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马会”政治前提：台湾应强化对“一中”情感

【环球网综合报道】台湾《旺报》11日社评，原题《马习会的历史定位》，全文摘编如下：

春暖花开，柳暗花明，“习马会”从去年冬的看似胎死腹中，到今年春的出现新机，可说是峰回路转。大陆方面接连放出讯息，大陆海协会长陈德铭出席政协会议受访表示，“习马会”核心是要看到“九二共识”与“一中框架”，看见两岸一家人，看到共同中国梦。“如能这样，我非常乐见习马会成局”，陈德铭并乐观表示，“习马会”若在第三地举办，“挺好的!”

从大陆方面释放的讯息来看，可以有如下解读：首先，北京对促成“习马会”的意愿逐渐明显;其次，“习马会”最重要的课题是政治前提与民族情感;第三，北京坚持排除APEC国际场合，但愿意在“第三地”这个方向上推动，或许，这算是一个让步，一个很大的“想象空间”;第四，“习马会”要谈什么，很重要，台湾不应回避;第五，在会面相互称谓上，对等的“台湾方面领导人”及“大陆方面领导人”应该是双方可以接受的底线。

柳暗花明，是前方“又一村”，但这一村，如何顺利抵达，前途还是有不少障碍险阻。要排除这些障碍险阻，应该从历史的高度与纵深来思考。甚么是历史高度与纵深？那就是两岸当局一定要从“习马会”在两岸关系发展、东亚区域和平的历史角色与定位上来思考、推动，才有办法成功，也才有会的意义。

下个月27日就是汪辜会谈的纪念日，21年前，海基会辜振甫董事长与海协会汪道涵会长，秉持“对等协商、互惠双赢”精神，在新加坡签署了四项协议，史称“汪辜会谈”。汪辜会谈的历史意义，至少有三个层次。首先，在国际格局上，这是全球冷战基本结束下，东亚冷战对峙形势在海峡两岸的破冰解冻，对照朝韩今日局势，尤见汪辜会谈的里程碑意义。其次，汪辜会谈能够成局，突显两岸各自内部政治局势的变化，如果不是大陆的改革开放和台湾的民主化与终止动员勘乱时期，回归宪政体制，汪辜两老没有会的可能，这是两岸关系破冰与两岸内部改革的连动。第三，在两岸关系层次上，汪辜会谈是两岸在1949年隔海分治后，首度由双方政府授权的团体进行对话协商，并签署正式协议，开启了两岸协商谈判的“事务性”阶段。

时至今日，汪辜会谈的历史意义与成就已经无庸置疑，但是在当时，绝非如此笃定，当年的民进党更组织“民进党国会反对国共统一会谈宣达团”，由党主席施明德率领党内十多名公职人员前往新加坡抗议，声称反对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片面和谈”。而在首次汪辜会谈之后，两岸互动更是波折不断，屡见动荡。

那么，为何在“国共片面和谈”的辱骂声中，汪辜会谈还是奠定了不朽成就？原因无他：其一，政治共识确立，政治基础初奠，在汪辜会谈前，1992年11月两岸先达成“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如此方为来年汪辜会谈奠定基础。其二，会谈内容与发展方向，有利两岸人民，取得主流民意支持，“片面和谈”之说不攻自破。

这段历史提醒我们，“习马会”要能成功，一是要有巩固的政治前提，二是会谈内容与方向要能开启两岸新局。所谓巩固的政治前提，大陆方面提出“九二共识”与“一中框架”，就两岸现实来看，更精确说法应该是指以“九二共识”为基础与内涵的“一中框架”。所谓的“一中框架”，就是“中华民国宪法”的“一国两区框架”，而“九二共识”则是这个“一中框架”的具体表述。这个政治前提，台湾应该强化对于“一个中国”的肯认与情感，而大陆方面应该给“各自表述”更宽广、更具体的讨论空间。有了这个加强版的、以“九二共识”、“一中框架”为基础的政治前提，“习马会”就在法理情的各个层次上有了更巩固的基础，既能顾及两岸关系的法理与现实基础、两岸当局内部的政治课题，又能照应两岸人民复杂的情感与认同问题。

“习马会”有了巩固的政治前提之后，就要在会谈内容上大开大阖，追求“习马会”在两岸与区域和平的历史定位，而非任何个别领导人个人的历史定位而已，或者说，惟有“习马会”能在两岸、东亚甚至世界历史发展上有清晰而坚固的定位，两岸领导人的历史定位才得以确立。

如果汪辜会谈是两岸结束冷战对立、终结“三不”政策，开启事务性协商的里程碑，那么，“习马会”应该是两岸开启对等政治对话协商，正视两岸政治现实，解决两岸政治定位问题的一个历史性的起点。有了这样政治前提与目标定位，“习马会”又岂有不成局、不成功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