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拿工资28%做养老金 事业单位都得赚黑心钱
◆“我们当前的养老金缴费年限是15年，可是养老金的平均支取年限却是25年，这十年的差额去哪里找是个问题，早晚会失衡。”
◆ “世界上有雷锋，但是没有雷锋精神，凡是讲义工，背后就有‘时间银行’。今天我为你服务，明天你为我服务。”
◆“如果要求所有事业单位都像企业一样拿职工工资总额的28%来做基本养老保险和职业年金，所有的事业单位就都得黑着心去赚钱了。”
2013年，“清华版”养老改革方案轰动一时，作为主要参与者的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也被舆论推上风口浪尖。一句“50岁退休，65岁领养老金，男的去养老院当园丁，女的去洗衣服”，让她被网友冠以“叫兽”“砖家”的恶名。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虽然机关事业养老保险改革最终方案还未出炉，但是个人缴费已成定论，事业单位缴费“无来源”和“高费率”将成为改革难点。杨燕绥日前在北京大学赛思论坛上认为，事业单位本身的公益性质决定了其不能按照一般企业的做法进行养老金改革。
“十几万字报告被压缩成十几个字去炒作，媒体没道理”
“媒体把我十几万字的报告压缩成十几个字去炒作，是媒体没有道理”。在谈到去年媒体对自己的报道时，杨燕绥认为，“50岁退休，65岁领养老金，都去当园丁和洗衣工”，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
“我并不是在说要大家都50岁退休，我实际是在说50、60岁的人不能退休，但是我们就得为他们搭建发展的平台。”她认为，这就是渐进式的延迟退休，涉及到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现代服务业的构建，以及养老服务产业职业培训的发展，是一个综合发展时间表问题。
在谈到为什么要去做养老院园丁，杨燕绥表示，“做园丁的意思是说，那些从第一、第二产业出来的40、50人员，如果政府为他们提供一个很好的政策支持和职业培训，他们就能光荣地转向服务业工作。”
杨燕绥介绍，在世界银行里，把50、60的人称为年轻的老人，所以很多深度老龄化的国家大量的工作是在促进他们就业的问题。
她认为，当前政府的就业政策应该弹性一点，支持50、60岁的人去补充第三产业的劳动力需求。“如果他们从事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够呛，能不能做轻体力呢？不做全职工作，能不能做兼职？能不能同意企业不为他们交公积金，企业不就更愿意雇用他们了么？”
杨燕绥估算，当前国内的老年服务有3000到4000万岗位需求，可是目前只有100多万人从业。“现在每年动不动就有七八百万大学生毕业生，加上每年累计下来的未就业大学生就有2000万。这边没人，那边拥挤，隔海相望，就差跳海了，政府却不搭桥。所以说就业不是总量问题，是结构性问题。
她提到不久前在广州黄田区一个养老院，看到很多年轻人都在那里工作。“他们听说我是让人们去养老院当园丁的杨教授，都很高兴。他们每月拿五到六千，在广州不算高，但是工作很开心很认真，所以我们的‘园丁’是要培育的。”
杨燕绥认为，政府应该承担起培育整个社会养老文化和养老产业的责任，“如果让50、60的人觉得政府只是想让他们去给老年人端屎盆子，他们是不会想干的。”
“世界上有雷锋，但是没有雷锋精神，凡是讲义工，背后就有‘时间银行’。今天我为你服务，明天你为我服务。”她认为，在未来的养老产业中必须形成一个“时间银行”的制度，这是她提出的“以老养老”方案的基础。
在她看来，这种设计已经在香港得到了很好的实现，“去年我在香港的湾仔区老年护理中心看到，都是二三十岁的人在当司机、拎箱子、配餐，四五十岁的人负责十几张病床的护理工作，五六十岁的人在中心端着勺子做饭，七八十岁的人到点儿就来吃饭，吃完饭还要给那些卧床老人去送饭。因为在他们心里，今天我给他们送饭，明天别人就给我送饭。”
“今年两会，一晚就有60多个委员签名反对当前的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
“今年两会期间，有一个提案，一晚上就有60多个政协委员签名，很多都是大学校长，他们要求反对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实际上，他们并不是反对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本身，而是反对按照目前这种状态去改革。”杨燕绥表示。
她认为，让这些大学校长们反对的原因是，如果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单位需要承担的44%费率从哪里来的问题。“为什么校长们都反对？他们听到这些就吓死了。让每个员工拿出16%去交养老保险，这个还好解决。企业员工可以交，为什么他们不能交？然而，让这些事业单位要交剩下的工资总额28%的费率，就是这些校长们担忧的问题。”
在她看来，很多事业单位都是公益组织，事实上经营成本本来应该是财政提供，但是国家财政并没有这么做。“让他们自己找饭吃已经不错了，还让他们去挣钱去为员工交养老保险。这些组织和企业不一样 ，企业可以把这些算在企业成本里，虽然企业竞争力和效益下降，但是起码能生存。”
“如果要求所有事业单位都像企业一样拿职工工资总额的28%来做基本养老保险和职业年金，所有的事业单位就都得黑着心去赚钱了。”杨燕绥坦言，事业单位本身的性质决定了，不能按照一般企业的做法进行养老金改革。
除了事业单位本身无法解决28%费率的来源问题之外，杨燕绥认为，不能让机关事业单位员工简单并入当前城镇职工养老体系的原因，是个人账户空账记录长期存在的问题。到去年底，我国职工个人空账记录已经达到2.6万亿，虽然每年国家的报告中都说养老金结余3个亿，但这3个亿是挪用个人账户结余的结果。
简单的让机关事业单位加入到企业养老保险体系中，只会让现在的企业养老体系更加失衡，也无益于事业单位的改革。她认为，“如果按照以往6.3%的参保率增长速度，到2025年养老金账户都是平衡的，但是现在50岁的人群是在大比例增加的，这些人在迅速地退休，马上面临领取养老金的问题。所以今后的参保增长率肯定是下降的，如果按照千分之七在下降，可能2020年就不平衡了。”
对于占工资总额8%的个人账户而言，她认为，应该把这个8%分开，4%交社会统筹，4%进个人账户，企业再交4%，按照收益率3.5%，缴费30年，领取15年。“这个时候需要通过减低税费率，推动国企红利去补以前个人账户的空账。机关事业单位改革按减一增一，费率每年减一个点，职业年金每年增一个点，按照这样的结构，20年基本平衡，推动全国养老金制度走进二元制结构，这样机关事业单位没吃亏，全国制度也有所改善。”
“中国老龄化速度像刘翔，但不是一下子变老的，是政府以前没看见”
杨燕绥介绍，从官方数据来看，西方国家在90年代大都已经进入深度老龄社会。从进入老龄社会，到进入深度老龄社会，他们平均用了45年时间。美国从进入老龄化，到明年进入深度老龄社会用了65年。
“西方的老龄化45年才走了一步，但是中国的速度却像刘翔，45年里跨了3步，原来是18个人工作养1个老人，到10个养1个，后来5个养1个，现在一下子就到了3个养1个的阶段。”她认为，老龄化速度过快与我们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关，但并不是全部原因。
“去年三月，一个省会城市的社保局长给我打电话，让我帮他们分析一下问题，他们去年申请退休的女性是2012年女性的150%还多。”杨燕绥认为这个现象非常可怕，从去年开始的“50岁现象”是一个苦果。如果是西方国家会提前20年看到这个问题，然后不断地讨论怎么解决，而我们则显得毫无防备，才会觉得国家一下子老了。
之所以会出现“50岁现象”，她认为与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之后，1963年出现的生育高峰有关。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人口减少，每年的人均增长率是千分之二；然而，1963年的人口增长率是千分之29，然后就是按照千分之27、28发展了10年。2013年，是当年出生人口满50岁，所以中国当年就会出现一个疯狂的50岁退休高峰。
“中国现在的问题就是人均预期寿命增长比传统统计学发展要快，2006年的数据还是71岁，今年最新的数据即将公布，已经接近76岁了。”杨燕绥认为，之所以我国老龄化速度如此之快，是因为我们50岁的人太多了，这个年龄段的人是陡增的，现在50、60岁的人多，将来70、80岁的人比例就大，这就是中国在人均寿命上要面对的一个现象。
杨燕绥看来，一个国家在进入超级老龄社会之前，必须做好三个准备，叫“有备而老”，第一，养老资产必须全面；第二，养老服务体系必须健全；第三，老年社会文化必须健康。
根据2010年的统计结果，我国49%靠家庭养老，24%靠养老金，5%是低保。她表示，“只有2%靠自己劳动来养老，从这个统计我非常同情我们的年轻人，家里养完老，还要出去缴税费为别人养老，还要给自己养孩子和房子，自身的人力资本投资还有多少余地呢？”
与中国的养老结构相反，杨燕绥介绍，从OECD（经合组织）国家老龄人口的资产结构来看，老龄社会老人收入最好的就是三三比，也就是说老年人1/3靠社会互助，有养老金；1/3自己有经营，还能纳税；1/3有财产，还有资本立得。
“三年我养房，两年房养我，但是房产的残值怎么保护，使用权问题，价格波动问题，尝受风险问题。政府必须拿出方案来，才能真正发挥以房养老的作用。”她认为，改善老年人的资产结构，政府应该做的是帮助穷人租房，限价给工薪层买首住房，允许投资，抑制投机。
此外，她认为政府还应该从中等收入的养老机构退出，该给地就给地，该建房就建房，该给税优就给税优。最基本的养老层次由政府去做，政府要做的是打造链条，提供最底层服务，这是政府在养老服务里的角色和投资体制。
“我也不愿延迟退休，因为国家所有的政策都是鼓励提前的”
“我已经到退休年龄了，就我这身板，如果让我现在退休，多少养老产业的人围着我转，我兼十个公司的独立董事都没有问题。我还能理直气壮地拿着养老金。”去年，曾经有媒体找杨燕绥去做电视节目谈延迟退休，她要求自己可以在节目中表达自己不愿意延迟退休，最后节目不了了之。
为什么人们都不愿意延迟退休？她认为，“这就需要我们去检讨国家方方面面的政策，最后发现所有的政策都是鼓励人们提前退休的，几乎没有一项鼓励我们延迟，因为对个人来说，延迟肯定不合算。”
之所以人们理所当然的做出这种选择，杨燕绥认为，需要从计划经济的最后一块“香饽饽”说起。她介绍，最早我国只是退休干部一退休就可以领取退休金；到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也一样了。所以长期以来，我们的企业职工就认为，从工作单位一退休，国家就得支付养老金，他可以拿着养老金再进入劳动力市场。
“我们公共管理把这叫做先搭一个‘早退休’的便车，然后再下车去‘打草’，因为可以拿两份工资。‘打草’时发现还可以搂一只兔子，那就是拿着从医院开出的药再去卖药。个人是合算了，公车谁来造？”杨燕绥认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正规劳动力市场不能够健康成长，反而灰色劳动力市场越长越壮的原因。
她介绍，从很多人口社会化或者社会治理比较好的OECD国家的数据来看，他们真正领取全额养老金的年龄，法定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和实际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年龄，都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有终身的工资报告制度来进行监测。
“我们过去计划经济，劳动局管得很死，但是市场经济，不代表劳动局功能也没了，不能倒洗澡水把孩子也泼出去了。现在我们的政府对工资报告是没有制度的。”她认为，西方国家工资报告制是非常严格的，通过报告制度可以知道一个人是不是退出劳动力市场，收入没有的才叫退出劳动力市场。
经过分析，杨燕绥认为，那些养老金结构非常清晰的国家，都是公共账户和个人账户结构非常好的国家，男女的实际退休年龄和领取养老金的年龄都晚。比如说10块钱有3块钱交到公共账户，7块钱交给个人账户。这些老人为了改善老年生活，也愿意延迟退休，因为他挣的钱大部分进了个人账户，将来可以用来改善个人生活。即使早去世，也可以变成遗产，自己并没有吃亏。她认为，社会的养老金结构如果够好，就能够引导人们延迟退休。
“如果养老金不能保值，就是国家在偷钱”
“养老金的投资是一个公共治理问题，也是一个宏大的策略问题。如果政府有所作为，它绝对不可能不保值。所以，现在别说养老金，就连城乡居民和职工的储蓄都不保值，实际上就是政府在偷钱。”杨燕绥认为，为老百姓的养老金保值增值，是政府必须要做的事情。
分析各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后的制度安排，她认为各国年金、保险、遗产保障的制度安排都不一样，但是进入深度老龄社会之后，基本都在做一件事，那就是调结构。
“他们都在巩固基础养老金，因为很难再增加。在进入超级老龄化之后，一方面增加缴费年限，或者提高领取年龄，加强防范，绝对不允许一个美元发给死去的老人；另一方面就是强化个人账户管理，让它的服务到位，让它保值。”杨燕绥认为，正因为西方国家的政府大都在老龄化社会来临之前做好了养老金投资的保值方案，才使得全球经济没有复苏的情况下，养老金的积累却在稳定回升。
她分析了西方国家养老金的投资策略，基本上是三分法，即1/3在股票；1/3在债券和银行保值；1/3投的是实业，就是说这些项目是稳妥挣钱的，让养老作为机构投资者投进去。
“修公路三年就收回成本了，维护是成本很低的。国外这些行业都是政府在挣钱，为什么我们只让那些官宦和私营老板去挣钱呢？为什么不能让养老金进去呢？对那些风险不大，稳赚的，养老金投资完全可以进入。”在杨燕绥看来，为什么美国的GDP并不高，养老金总额却这么高？是因为美国的机构投资者60%以上都是养老基金，才实现了养老金的保值和增值。在用养老金挣钱方面，我们的政府还差比较远。
但是只有国家做到养老金的保值增值还是不够的，在她看来，“我们当前的养老金缴费年限是15年，可是养老金的平均支取年限却是25年，这十年的差额去哪里找是个问题，早晚会失衡。”
“吃饭找国家，改善靠自己”，杨燕绥认为，必须建立一个“二元结构”的养老金体系。“现在没有一个国家法定70岁退休，但是你现在在法兰克福、新加坡、瑞士的国际机场，到处可以看到白发苍苍的老人在工作，他为什么在那里工作，因为他愿意通过工作来改善老年生活。”
她认为，吃饭找国家，是说社会不管怎样，要让所有老人能吃上饭，这是政府必须承担的；改善靠自己，是说老年人通过自助、公助改善生活质量，政府再通过税收减免政策，改善服务系统，保证养老金保值增值来为老年人服务。“这就是把老龄化的风险在两代人之间，和一个人的两个阶段上进行风险分解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