通过关系联系了一家大型国有保险公司的天津分公司，由后者将这些险种报到总部，又报到保监会，才获批中国第一份此类险种，但不含人身意外险。
即使如此，殷卫宏还是不满意：在死亡的情况下，英国安保公司的人员可以获得25万美元赔偿，他的员工则没有赔偿。
他找到提供这种保险的英国公司，对方说每年每份保险保费3万多美元，“我们一打听，他们给英国安保公司的报价才5000多美元。”
最后，还是他的客户帮忙，转了几个圈子从伦敦保险市场拿到了这个价格。
至于在印度洋沿岸20多个国家的70多个港口建立后勤支援体系，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挑战。
“整个印度洋上已经有380多家世界各国的安保企业，资源已经被瓜分掉了。”殷卫宏举例说，从码头到锚地，安保人员必须乘坐交通艇来往，而在紧急情况下就怕“没船可用”。
对于任何一家安保公司来说，都不太可能全靠购买来维持这个必需环节，“可所有的交通艇，都被人家预先租完了”。
与之类似，安保公司看好的办公、储存、住房条件几乎都差不多，还包括医疗、餐饮、装备等等后勤服务，都是被争抢的有限资源。
殷卫宏在这20多个国家走了两遍，一家一家谈定合作。
除了资金，他说，这还要依靠老一辈中国政治家和外交家的遗产。
在索马里，当地司机曾经突然告诉殷卫宏，“有一些我们也想见的人，要见我们。”
那是一个不知何时由中国援建的自来水厂，有4名老工人看守，见到中国人，这些老工人哭了，拉着他们到车间里参观。
殷卫宏看到，即使被拆除下来的机器都被很好地保养着，“摸上去还都有油”。机器的铭牌上，绿底红字清晰刻着“重庆机械厂”。
“他们说，整个城市就是靠着这家水厂才能喝到干净水，连门口的公路都是中国人修的。” 殷卫宏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通过过去的援助，非洲的军界要员也都相信中国人的能力。
如今，殷卫宏的“战士们”已经可以在所有这些国家获得不同程度的补给和支援。有的可以租用当地海军港口的装备，有的甚至把“办事处”就设在当地海军军官的家里。
2012年3月15日，“华信中安”的安保人员第一次开始海上武装护卫。
“结束了中国船只只能请外国公司武装护航的历史。”梁斌说，至今他的队员已经18次成功驱离海盗。
孙中国说，中国安保企业除了安保力量，还要注重“软实力”，通过与当地民众和谐相处，从源头减少风险事件的发生。
作为专业人士，他和殷卫宏都认为，只有通过情报分析等手段防患于未然，才是抵御安全风险的根本之道，而情报的主要来源还是当地人。
这些观念，却往往被最重视安全的中资企业所忽视，“中资海外企业缺乏具备专业安保知识和技能的管理人员。”韩方明说。
在他看来，专业化的安保咨询和体系提供，必须成为中国海外企业的一项购买服务。
捆在一起，互相帮忙
任何公司的第一份合同都不容易。
外国安保公司一般都与保险公司捆绑，船只购买保险时，也就不得不接受这些安保合同。
“华信中安”的第一次突破是中远集团下属分支机构的一艘46700吨散货轮“刚强号”。它之前同样由外国安保公司护卫，“华信中安”的合同报到集团，“领导说，先让试一下。”
这个航次从香港出发经印度洋到欧洲。船只还没出发，船长就表示了认可：第一，“华信中安”的管理理念“符合标准”。第二，当他提问：子弹打光了，海盗还在攻击怎么办？护航小组的队长一点儿没含糊：“那就让他们踏着我的尸体登船。”
“每个船长都想要‘自己的’。”殷卫宏总结说，他们希望护卫小组是整个船只的一部分，而不是自己被护卫小组指挥。
相比之下，外国安保人员通常要船长接受自己的领导，还要求单独住宿，乃至要求提供有高级牛排、牛奶、咖啡的“小灶”。
接受过“部队教育”的中国安保人员，则完全不需要这种“特殊待遇”。比如跟着中国渔船去大西洋(7.73, -0.01, -0.13%)，一路上和渔民一样吃馒头、咸菜。等到了作业海域，渔民们可以用打捞的产品改善伙食了，安保人员却要登岸乘飞机返回。
这种强调“艰苦奋斗”的管理标准和企业文化，让“华信中安”能够用“拦腰”的价格为中国船只提供安保服务。于是，之前掌握了大多数合同的英国企业迅速撤退。
江保泉偶然知道还有中国安保企业能提供海外武装护卫，连忙找上门，“我们的船员喜欢和中国安保人员在一起。”
但是，“2013年有外国安保企业到中国，开办公室、打广告，报价比成本低30%以上，目的是用前面从中国企业赚的钱来砸市场，想夺回市场份额。”梁斌说。
与保险、后勤支援体系建设中的情形一样，殷卫宏承认，他的安保公司与本国客户之间，有着特殊的合作关系，“捆在一起，互相帮忙”。
究其根源，还是中国人面对“安全”这个刚性需求时所具有的深刻心理：中国人帮中国人。
至于海上护卫的细节，其艰难不必过多渲染。
即使对最强悍的海军陆战队士兵来说，一年中有8个月以上连续在海上生活，都是一种比较极端的挑战。
为了解决长期海上航行的心理问题，殷卫宏与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合作，对方提供一名男教师，用几个月时间培训转变成一名海员，在海上护航期间进行保安员航海心理测试课题。
不过这名男教师很快就被撤回，“因为心理已经出现严重抑郁。”殷卫宏说。
通常一个人最初随海船远航，没有经验，就会因高温等过多洗澡、喝冰水，暑热渐盛，与湿气胶着，外热内寒，致湿热为患，陆续出现各种症状。“由于不懂医理，觉得自己得了怪病，恶性循环，心理最终也垮了。”
现在，殷卫宏的200多名海外安保人员中，有150多人长期驻扎在斯里兰卡等地的各国海外基地里，或者在大洋上随船航行。
两年护航600多个航次
韩方明说，要解决当前安保企业进军海外的主要挑战，从政府层面首先应该加强与其他国家政府的交流，争取为外派人员的签证问题提供便利。
其次基于安全保密的理由，鼓励中资企业优先使用中国安保公司的服务。
第三，应对国内安保企业在培训上提供便利，如射击训练等，应开放渠道。
他的最后一个建议是，鼓励部队和安保公司建立合作关系，接受优秀退役士兵之外，军方也可协助提供培训。
对于韩方明提到的“国企国护”，殷卫宏也更愿意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解读自己的努力。
比如，安保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行业。“咱们国家《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原文是这样说的，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关系国家安全、涉及国家秘密等治安保卫重点单位，不得聘请外商独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的保安服务公司提供保安服务。”
比如，航行在印度洋上的中国能源船只，“是不是要让外国公司知道他们的详细情况，让外国武装人员在船上？”
在殷卫宏建立的后勤支援体系中，印度始终是个空白，“明确说不准中国和巴基斯坦的武装安保公司在印设立办事处。”
其实，在中东的那些敏感地区，波斯湾、苏伊士运河以及许多国家的领海，都禁止外国安保人员携带武器，或必须经过严格批准。
所谓“不简单”，还表现在他招收的这些退伍军人身上。
这些年解放军的特种作战部队扩编剧烈，有军队媒体报道说，以后每个集团军可能都有会自己的特战旅。
于是，特种兵虽然还被认定为“军中娇子”、“国之利刃”，但作为其中一员的个人优越感不可避免地下降，乃至于退伍、转业安置，也很难像过去那样进行“精英化处理”。
这种心理落差，需要由更合适的地方安置单位来承接。
在“华信中安”服务一年后，每个武装护卫人员都会获得一枚铜制镀金纪念章，第二年是纯银制，第四年是24K纯金制。
它兼具资历牌和军功章的功能。由于合同是两年一签，“干满6年，我答应战士们给金质奖章镶个钻石。”殷卫宏笑着说。
梁斌说，这家企业的整个机制也保留了浓厚的军旅色彩，比如，和“支部建在连上”类似，是“公司党小组建在项目上”。每个项目上都有刻意选拔的退伍政工干部，担任教导员。
出航前有送行酒，返航后有接风酒……总之，这一切，让每个“战士”都感觉，自己生活在一个组织严密的环境中，拥有“荣誉”和“责任”。
相比之下，作为一家民营企业，“华信中安”又有更为宽松的条件。
比如，在员工出海的情况下，家属遇到困难可以向公司申请5万元以下的补助，用以应对紧急情况，解决员工的后顾之忧。
殷卫宏认为，面对中国特色的退伍军人，必须使用“中国式”的管理办法。
他说，到2013年，两年间，“华信中安”已经在印度洋航线上护航600多个航次，无一例失误。即使是最有名的英国公司，4年来也不过累计1000多个航次。
不过，在殷卫宏的下一步设想中，可能要面对更为复杂的情况：到非洲等国家的陆上为中国企业提供武装安保，这已非大量派遣中国安保人员能够解决。
“还是要和当地企业合作，通过我们的管理和培训提升他们的水平。对于中国自己的企业来说，我们希望提供更多的咨询和安全风险评估服务。”殷卫宏说，他的想法是做一家和美国平可顿公司类似、世界一流的安全咨询、服务提供商，从而与中国位居世界第二的经济总量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