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书友：伊拉克民主了，但要亡国了
“我们感觉不到有个国家在那里捍卫我们，保护我们，爱我们，”28岁的阿尔坎·侯赛因(Arkan Hussain)说。这个逊尼派男人住在提克里特附近，那里基本上是在伊斯兰国的控制下。“我们每一个人都忘记了自己的国家，开始想着自己的部落和宗派。”
在伊拉克南部的什叶派女子瓦法·穆罕默德(Wafa Muhammad)也有类似的看法，“要说国家身份，谁也不会为伊拉克流泪。大家都是为自己的宗派或信仰哭泣的，你很少能见到有人为伊拉克哭泣。”
这是《纽约时报》驻伊斯坦布尔记者站站长Tim Arango12月22日的文章中的两个人物。此前一周，Tim Arango还在肯定伊拉克新任总理阿巴迪的政绩，认为他正在“大刀阔斧扭转分裂论坛”。但他的看法似乎又有所改变，伊拉克目前宗派旗帜林立，国家观念分崩离析，“自将近一个世纪前奥斯曼帝国的三个省——巴士拉、巴格达和摩苏尔——合并成为现代伊拉克以来，伊拉克作为统一国家的理念，也许从未像今天这样备受挑战。”
美国《时代》周刊2014年6月30日封面
一、一个英国女人与现代伊拉克
1921年12月4日，英国女人格特鲁德·贝尔（Gertrude Bell）在给父亲的信中说道：“今天早上我在办公室愉快地划出了伊拉克南部沙漠的边界线。”
直到一战结束前，周杰伦歌中所唱的那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并不存在伊拉克这个国家。它的诞生，与这个英国女人有关。贝尔被认为是一战后建立现代伊拉克最重要的人物。她划定伊拉克的疆界，挑选它的国王。她也在这里去世。好莱坞即将拍摄一部以她为主角、妮可·基德曼主演的电影。
这位女外交官至今仍被伊拉克人亲切称为“贝尔小姐”。几十年来，一位名叫阿里·曼苏尔(Ali Mansour)的男子一直看守着她在一处英国人墓地中、被茉莉花丛环绕的高大墓穴。
“我们这里的人热爱她，”曼苏尔说。“她把伊拉克人团结在一起。”
贝尔小姐
1868年，贝尔出生在英国一个富裕的铁器制造商家庭。祖父靠冶炼钢铁发家，设立了英国第一家炼铝厂，并且当过市长、国会议员。1886年，贝尔进入牛津大学，成为该校历史上首名获一等学位的女性。第一学年，她各科成绩都不错，唯独《圣经》知识考得不好。牧师问及原因，她直截了当地回答：“因为我一句话也不信。”从此她开始自称无神论者。就是这样一个无神论者，日后却参与了宗教和种族派系盘根错节的现代伊拉克的创建。
一战后，奥斯曼帝国分崩离析，失去了对巴尔干地区的控制，对阿拉伯人的控制力也正迅速消弭，德国也试图从中分一杯羹。
贝尔与她的英法同僚们一起重建中东秩序。尽管伊拉克人把贝尔小姐当做自己人，但她毕竟是英国政府的代表，当年她的行动目标是为英国争取政治和石油利益。
1916年，贝尔随同英军来到巴士拉，后又成为英国驻巴格达高级专员考克斯爵士的东方事务秘书，专门负责处理英国殖民政府与阿拉伯人之间的事务。她是英军情报部门历史上第一位女军官。
作为一战期间英国驻开罗情报部门“阿拉伯局”的成员，贝尔与同事T.E.劳伦斯——对，就是那个著名的“阿拉伯的劳伦斯”——鼓动1916年和1918年阿拉伯人反抗土耳其人的起义，为阿拉伯人提供武装。
英国一度与当地宗教领袖埃米尔·侯赛因建立同盟。作为回报，英国开出的条件近乎奢侈——几乎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独立。但阿拉伯人不知道，几个月后伦敦又与协约国盟友法国秘密缔结了《赛克斯-皮科协定》(Sykes-Picot Agreement)，这个以双方缔约代表命名的协定将中东划分为英法势力圈。留给未来的阿拉伯国家的，只有贫瘠的荒野。
法国如愿得到叙利亚和黎巴嫩，英国则盘算着利用奥斯曼帝国瓦解后留下的权力真空重划阿拉伯世界的版图，把摩苏尔、巴格达、巴士拉3个半自治省融合为一个新的国家，并置于自身的羽翼之下。
在中东的沙漠中凭空创制一个国家绝非易事。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灭亡后，留下一个烂摊子：摇摇欲坠的基础设施一夜间崩溃，一切能带走的东西被抢掠一空，英国人不得不从头开始，重建教育和医疗设施。
更关键的是，不同宗教与族群间累积多年的恩恩怨怨，让逊尼派、什叶派和库尔德人很难坐到一起共商国是，给伊拉克此后一个世纪的政局埋下了隐患。
正如美国“每日野兽”网站载文指出，此时的贝尔并未脱去殖民者屈尊俯就的傲慢和家长式作风。在她看来，“美索不达米亚是个未开化的国度，伊拉克只能用强权统治”。她的手腕也显得粗暴：提升逊尼派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派的地位，压制人口占多数的什叶派。
格特鲁德·贝尔与劳伦斯在战后开罗会议时的合影
1919年英国对中东的图谋曝光前，贝尔和劳伦斯这对曾经志同道合的伙伴就已分道扬镳。劳伦斯反对伦敦的所作所为，贝尔则成为后者坚定的拥趸和执行者。
劳伦斯尊重贝尔的学识之余，认为她“没有思想深度”，在政治上是棵“墙头草”。贝尔坚信阿拉伯国家应该真正独立，而且伊拉克一定会有能人治理独立后的国家。
但她高估了自己和考克斯的声望，低估了宗教在伊拉克事务中的力量和什叶派神职人员的影响。
1920年6月27日，她在信中写道：“在当前趋势下，毫无疑问他们会投靠我们。”但随后一个月，整个幼发拉底中部地区的什叶派部落都起义了。为了镇压起义，数百名英国军人和近8000名伊拉克人丧生。
第二年春天，温斯顿·丘吉尔在开罗召开会议。贝尔是英国代表团里唯一的女性。她的意见被充分采纳。
此次会议的结果就是伊拉克独立成为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并跟英国签署条约，实际上成为英殖民地。作为惟一的候选人，劳伦斯的门生、曾在叙利亚被法国人驱逐的哈希姆王子费萨尔被推举为伊拉克国王，公民投票支持率高达96%。伊拉克议会通过了《英国—伊拉克条约》，取代了英国委任统治。
当时，这片土地上的绝大多数民众根本不识字。
格特鲁德·贝尔对新生的伊拉克信心百倍。她曾在家书中得意洋洋地写道：“离开人世前，我将看到费萨尔统治这片广阔的土地。”
在1921年的一次金字塔之旅中，格特鲁德·贝尔（左三）站在温斯顿·丘吉尔及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中间
1923年考克斯离开巴格达后，她失去了政治保护人。于是她把精力重新投入到以前的爱好考古学中，巴格达考古博物馆就是在她的努力下建成的，这家博物馆奇迹般地保留到今。1926年7月12日，格特鲁德·贝尔猝然而逝。
1932年，伊拉克获得完全独立。1958年以阿卜杜勒·卡里姆·卡赛姆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推翻哈希姆王朝，成立伊拉克共和国。1963年2月8日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推翻卡赛姆，建立以该党为主的政权，但由党外人士阿里夫任总统。1968年7月17日，以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为首的复兴党军官集团联合阿卜杜勒·拉扎克·纳伊夫青年军官集团推翻了阿里夫，复兴党再度掌权，推行阿拉伯“统一、自由、社会主义”的纲领，贝克尔出任总统。1979年7月贝克尔因病辞职，复兴党人萨达姆·侯赛因接任总统。
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
二、宗派林立的问题从未被彻底解决
贝尔也许预见过伊拉克的命运。“当然，石油就意味着烦恼。”她曾写道，“可恶的东西！”
在贝尔的时代，欧洲大国为自身利益做出的政治决定也造成了中东地区延续至今的分歧，这些分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旧制造着战乱与流血。
萨达姆时期，占全国人口40.5%的逊尼派穆斯林处于统治地位，占54.5%的什叶派穆斯林无法获得逊尼派享受的优待政策。出身逊尼派的萨达姆对要求自治与独立的什叶派和库尔德人进行残酷镇压，承担打手任务的，是由逊尼派穆斯林组建的“共和国卫队”。
2003年，美英等国单方面发动伊拉克战争。4月9日，美军攻占巴格达，萨达姆政权被推翻。5月1日，美国总统布什宣布伊拉克主要战事结束。7月13日，伊拉克临时管理委员会成立。9月，由25名部长组成的伊拉克临时政府成立，由美国开始主导的伊拉克政治重建进程正式开始。
尽管今天的伊拉克仍旧对贝尔小姐尊崇有加，她梦想中的统一、和平、兴盛的伊拉克却并未实现。近年来美国人试图在不同种族（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与教派（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建立全民共识的过程中，遇到了和她同样的问题。
美军在伊拉克的临时公墓
2005年1月30日，伊拉克举行大选。4月6日，贾拉勒·塔拉巴尼当选伊拉克过渡政权总统。2006年5月20日，战后首届正式政府在经议会表决批准后宣誓就职。总理为贾瓦德·马利基。美国人本着“众人被平等地创造”的民主原则，竭尽全力希望新政府能体现伊拉克各种族的利益需求，因此在这个伊拉克新政府里，总理是什叶派，国会议长是逊尼派，库尔德人则做了总统。
这个新政权看似平等，但在运行中很快走向了萨达姆的另一面：曾经的统治者逊尼派地位一落千丈，长期受压抑且人数占优的什叶派控制了伊拉克政权。2006年3月的第一届议会中，什叶派占据128个议席，库尔德人占据53个议席，逊尼派占据54个议席。
但伊拉克的国内局势却没有因为民主政府的成立而有所好转。美军在伊拉克进行了长达8年的“治安战”，训练了数十万伊拉克新军才维持住基本局面。在这样的乱局下，宗教矛盾非但没有缓和，反而以最激烈而直接的仇杀形式直接展现出来。
2006年2月阿里·哈迪清真寺遭到爆炸袭击后的宗教仇杀成为其中的代表。萨德尔武装和伊拉克内务部队、警察中的一些什叶派立即行动起来，组成行刑队，在夜深人静时绑架、虐待、处决逊尼派人士，然后让留下的尸体传递极端恐怖的信息。向来强悍的逊尼派也用汽车炸弹甚至自杀炸弹向什叶派发动袭击。血腥仇杀造成数万死伤，逊尼派和什叶派非但没有在议会里获得团结，却在街头“收获”了更多仇恨。
2011 年，“阿拉伯之春”开始席卷中东。同年12月20日，美国从伊拉克完全撤军，身后的伊拉克看似和平宁静，却早已开始酝酿着新的危机。贝尔的政治遗产在卷土重来的教派冲突下已经被严重削弱。
美国《时代》周刊封面：我们离开后，伊拉克怎么办？
人们原本以为，伊拉克的教派冲突还会在境内继续下去。然而很快，一支叫“伊斯兰国”的逊尼派武装的入侵，将贝尔当年划定的伊拉克与叙利亚的边界基本抹去。
2014年6月9日，在叙利亚境内坐大的“伊斯兰国”武装攻占伊拉克第二大城市、北方重镇摩苏尔，摩苏尔附近的伊拉克新军2个主力师约3万人，遭遇800名IS武装后竟转身溃逃。“伊斯兰国”武装随后挥师南下攻城略地，攻陷提克里特等大片领土，逼近巴格达。沿途的逊尼派部队不仅大批逃亡，甚至倒戈相向。而当年的“共和国卫队”老兵们则在“逊尼复兴、赶走什叶”之类的口号鼓动之下，加入“伊斯兰国”武装。
逊尼派外敌压境，伊拉克政府军又孱弱不可相信。为了自己的生存，库尔德人和什叶派都不得不祭起武装自保的大旗，开始自建军队，自守土地。
伊拉克三分之一的土地上，飘扬着伊斯兰国的黑色旗帜
三、伊拉克会解体吗？
国家身份认同的斗争，从伊拉克建国起就一直存在。君主、独裁者、占领者……所有的统治者都要面临这个挑战。而现实似乎愈加严峻。
伊拉克军队逃亡后，库尔德人掌控了基尔库克地区及其储量丰富的油田。他们不但建立了自己的武装部队，甚至组建了装甲兵从IS手中夺回若干城镇。尽管伊拉克新总理海德尔·阿巴迪被认为“正在成功地扭转伊拉克政坛的风气，以及拉拢逊尼派可以更有效地帮助政府对抗伊斯兰国”，但他的举动却正将伊拉克进一步向着分裂推进。
在伊拉克北部的图兹胡尔马图，库尔德敢死军对ISIS的据点发起猛攻
12月2日，伊拉克中央政府与库尔德自治区达成一项长期协议，同意分享伊拉克的石油财富和军事资源。
根据该协议，库尔德斯坦自治区每天将输出55万桶石油，通过中央政府的渠道出售，收益由巴格达与埃尔比勒分享。存在争议的基尔库克地区每天将输出其中的30万桶石油。此外，伊拉克政府同意向名为“敢死军”的库尔德安全部队支付军饷，还将允许美国的武器流入库尔德人手中——条件是要让巴格达的中央政府充当中间人。
更加强大的库尔德人能够击退“伊斯兰国”武装，但更强的库尔德武装也使得巴格达重新管理库尔德自治区的愿望更加遥不可及。
今年7月18日，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古特雷斯表示，伊拉克存在发生教派战争与国家分裂的风险。正在伊拉克访问的古特雷斯在会见伊拉克领导人时说，伊拉克目前安全局势恶化，民众被迫逃离家园，该国少数宗教与族裔团体成为受侵害的目标，伊拉克政治力量与国际社会在面对该国日益严峻的安全局势时没有更多时间及时做出反应。
联合国当天发布的一份报告称，今年上半年，伊拉克暴力冲突和恐怖袭击共造成5500多名平民丧生，截至本月5日，严重武装冲突共造成伊拉克全国约120万平民流离失所。
为了守住巴格达，阿巴迪政府将所有能控制的军队投入巴格达地区的作战中，其他地区的防务被迫交由什叶派民兵和库尔德武装。由于他所能调动的安全部队仅限于巴格达地区，“伊拉克总理”等于“巴格达市长”的传言也不胫而走。
虽然政府尝试控制什叶派民兵，但人权活动人士表示，现实情况是，很多民兵无法无天，仍在践踏逊尼派人士。
阿巴迪近日发布的一项命令要求武装部队不能悬挂什叶派宗教旗帜和民兵旗帜。多年来，这些旗帜一直让逊尼派人士愤恨不已，作为少数族裔的逊尼派在美国入侵前是伊拉克的统治者。在纽约的一个讲话中，联合国驻伊拉克特使称赞阿巴迪此举为“一场在伊拉克社区中间重塑信心的全面行动”迈出了第一步。
然而，什叶派旗帜没有降下来，也不太可能降下来。
在巴格达各处的检查站，士兵们对这项命令置若罔闻，没有撤下什叶派宗教旗帜代之以伊拉克国旗。在巴格拉的政府特区“绿区”(Green Zone)的一个重要检查站，一名士兵说有关旗帜的命令下达时，人们选择将他们的信仰放在首位，三军统帅的命令是其次。检查站没有伊拉克旗帜，只有纪念受敬仰的什叶派殉道者伊玛目侯赛因的黑绿色旗帜。
本月于巴格达，一名朝圣者带着伊玛目侯赛因的旗帜，侯赛因被尊为什叶派的殉道者
在北部城市基尔库克的学校里，学生们升起库尔德旗帜。在南部港口城市巴士拉，愤怒的市民们设计了自己的旗帜，旗帜的中心元素是一滴油。当然还有伊斯兰国的黑旗。
部分伊拉克官员呼吁恢复强制兵役，认为这样可以让各个社群团聚拢在一起。还有人建议以现金奖励的形式，鼓励逊尼派和什叶派通婚。不过也有人认为应该大力宣传前伊斯兰时代的伊拉克，强调其作为人类文明摇篮的过去，这样也许能让伊拉克人建立起某种程度的民族团结。
国家电视台也在加班加点地宣传造势，描写战场胜利的故事片中时不时升起伊拉克国旗——现实中的战场正相反，各武装组织的旗帜表明国家政权的影响范围在被蚕食。
伊拉克著名诗人伊哈布·阿勒马利基(Ehab al-Maliki)出现在国家电视台上，朗诵爱国的诗歌，有时还会身着军装，手拿一把枪。他的目标是利用自己的诗“促进国家的团结以及共识的达成，呼吁和平共处，各群体间不再发生暴力。”
为此他接到许多死亡威胁。一条短信警告道：“你是只什叶派的狗，杂种，向神灵起誓，我们会把你的肚肠掏出来喂狗。你不配活着，我们会干掉你。”
“第二身份——文化、宗教和我们的族裔——占了上风，”伊拉克前国家安全顾问莫瓦夫法克·阿勒鲁比(Mowaffak al-Rubaie)说。“我们都回到了自己的小角落。在过去10年中，我们一直在寻找一种新的身份。”
“身份问题——建立一个全体伊拉克人都能认同的身份，从而保持国家统一——是个大问题，”知名的现代伊拉克历史学家菲比·马尔(Phebe Marr)说，“这是一场重新构想伊拉克的斗争。”
“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与一战之后是一样的，”伊拉克国家图书档案馆馆长萨阿德·埃斯坎德尔(Saad Eskander)说，“我们试图确立一种身份。这是一个阿拉伯国家还是一个伊拉克国家？”
《伊拉克近代史》(The Modern History of Iraq)一书的作者马尔说：“当初写书的时候，我根本没有想过伊拉克的统一会是一个问题。”该书记载了过去一个世纪里伊拉克所经历的动荡，包括六次政变，君主的罢黜，以及多场战争。马尔说，这些事件对国家统一的威胁，都不及当前这场危机来得严重。
没什么相信伊拉克会很快正式解体。但关于解体可能性的讨论突然增多——这在西方的研究机构中早已是个课题，但如今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伊拉克百姓的咖啡馆和起居室，出现在权势人物的沙龙和办公室。
谢里夫·阿里·本·侯赛因(Sharif Ali bin Hussein)是1921年被英国扶上伊拉克国王王位的费萨尔国王的后裔。他说，中东地区今天的乱象就是“欧洲殖民者狡诈的结果。”
英国《金融时报》 今年8月21日社评认为，各方应力避伊拉克分裂。美国重返伊拉克，加大对IS的空中打击，以及巴格达的政治变革，这些进展可能是重大的，但它们并不能保证伊拉克将就此停止解体。
贝尔曾写道：“种族、文化、艺术、宗教，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俯拾皆是，而且你会发现它们都是阿拉伯民族特有的，我希望有朝一日东方能够再次强盛，并孕育出自己的文明，而不是仿效我们的文明，到那一天，它将教会我们一些东西，那些东西我们过去从它身上学到过，而现在已经忘记了。”
贝尔及她的西方伙伴都未曾想到，西式民主没有给伊拉克带来光明，只是在百年之后将其拽向亡国的深渊。
亦或许，他们只是不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