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华：如何面对安倍长期执政？

【自民党获胜后，外界普遍关注安倍是否会采取更强硬的外交政策。19日接受采访时，安倍称，“什么时候去参拜，是否不去参拜，这些我都不会谈”，但他强调说，“对殉国者不抱有尊崇之念，这对任何国家的领导人而言都是不可能的。”至于修宪问题，安倍表示，“为了让国民理解为什么必须修改宪法，我将反复开展细致的说明”，似乎“志在必得”。面对还有多年任期的安倍，中国该如何应对？】

此次自民党大胜后，安倍挟此之势，将几乎可以确定拿下明年9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实现党首连任。这样，如果不出现突然辞职等意外，他将至少执政至2018年9月，也就是他的自民党总裁第二任期届满为止。从2012年12月上台，到2018年9月，共有将近6年时间，这在近年来的日本政坛无疑可算“长期政权”。

那么，中国应当如何面对长期化的安倍政权呢？

安倍要做什么？

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首先要看看，安倍接下来会干什么？经过此轮大选作为“洗牌”，安倍面临极为有利的政治局面：

在国政层面，自民党掌握众参两院多数，执政联盟在众议院稳操三分之二优势，可以利用众议院优先地位通过和修改任何法律（除了宪法）、通过年度预算和各种补充预算等。由于执政联盟占据了众议院所有常设委员会委员长职务和过半数委员位置，反对党甚至已经无法影响国会审议的内容和程序，可以说被进一步边缘化。

在党内层面：原本在9月改组内阁后，安倍因新内阁连续曝出的丑闻，地位略受冲击，隐隐出现动摇之势。但现在，大选结果巩固了安倍的党内地位，并且稳定了党内中间层对于他长期执政的预期。目前，党内已经没有能够公开挑战他的反对势力。

在这种近年来前所未有的优势下，安倍的政策目标，大致分为如下几个方面：

政治方面，最重要的是继续推动修宪进程。在大选结束后的记者会上，又一次提到了修宪目标。《每日新闻》在选后进行的调查也显示，80%的当选众议员支持修宪。现在仍不清楚的是，安倍打算用何种方式修宪？是继续铺路，在时机成熟时直接在两院启动修宪进程？还是继续走曲线道路，首先修改宪法第96条，进一步降低修宪门槛？无论选择哪条路，他现在拥有将近4年的时间，这期间足以进行各种政治运作。

在政治上，安倍今后2年还要面对一系列具体议程，包括2015年春季的日本统一地方选举、2015年9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以及2016年夏季的参议院选举，因此，他在政局操作上也仍并非无所忌惮，仍需时刻避免支持率出现大的波动。

经济方面，继续推动安倍经济学，特别是其中的结构改革。从此次大选的结果已经能够看出，安倍要维持自己的支持率，最重要、最有效的手段仍是提振日本经济。

在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中，量化宽松和财政刺激都的确实现了“强心针”效果。但是，结构改革进展缓慢。这并不完全是安倍经济学本身的问题——日本经济患的是“慢性病”，要治疗起来，也必然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且，类似于“高龄少子化”这样的病根，涉及一系列复杂的经济社会甚至文化问题，也不仅仅是简单的经济政策可以解决的。

可以预计，为了给结构改革争取时间，安倍还将反复“开闸放水”，实施量化宽松和财政刺激。就在10月，日本央行已经决定将明年的基础货币投放规模从原定的60万亿~70万亿日元增至80万亿日元。在此影响下，日元在现有1美元兑换120日元的基础上还将进一步贬值。

外交方面，进一步加强美日同盟，并加强对东南亚、印度和非洲外交。安倍上台以来，在外交方面极为“尽心”，已出访了50个国家，这在近年来的日本首相中绝无仅有。

接下来，安倍可能在今后1、2年再次推动日本“入常”（日本可能在2016年再次当选非常任理事国），并可能大力加强对东南亚外交，一方面利用菲律宾、越南等国牵制中国，一方面加强在东南亚投资，利用东南亚的市场、劳动力和资源为日本经济复苏补齐“要素”短板。

军事方面，首先是在明年上半年完成两件大事——修改行使集体自卫权所需要的一系列法律；修改《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前者涉及到自卫队海外用兵的问题，后者涉及到美日两军在未来联合作战中的具体分工与合作方式。

在这里，笔者特别想提到的是，关于今后几年日本军费的投资强度，其上限已经基本锁定，即在2013年“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中所规定的自2014年起5年24.67万亿日元（约合1.23万亿人民币）。这其中有可能以追加预算等形式小幅上浮，但大体不会超过这一范围。

目前，中国军费为日本的三倍（以双方正式公布数据计算），考虑到日元贬值前景和中国军费的正常增长，至这一轮5年计划结束后（2019年），中国的军费可能达到日本的4倍。

安倍政权将有何涉华动作？

在安倍政权的一系列政策里，会有多少是针对中国或涉及中国的？这可能是许多中国人关注的问题，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应当如何面对安倍政权”的答案。

首先，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安倍的主要精力仍将是用于解决国内问题，特别是“结构改革”和“修宪”两大任务，已足以消耗他的主要政治资源。例如，仅仅是为实现“结构改革”，安倍就要解决农业、劳资制度、女性就业、税制等多个重要议题，还需要时刻注意汇率问题（如果“开闸放水”过度，日元可能出现不可控的下跌），他能够用于“对外”的精力是有限的。

其次，在对华关系上，安倍可能出现的一些负面动作包括：

一，在历史问题上生事，如修改教科书、架空“河野谈话”和“村山谈话”、再次参拜靖国神社等；

二，在岛争和东海问题上升级局势，以渲染外部关系紧张的气氛，为修宪和解禁集体自卫权营造环境；

三，继续在全球各地开展对华“牵制”外交，这是中日近年来对抗出现的新特点，也就是将外交战打到全世界，并辅以争夺市场和资源的经济战；

四，在军事上，安倍政权加强军力的动作明显针对中国；

五，如果日元进一步贬值，可能会造成“以邻为壑”的效果，对中国经济形成一定冲击。

再次，安倍对华负面举措的程度，又是有一定上限的。换句话说，他不太可能出台大的冒险动作。例如，他可能在历史上有动作，但鉴于美国对历史问题的态度，他的步子不会迈太大；他可能在东海有动作，但也会避免出现不可控的后果，并可能会支持建立危机管理机制；他可能继续推动外交战和经济战，但考虑到此后的“入常”等需求，其烈度可能不会超过2013年~2014年上半年的程度。

最值得一提的是军事方面，在财政投入既定的情况下，安倍政权虽然可能会有一些加强军力的举措，但其增量必然是有限的。而且，日元贬值也会增加日本外购军备的成本（鱼鹰、F-35、两栖车辆等）。在未来几年，自卫队的实力不会有质的提升。

如何面对长期化的安倍政权？

对中国而言，首先要厘清几个问题：今后几年，在国内大力推进改革，重点解决一些经济社会难点问题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何种周边关系？中日关系在中国对外关系中居于何种地位？我们对于中日关系的期待和目标是什么？

关于这一问题，不同的读者也许会有不同的答案，但在考虑了上述问题之后，才可以接着思考如何面对安倍政权。

笔者认为，面对安倍政权长期化、日本面临诸多国内问题、日本对华政策存在不确定性、中日关系仍很脆弱，以及今后几年可能是中国改革发展“攻坚期”等背景下，面对安倍政权，中国也许可以做以下几件事：

一，做好外交战长期化的准备，这主要是指“入常”问题、涉海问题和“历史”问题。不排除出现日方进一步扶持其它国家“对冲”中国的可能性。

二，做好国际经贸战长期化的准备，特别是在市场、资源等要素方面，中日之间的争夺可能会更为激烈，重点领域可能是在东南亚、中东部分地区和非洲部分地区，特别是东南亚地区。这才是中日两国竞争的核心。

三，做好东海、岛争等热点问题的危机管控和预案准备。在这些方面，在中日之间建立危机管理机制确实是有必要的。同时，也不能将希望完全寄托在危机管控上，还是要有不测事态的准备。

四，从长远计，夯实对日关系基础。例如，在经贸、投资、旅游、文化、社会交往等方面，完全可以放手工作，不要让这些工作受到短期政治波动的影响。在这些方面，我们必须把眼光放在10年、20年以后，放在“后安倍”时期，而不是眼前的几年。过去几年里，有些长期积累的工作，因为短期的波动而受到影响，实在很让人惋惜。

五，要重视培养“人”。这里一方面是中国对日打交道的人才，另一方面是要在日本社会培养更多了解中国的人。培养人的时间，也都是以“5年”、“10年”计算的。

在此方面，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领导人，其实有过很成功的实践。毛泽东生前最后要看的文件，是关于三木武夫内阁的；而周总理更是对自民党内情况了如指掌，甚至能够预测之后多年日本政坛的人事变动。他们在身边培养了一批对日工作的专业人士，在日本国内则有一批极有影响力的故交熟识，这是当时中国对日工作较为成功的重要基础。

最后，笔者想说的是，中国与日本之间的综合国力竞争，最核心的领域其实是国家的长远可持续发展，拼得是经济社会的“后劲儿”。最近这些年来，中日两国在综合国力对比上的“此消彼长”，并不是因为战争和军事冲突，而是因为两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上的各自表现。

安倍可能还会给中国带来麻烦，但中国完全能Hold住这些麻烦。而解决这些麻烦的过程，也正是我们逐步形成新的中日关系局面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