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竹：启蒙运动与社会变革
一般说来，社会变革（包括革命）的发生有两个重要因素：一个是现实中的社会矛盾尖锐，而现有的社会结构和体制难以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通过制度性的变革来解决现实问题；第二个因素是对未来社会的理想构想，即以抽象观念的形式对未来社会进行构想，确立社会变革的方向和目标。这两个因素缺一不可。如果社会现实没有存在众多的难以在既有体制下解决的问题，那么社会便不会有变革的动力和热情；同样，如果没有对未来社会的理想构建，即使在现实中问题重重，社会变革也难以提上议事日程，因为社会没有追求的未来目标。近代以来世界各国的变革与革命以大量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近代以来世界各国的社会变革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先发国家的社会变革，**这是一种基于社会自身内部发展逻辑的变革；另一类是后发国家在先发国家的外部压力下发生的变革，这种变革通常以外部世界的先进经验来解决自身的内部矛盾。
与此相应，世界各国知识阶层对社会发展的构想也分为两种，一种是先发国家对社会发展的构想。由于先发国家的变革产生于社会自身的历史发展逻辑，变革主要是依靠在实践中的探索而缺乏理想样板，摸着石头过河成为常态，带有浓厚的经验总结性质。当先发国家的社会构想表现为一种启蒙运动时，更多表现为一种对社会变革的反省和沉思，英国是这一类国家的典型。
后发国家的变革产生于外部冲击和内部矛盾的双重压力下，外部世界的先进性和内部社会的落后性形成鲜明对比，所以，后发国家知识阶层的社会构想常常以先发国家的现成思想为主导，社会构想带有明显的启蒙大众的性质，即由少数知识精英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思想来照亮社会，唤起民众。由于这个原因，当后发国家的社会构想表现为启蒙运动时，常常成为革命前的政治动员。就世界范围而言，除了英美，其余国家在政治上都属于不同程度的后发国家。（美国虽然是一个只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年轻国家，但却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现代国家；中国虽然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国，但作为一个而现代国家，却只有几十年历史）
一、基于不同哲学思维方式的两种启蒙运动
在世界上近代史中，法国启蒙运动最具有典型意义。相对于已经发生了暴力革命和“光荣革命”的英国来说，法国在政治上实际上属于后发国家，其启蒙运动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法国画家欧仁·德拉克罗瓦创作《自由引导人民》，纪念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
第一，法国启蒙运动对未来社会的构想主要并非法国本土文化的原创，而是来自英国。
伏尔泰、孟德斯鸠都是英国制度的崇拜者和宣扬者，都深受英国政治理论的影响。卢梭的思想具有独创性，但他的社会契约论也是受到霍布斯和洛克的影响。就社会变革的理论而言，法国启蒙运动在政治上主要是在宣传、普及17世纪英国的思想。
第二，法国启蒙运动开启了社会变革中理性至上的先河，坚信人类可以凭借强大的理性绘制未来的蓝图。法国启蒙运动的政治思想来自英国，但在哲学上却并没有接受英国政治理论的哲学基础，英国的唯名论和洛克、贝克莱以来的经验论和不可知论从未在法国思想界成为主流。法国启蒙运动在思维方式上继承的是笛卡尔开创的唯理主义和决定论传统，并把这种理性至上和决定论发展为一种普世主义，自由、平等、博爱成了法国启蒙运动中最响亮的口号。以狄德罗为代表的“百科全书派”形成了一种独断的机械唯物主义。从思想史的发展看，法国启蒙运动可以理解为一种英国思想在法国的嫁接，即以法国唯理论的哲学思维方式来宣传英国在经验论基础上产生的政治思想，把英国社会变革的经验总结理性化、神圣化、普世化，从方法论上走到了英国社会构想的反面。
第三，法国启蒙运动彻底否定传统和现实，成为革命前的政治动员。法国启蒙运动产生于波旁王朝末期，社会已经呈现出腐烂状态，各种矛盾尖锐复杂。由于这个大的现实背景，法国启蒙运动对传统采取了异常尖锐和激烈的否定态度。当时的启蒙学者对封建等级制度和宗教传统，都采取了异常尖锐和激烈的批评和否定，而僧侣和贵族恰恰是当时法国社会的两大支柱。从这个意义说，法国启蒙运动是大革命前的一场政治动员。大革命的爆发尽管有众多复杂的原因，但这场革命一旦爆发就被纳入了启蒙运动给社会提供的理论框架。
与具有革命前政治动员性质的法国启蒙运动不同，苏格兰的启蒙运动有两个重要的历史背景，第一，当苏格兰启蒙运动发生时，英国的暴力革命已经结束一百年，“光荣革命”也结束了几十年，而苏格兰在1706年又跟英格兰签署了签订《合并条约》 （Treaty of Union），从而成为英国的一部分。所以，苏格兰启蒙运动本身并不承担唤起大众起来革命的任务；第二，英国革命初期的暴力和克伦威尔的强权统治，特别是法国大革命中出现的革命恐怖和王权复辟，显示出寻求公平正义的政治革命可能出现与主观愿望相悖的弊端，以自由为诉求的革命有可能转变为自由的敌人。所以，苏格兰启蒙运动显得更加偏重于对思想者自身的反省和质疑，与作为革命前政治动员的法国启蒙运动有很大不同。
第一，与法国启蒙运动引进和宣扬其他国家的政治理论不同，苏格兰启蒙运动秉承的是自身的传统。在语言和文化上，苏格兰是英国的一部分，英国的唯名论、经验论和不可知论传统都被18世纪的苏格兰学者所继承，并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休谟的哲学思想、斯密的经济学思想，在约翰.洛克那里和其他英国学者那里都能找到理论渊源。从这意义上说，苏格兰启蒙运动不是在移植某种思想上的舶来品，而是英国自身思想的逻辑发展。
第二，由于英国唯名论和经验论的传统，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几乎都对理性持一种谨慎的态度，对人类认识外部世界本质的能力和设计社会发展的能力持一种怀疑态度。这跟强调理性至上，相信社会设计的法国启蒙运动正好相反。
第三，由于经历了英国的革命，旁观了法国的革命，苏格兰启蒙运动具有一种强烈的保守主义色彩，大多数苏格兰思想家甚至拒绝自己的思想前辈如霍布斯和洛克的契约论，对国家的起源和社会的发展规律持一种更为谨慎的不可知论。苏格兰启蒙运动秉承的一个基本信念是“非预期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根据这个信念，人类社会的发展不可能符合某种主观行为的预期，社会的现实发展常常是与人类的主观意志相悖。这个思想的萌芽虽然在洛克那里已经有了，但一直到苏格兰的哈奇生、亚当· 斯密等人才形成了一种社会信念。哈耶克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出版的《通向奴役的道路》一书，可以看到其思想深受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非预期后果”思想影响。
第四，由于十八世纪苏格兰的思想是革命后的沉思，这场思想运动对哲学问题、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有着深刻的反省，在人类思想史上占有特殊的历史地位，而不像法国的革命动员理论那样简单化和浮躁。斯密对自由市场理论的贡献自不待言；而休谟把洛克不彻底的经验论和不可知论发挥到了新的极致，把德国的康德从独断论的沉睡中唤醒；苏格兰学派对历史学的贡献更是显而易见，休谟与亚当·弗格森试图从历史中解读出传统习俗的重要性，对英国保守主义文化形成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二、两种启蒙运动的不同影响
法国启蒙运动以后，有两个信条开始深入人心：一个是理性至上，人类可以凭借理性构造社会变革的蓝图；第二个信条是普世主义，先进国家的政治发展模式是可以普遍化为世界通则，这个思想给“输出革命”提供了理论基础。这两个信条犹如双刃剑，既可能缩短后发国家的历史进程，也可能把后发国家带入动荡的灾难之中。
法国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震撼了整个世界，旧欧洲被法国精神所改变，许多国家虽然有过王朝复辟，但最终都不可避免地步入了现代社会的进程。可以这样说，法国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基本面貌，缩短了人类历史的进程，其历史意义应当得到充分的肯定。
但是，也正是法国启蒙运动，这场自以为是在照亮蒙昧社会启蒙运动的哲学基础和思维方式，暴露出一种理性的狂妄和自大，并且给现代乌托邦实验提供了思想基础。这种启蒙运动思维方式的危害在于，把人的理性看成是至上的、社会是需要知识精英来启蒙的、宗教等同于迷信、未来社会是可以设计和创造出来的等等，最终，这种欧洲大陆的启蒙运动催生了后来各种各样的乌托邦实验。
近代以来，西方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浪漫主义都有人对启蒙运动进行过反思与批评。英国的埃德蒙·伯克认为法国的政治文人喜欢标榜，崇尚革新，固执狂热，热衷于以抽象的普遍概念来构造未来社会。法国人的托克维尔则把这场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中的狂暴行为联系在一起：“人们研究法国革命史就会看到，大革命正是本着卷帙浩繁的评论治国的抽象著作的同一精神进行的：即本着对普遍理论，对完整的立法体系和精确对称的法律的同一爱好；对现存事物的同样蔑视；对理论的同样信任；对于政治机构中独特精巧新颖的东西的同一兴致，遵照逻辑法则，依据统一方案，一举彻底改革结构，而不在枝节上修修补补的同一愿望而进行的。这是何等骇人的景象！因为在作家身上引为美德的东西，在政治家身上有时却是罪恶，那些常使人写出优美著作的事物，却能导致大规模的革命”（《旧制度与大革命》）。二十世纪著名的自由主义学者以赛亚·柏林写了一系列关于西方思想界反思和批评启蒙运动的书籍，比如《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1979年出版），《启蒙的三个批评者》（2000年出版），柏林的一个核心观点是，一些启蒙学者教条式的、排他性的坚持，反而使他们成为自由的敌人。
学术界把18世纪苏格兰的思想发展视为一种启蒙运动（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是1900年以后的事，其历史声誉远没有法国启蒙运动那样响亮，以至于人们谈到启蒙运动常常会不由自主想到法国启蒙运动。但纯粹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苏格兰启蒙学者都是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大家，其思想远较法国启蒙学者深刻。今天，人们讲功利主义，很难不提到哈奇生；讲哲学不能不提到休谟；讲经济学更是不能不提到斯密。美国哈佛大学于2010年4月发布了一项名为“社会科学难题”的征集计划，希望各个专业的社会科学家提出他们认为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2011年2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公布了最终选出的十大社会科学难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小群体何以能够在短时期内取得与其地位不成比例的成就？比如苏格兰的启蒙运动和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可见18世纪的苏格兰思想家在人类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但是，苏格兰启蒙学者对社会变革和革命的现实影响却远不如在思想界的影响。相比较而言，法国启蒙学者中的大多数，除了卢梭以外，虽然都不算是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但却对社会变革和革命有着重大影响。十八世纪以后，几乎世界所有的社会变革，尤其是二十世纪的一系列革命都与法国启蒙运动有密切关系。
两国启蒙运动的影响力在现实中的巨大差别主要是因为构成这两场思想运动的历史背景和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有很大差别。苏格兰学者更像是书斋里的纯粹学者，休谟常常在爱丁堡郊外的小山上沉思默想，跟社会保持相当的距离；而法国启蒙学者更像是今天的公共知识分子，热衷于指点江山和干预社会。而对于渴望社会变革理论指导的国家来说，具有社会动员性和煽动性的法国启蒙思想更具吸引力。
首先，相比于革命后的英国来说，法国在政治上相当于是一个后发国家，所以，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有一个走在前面的榜样——英国，作为欧洲中心的法国如何通过启蒙而赶上英国是相当多法国人的愿望。所以，法国启蒙运动事实上承担了革命前政治动员的历史使命。今天，人们可以检讨法国启蒙运动和大革命的弊端，但无论怎样反思和批判，法国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把整个欧洲带入了现代国家的轨道，世界的面貌因此而改变这一基本事实还是难以否定的。落后国家模仿和移植发达国家的文化虽然可能陷入种种陷阱，但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也正在于向发达国家学习，这种学以致用的方式也有可能缩短社会发展历史进程。
其次，法国启蒙运动具有一定政治动员的性质，所以，世界各国发动革命的改革家或革命家通常都承继了法国启蒙运动的精神，把现实的所有问题和矛盾都归结为旧制度的必然产物，否认这些问题可以在体制内得到解决。尽管法国启蒙学者从来没有从哲学的意义上阐明何为自由、平等、博爱、正义、公平这些抽象概念，但作为一种动员社会大众的政治口号，这些简单鲜明的口号对于后发国家的社会变革具有致命的吸引力。凡是不相信改良主义，凡是坚持从根本上改变制度的革命家都会在法国启蒙运动那里找到思想源泉和灵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可以从俄国和中国二十世纪的革命运动中看到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子。
三、欧洲启蒙运动对中国社会变革的启示在中国，启蒙这个概念从一开始就是与知识精英试图唤起民众起来革命的政治运动联系在一起。从五四运动以来，启蒙就是中国知识界的一种除旧布新的精神，这种精神主导了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
李泽厚先生提出的“救亡压倒了启蒙”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救亡从未压倒启蒙，相反，救亡的实现有赖于启蒙的社会动员。自五四运动以来，救亡与启蒙在本质上是同一的，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救亡必须启蒙，因为当时的中国民智未开，（晚清的文盲率高达90%以上，民国时期的文盲率也不低于80%）普通民众连民族与国家的基本概念都没有，不启蒙大众何以能够避免亡国亡种？当时的中国知识精英为了救亡图存，只有启迪民众，动员民众才能凝聚起中华民族的力量以自保。
另一方面，二十世纪初中国启蒙运动的根本目标是抵御外侮，救亡图存，建立起一个独立的现代国家，这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最根本的基础。如何让社会大众形成革命意识来构建现代国家是中国启蒙运动最根本的任务。从历史的眼光看，中国二十世纪初的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尤其是白话文运动），共产党人走向劳工阶层的政治动员都具有典型的启蒙性质，所谓“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就是启蒙与革命结合的典型写照。所以，中国二十世纪的启蒙运动与社会革命从来就是紧密结合在一起，革命和救亡从未压倒启蒙，相反，启蒙一直发挥着动员革命与救亡的历史作用。启蒙—救亡—革命—建国是构成中国二十世纪历史的一个紧密相连的逻辑链条。把启蒙与救亡割裂或对立起来是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最大误读。
正是由于中国二十世纪启蒙运动承担了动员革命和建国的历史使命，法国启蒙运动的基本精神，俄国革命运动中对民众的政治动员，都成为中国知识精英进行社会启蒙时的精神养料，而法国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欧洲共产主义运动、俄国十月革命对当时的中国知识界有着致命的吸引力。相比较而言，苏格兰启蒙运动在当时几乎无人提及。胡适在1919年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在当时更是很难有人能听进去。胡适的话在今天看来颇为实在，而且很有道理。但在当时的社会革命洪流中，人们更需要的是政治动员。胡适的话显得不合时宜也是历史的必然。
判断一个国家，究竟需不需要法国式的启蒙运动，需不需要公共知识分子唤起民众来推翻整个体制，完全取决于这个国家究竟是处于革命的前夜，还是告别革命之后？取决于启蒙究竟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当下，中国知识界提倡启蒙的学者不少，但对启蒙的界定却比较含混。中国究竟需不需要来一场启蒙运动？笔者以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完全取决于倡导者主张启蒙运动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如果启蒙者认为今天的中国需要再来一场革命，那么就需要一场法国式的启蒙运动，或者一场类似于五四运动式的启蒙运动；需要革命动员性质的启蒙，需要否定传统、否定现实；需要把当今世界的发达国家作为理想国的样板，不遗余力地用发达国家的思想对本国民众进行启蒙；需要运用理性给未来社会设计出一个理想的蓝图，引领民众为这个理想蓝图而奋斗。
但是，如果说今天中国不再需要一场革命，而是需要革命后的沉思与反省，那么再在中国进行法国式的启蒙就不合时宜，而苏格兰启蒙运动对中国更有借鉴意义，胡适当年倡导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在当下更具有现实意义。
第一，中国作为一个具有五千文明史的大国，在危亡之际可能不分良莠地引进和宣扬各种外国思想，但一旦通过革命实现了现代建国之后，就不可能继续这样下去，中国需要重建自己的意识形态。外国的思想在中国一定要化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才能发挥积极作用。一个国家如果永远处于进口思想的阶段，永远用外部的思想来解决自己的社会问题，这个国家最终是没有出路的。
第二，主义、口号在革命时期虽有动员社会大众的作用，但对于解决社会的具体问题却并无多大功效。胡适当年讲的话在今天看来相当深刻：“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使用一两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他做‘某某主义’。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因为世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中国现在需要的是革命后的沉思，从浮躁的口号学术走向具有学理的思考和探究，建立起中国自身的学术传统。
第三，中国现在需要的与其说是知识分子对普通民众进行启蒙，倒不如说是知识分子对自身走过的历史进行反思。如果说中国需要启蒙运动，可能不是社会精英对社会大众的启蒙，而是思想界对自身的反省和自我启蒙，像当年的苏格兰启蒙运动那样。就基本精神而言，苏格兰启蒙运动是对法国启蒙运动唯理论和独断论的反思和批判，中国知识精英从苏格兰启蒙运动中应当学到的是：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未来是难以设计的，历史的发展是没有普遍模式和统一道路的。
对于经历了大半个世纪革命的中国来说，告别革命已经成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共识；对于经历了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中国来说，告别政治动员式的社会变革也成了改革的共识。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今日之中国已经是民智大开，最迫切的问题早已不是社会大众愚昧无知而需要被人启蒙，而是知识精英如何走出上个世纪启迪民众的那种“革命思维”范式，知识精英如何对自己进行再启蒙，如何从“独断论”的迷梦中清醒过来，如何让自己的思想从普通社会大众中获得新鲜养料，如何更加接地气，更加切近现实，最终使中国思想界能够有效地解决现实问题成为新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