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社局局长带队帮企业招工：等人上门时代已结束

苏南地区“等人上门”的招工越来越难，苏北本地就业的农民工日益增多

人社局长咋成了“招工局长”

本报记者 王伟健

招聘会上“抢工人”

产业向中西部梯度转移，周边地区也在吸引外来劳动力，“走出去”才是真正的招工

2月14日，元宵节。上午9点半，江苏苏州市吴江区人社局局长王海鹰带着工作人员，和区里几家企业的人事经理一起前往宁夏银川千里招工。

从2010年开始，每年春节后一上班，吴江区人社局领导都要分别带队到中西部8个省市招工。王海鹰说：“每年都要用半个月时间，到中西部去帮企业招工。”

吴江区劳动就业管理中心主任施卫娟是第一批带队外出招工的。2月8日，他们一行来到河南郑州，一起去的有5家企业的人事经理。2月9日一大早，招聘队伍就来到郑州火车站附近的招聘会场。到那儿一看就感觉情势不对，富士康早已把招聘柜台摆到了会场入口处，见到应聘者，富士康的工作人员就吆喝起来，并主动迎上前发放招工广告。“那简直就是在抢工人。”施卫娟脱口而出。

在这场农村人力资源专场招聘会上，千里迢迢赶来的吴江企业诚意十足，5家企业带来了20余个工种的250余个岗位。现场的招聘海报上，工资、社保、住宿条件等待遇一目了然。“列的是最低工资，只要你努力工作，活干得越多挣得就越多。”群光电子的管理经理蔡锦宗对求职者说。

“年还没过完，当天来的应聘者不算太多。”施卫娟说，在数十家招聘企业中，吴江招聘企业以较好的发展潜力和完善的福利制度，对务工人员产生了较强的吸引力。现场共有80多人达成初步意向。

局长带队外出招工，背后有着怎样的原因？

“今年的用工形势还是比较严峻。”王海鹰说，一方面随着产业向中西部梯度转移，原来的劳动力输出地也开始需要大量工人，例如江苏宿迁、重庆等地都已出台留住本地劳动力的优惠政策，“等人上门”的招工时代已经结束。另一方面，周边地区也在尽力吸引外来劳动力，企业工资报酬不断上涨。

王海鹰介绍，为抢占 “先机”，2013年底，他们就开始向企业了解用工需求和主要劳务基地。“走出去才是真正的招工。”春节前王海鹰到银川走访劳务基地，正好遇上当地人社部门在火车站组织返乡招聘会，“我们带去的企业4天与近500人当场签约，满意而归。”

“根据年前的摸底，今年吴江区的用工缺口大概在4万人左右。”王海鹰说，经过努力，目前整体复工率已超90%。

新生代有新需求

新生代农民工不仅要有活干还要有尊严，企业更人性化、个性化的管理是大势所趋

王惠凯是位于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群光电子(苏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他目睹了10多年公司招工情况的变化，他认为招工难的其中一个原因是离职多。“今年春节期间就有2000人离职。”

在王惠凯看来，离职高的主要原因在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短工化。“2005年以前，公司实行高压式的半军事化管理，这一代农民工比较珍惜工作，离职率相对低，也比较好管理。”

随着这一代农民工成长为班组长，90后开始工作并成为工厂主力。“新生代农民工自我意识强，不服从高压式管理，也不那么吃苦耐劳。”王惠凯说，班组长是从以前的生产管理方式中过来的，自然会用同样的方法管理新生代农民工，矛盾因此逐渐增多。他举例说，车间上班需要穿上笨重的防尘服，不少新生代农民工不服从管理，而班组长们又觉得他们太讲究，说话也不注意方式，经常是一顿口角之后工人就离职了。

施卫娟认为，现在不少年轻求职者跳槽随意，在没有积累工作经验、形成熟练岗位技能的情况下，仅仅因为社区偏、上网不方便就跳槽的不在少数。“随意跳槽不仅对年轻人发展不利，也加重了企业招工成本。”

人口红利的逐渐减少，也造成招工难现象日益突出。王惠凯对此深有感触：“以前是中介花钱要给企业招工，现在是企业花钱求中介招工。”主被动关系的转化大约发生在2008年。之后，为吸引工人，除了提高工资，群光电子还在员工宿舍配了空调、卫浴设备，装上了免费的WIFI，宿舍区设有医务室、图书室、发泄室、篮球场等。

“用人单位招工，确实是一年比一年难。但‘招工难’的背后，凸显的是社会进步和民工就业观念的转变。”施卫娟认为，虽然工资逐年涨，但新生代农民工已不满足于薪水，而要追求精神文化权益方面的满足。“新生代农民不仅要求有活干，还要有尊严。” 她表示，更人性化、个性化的管理模式，为员工的生活便利、技能发展和情感需求等提供多方面支持，对企业而言是大势所趋。

返乡当“电瓶车工人”

越来越多农民工家门口就业，骑电瓶车上下班。农民工市民化是解决用工荒的根本出路之一

王海鹰等人忙着四处招工，苏北的泗洪县也在举办招聘会，他们要把返乡农民工留在本地。

“从今天起，县里在县城衡山大桥南侧连续举办多场招聘会，有100多家企业摆摊设点，有到县城务工意向的村民们请到现场报名……”2月10日，泗洪县龙集镇龙南村的广播播起了招聘通知。

王永芳听到后，骑上电瓶车赶往招聘会现场。王永芳不到30岁，她说她早已厌烦了飘泊的生活，“虽然挣了点钱，但是一年难和家人见上一面。”

招聘会现场，庆邦电子元器件有限公司的广告牌很是显眼：月薪最高5000元。“这和我在浙江温州打工差不多。”她对记者说。王永芳拿过笔，麻利地在就业意向表上填下了自己的相关信息。

在当地，像王永芳这样的返乡农民工被称为“电瓶车工人”，因为家离工厂近，骑电瓶车就能上下班。泗洪县委书记徐德介绍，近年来，县里一批工业、商业项目投产运营，创造了大量不同层次的就业岗位。“经过摸底，泗洪现有的企业至少可以提供近2万个就业岗位。春节前后，县里特意举办7场大规模的招聘活动……”

虽然大城市有各种好，但王永芳仍然感觉自己无法在城市里扎下根。“买不起房子，也没有户口，工作了7年，但我依然感觉格格不入。”她说。

这种疏离感并非她一个人有。记者采访过不少外来务工人员，绝大多数都说，收入不高，无法把孩子带到城里来，也享受不到城市的大多数福利。“我们从事的工作，平时你们也许根本不在乎，只有在你们失去时，才会知道这些工作的重要性。”在南京当快递员的钱德福说。对他来说，城市只是工作赚钱的地方，农村老家才是他真正的家。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研究员丁大建认为，改变用工荒的根本出路是农民工的市民化。他说，只有把农民工转变为市民，转变为城市本地的劳动力供给，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用工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