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宁：禁止街道招商 上海壮士断腕

“明年元旦起，上海城区所有街道停止招商引资不准有例外”；“街道停止招商后，日常运作经费由各区（县）财政预算全额拨付”；“建立专业化和职业化的社区工作人员队伍及社区工作者职业化考评体系，合理设定薪酬标准，处于就业年龄段的社区主要工作骨干符合一定条件（一定工作年限及考核合格），实行事业岗位和事业待遇”……

以上一系列眼下在全国绝无仅有的“上海举措”，旨在全面创新上海社会治理 ，推动街道工作重心切实转移到社区管理和服务上来，其根本目的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

街道本身不是一级政府，系城区政府的派出机构。从全国大中小城市看，街道工作任务重、责任大，但人权、事权、财权、物权与任务责任极不匹配。这是一个长期性困扰，从改革开放算起，至少已经困扰了30余年。如何破题，惟有改革。改革很痛，涉及利益调整和利益重塑无数。此前，全国大中小城市（包括上海）一起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愿意率先去面对这个“烫手山竽”。

上海归终率先破题改革，缘于去年年底习大大对上海的“殷殷期望”。习大大责成上海率先“走出一条符合特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来”。为落实习大大指令，上海市委将此项改革探索任务列为今年市委“一号课题”，并将其上升为“事关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群众基础和执政地位”之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

从今年初开始，“一号课题”多角度、多层次调研历时10个月，在排除各种既得利益干（阻）扰的前提下，市委出台“1+6”文件，以此确立上海创新社会治理的政策框架。12月26日，市委召开“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电视电话会议。会议的最大看点（创新了历史）是全市万余名街镇居村的“小巷总理”和“村官”悉数参加。会议设90个分会场，宣读“1+6”文件时，9各分会场都不时爆发出“哦哦”的惊叹。会后，所有接受媒体采访的的“小巷总理”和“村官”都强调听了“1+6”文件心头为之一振。

所谓“1+6”文件之“1”，指《关于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意见》，而“6”则涵盖了深化上海街道体制改革、完善居民区治理体系、完善村级治理体系、组织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深化拓展社会管理提升城市综合管理效能、社区工作者管理等6项实施意见和管理办法 。截止笔者写此短文时，“1+6”文件的原文尚待公开发布，但仅从各分会场不时爆发出“哦哦”的惊叹，我们已可确信，“1+6”文件决非泛泛而谈，而是“有血有肉”分量较足。

要让马儿跑，就得给马儿喂足草料。经费有了财政保障，干居委会工作只要尽责尽心干出了成效，就可成为“事业人”。“事业人”做到一定年限并考核合格，还可转为公务员编制，全国高校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专业的大学毕业生，一条主要的求职新通道由此在上海率先打开。

此项系列性改革的最大壮士断腕之举，是停止街道招商引资不设例外，以及街道、社区的日常运作经费由区（县）财政全额保障。国内招商引资始于改革开放之初，最初分为省、市（区）、县（区）三级，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后滥殇至街道（乡镇）、居委会（行政村）五级。如此“泛市场化”歪风一度越刮越甚，带来一系列社会恶果及如今纠偏之成本极高之后果。然而，这一刀非砍不可，而且务必一刀见血，彻底了断。否则，如下一系列矛盾无法真正缓解，更谈何破解：

其一，若街道继续不务正业，热衷于经济创收，“惟GDP至上”，街道之“主业”——基层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必然疏忽和荒废。长此而往，城市居民对社区服务不足、不够、失职、怠职的不满，自然上升为对党和政府的不满。

其二，由于街道社区日常运行经费的大头依赖“街道企业”创收解决，甚至区级政府还常常向街道伸手“揩油”，街道势必由“基层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中心”蜕变为“创收中心”。如是，街道私设“小金库”成为普遍现象，“账外账”成为街道“三公消费”的灰色渠道，“街道企业”成为街道向下乱伸手的“摇钱树”。习大大政风肃纪已初见成效，可如果不切断街道“小金库”之来源，“小金库”整治自要回潮。要永久铲除街道“小金库”和“账外账”，必须率先停止街道招商引资热衷于“搞副业”之利益冲动……假如此后患不除，贯彻八项规定之成果不可能永续巩固。

其三，街道所在区位有好有坏，历史形成的各项可用于“经商”的资源有多有少，这就导致各街道自搞的“综合福利”有厚薄之分。街道之间的“福利落差”又导致不同街道的干部之间心态失衡、行为失序，有些“不甘心”的意志薄弱者，自然要乱伸手出问题。

其四，各级都热衷招商引资，所引进项目的技术含金量自然层层递减。街道可用土地资源本身就十分有限，大量低水平的项目占用土地资源必带来两大恶果：第一，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用地无从着落，被挤占甚至侵占成为常态。如此这般，广大居民皆看在眼里、怨在心里，最终都转变为对政府之“积怨”。第二，街道招商引资项目普遍层次低，对城市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功能转型带来严重干扰。如此相背而行，浪费的糟蹋城市土地资源，恶化城市生态环境，破坏城建规划，抬高城市转型升级成本，积累和放大城市社会管理顽症。

其五，街道日常运作经费缺乏正当保障，底下居民委会日常运作经费自然不可能足额拨付。街道热衷于自搞“综合福利”，底下居委会自会各显神通上行下效。于是，走进全国大多数城区的社区尤其是公建不足的“中老龄社区”，各居民委会无不破墙建房出租，占用社区绿地私设停车场之类用于出租，搞得社区鸡犬不宁，居民怨声载道。

其六，居委会若热衷于“创收自力”必失控为“创收自肥”。于是居委会之间，各居委会干部之间，亦互相攀比福利待遇。当居委会干部把心思用在了“创收自肥”上，服务居民流于形式也就不奇怪了。

其七，街道与居委会皆热衷于招商引资和“社区副业”，针对居民家庭的乱搭乱建就理不直气不壮。以至于，街道与社区综合治理的队伍越来越多，人员越来越杂，治理成本越来越高，但监管难度亦越监越大。

有鉴于此，停止街道招商引资改为全额吃“皇粮”，堪称最终率先在上海破解上述七大顽症的“顶层设计”。考虑到此项改革的范围最终会覆盖至全国所有的大中小城市，笔者以为，从基层社会治理与执政之关系，停止街道招商引资的现实价值和历史价值，很可能不亚于当年江泽民启动、胡锦涛扫尾的“禁止军队经商”的历史价值。

此项系列性改革的最大壮士断腕之举，是停止街道招商引资不设例外。

由“1+6”文件所涵盖的“上海举措”，直接面对的是如下现实：即随着上海经济加快转型发展，人口数量快速增长，社会结构趋于多元，群众利益诉求复杂多样，信息传播方式深刻变革，传统社会管理面临严峻挑战。这样的挑战既是上海的亦是全国性的。

从现有沪媒及新华社的公开报道着手分析，笔者以为，浓缩着市委一号课题政治责任和政治担当的“1+6”文件，至少有三条主线贯穿其中，共同构成“1+6”文件之“魂”：

第一，创新社会治理和加强基层队伍建设，既然事关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当然要充分秉持党的领导这个根本原则。越是社会治理复杂多元，越要加强党的领导，凸显党在创新社会治理中的主导和指导作用。充分依托党整合社会资源能力，运用好党协调各方力量之能量，调动和发挥好社区党组织的工和积极性和创造性。

第二，既然基层党组织是创新社会治理之基，就得紧紧牵住基层党建这个牛鼻子，并与单位党建、行业党建、区域党建、“新经济党建设”、“新业态党建”、“商务楼宇党建”形成互联互补与互动，形成区域范围内社会治理、社区管理、城市建设、城市运营、生活生产安全之党建联动。

其三，基层党建尤其是社区党建要充分发挥作用，重点是改变社区党组织不同程度存在的软弱涣散现状。书记强，基层党组织强；基层党组织强，社区组织就强；社区组织强，工作得当得法，社区就井然有序、居民方能安居乐业。能否在特大型城市的社会治理方面闯出一条新路？这是对党的执政能力的一种考验和提升。

说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在于党执政形同打造和维护好一座“金字塔”。塔基是执政的群众认可，塔尖驾驭方向决定基调，塔腰负责贯彻执行。察习近平总书记两年来的执政理路，塔腰和塔尖的修复加固重在反腐败、改作风，以求尽快革除多年积累之弊；塔基治理则致力于强身健体夯实基础。鉴于创新社会治理是全国城乡面临的共同挑战，“上海举措”与上海自贸区试验一样具有试点意义。一旦试点趋于成熟，其治理理路及核心做法，必如“自贸区试验”那样，在更大范围推广复制。

此外，许多人强烈期待推进政改，笔者想说，政改不是抽象的而是具象的。创新社会治理对于执政党和全社会而言，就系不折不扣的政改内容之一而不仅仅是单纯的“社改”。脱离了政治，单纯的社会管理创新压根就不能独立存在。

每天，我们每个人平均有一半左右的时间生活在社区。当党的工作精力重新聚焦基层和社区之时，诸位，甭管你从事的是什么职业，千万莫以为这事与我无关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