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渝川：超级大国来了，老殖民帝国让让

二战的欧洲战事刚刚结束，美苏英三强还在磋商战后事宜的时候，英国换了与会代表。英国选民仍然在为丘吉尔几年前那篇“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的演讲感动，抹去眼角感动的泪水，转过背就把选票投给了艾德礼。坊间一直有传说，声称丘吉尔当时从容得很，抛出一句名言，“我打仗就是保卫让人民有罢免我的权力。”

这种小清新风格的固执，如果出自爱德华八世，或者戈尔巴乔夫，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却肯定不是丘吉尔的原意。丘吉尔毕生都在寻找敌人，没有敌人，那就自己制造一个。英国知名的精神科医生、牛津大学研究员安东尼·斯托尔曾在《丘吉尔的黑狗：忧郁症及人类心灵的其他现象》一书中解释说，丘吉尔长期为忧郁症所困扰，其著名的“一副斗牛犬式的凶狠表情”，其实那是有意训练出来，以表现他的决心与意志，维持内在的虚弱自尊。安东尼·斯托尔还根据史料指出，丘吉尔的忧郁最早来源于童年时期受到的冷落，他的父亲热衷于政治，母亲则是著名的社交名媛，唯一的情感依靠是奶妈。长期积累的心理负担迫使他总是要主动在外界寻找敌人，“将一肚子发泄有理的怨气投射出去，以纾解内在的压力”，这种情况下“忧郁也就伤害不到他了”。

丘吉尔退出英国政坛，标志着殖民主义时代的衰落。

丘吉尔1945年被淘汰出局，其实很能证明英国选民具有某种“群体智慧”，也就是承认经历了二战的英国再也无法维系过去的殖民霸权，已经从国际关系中的主角变成了客串演员。但丘吉尔为代表的老一代英国政治家总是迷恋霸权威势，以为借力打力可以至少保证美苏之下的第三把交椅，11年后，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英法两个老牌殖民国家跟以色列合作，迅速击败了埃及，却最终屈从于美苏的干预。丘吉尔早该意识到，当初他能跟斯大林达成英国主导希腊、苏联把控东欧的协议，其实跟斯大林误判以为美国会无条件支持英国有关。

二战后初期的大国关系，要比一战至二战期间简单，简单来说，就是美国主导，苏联另起炉灶，心照不宣的接收战时就谈好分配方式的战利品。两个超级大国决不允许英国、法国、葡萄牙到了20世纪中期，还在做让殖民统治千秋万代的美梦。

从去殖民化到不结盟运动

挪威历史学家、奥斯陆大学国际关系史教授盖尔·伦德斯塔德曾著有《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二战以来的美国》等广受欢迎的作品，更因此成为国家政治、美欧关系这一领域具有全球影响的主要学者。他所著的《大国博弈》一书最近被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引进出版。书中花费了不少笔墨来谈论战前欧洲为中心的旧世界的坍塌，这种坍塌的主要标志就是殖民体系的瓦解。

二战后的去殖民化历程，美国是当仁不让的推动力量，苏联也支持非殖民化。美苏此举当然是为了扩大影响，将新兴民族国家纳入到自己的势力范围。英法等老牌殖民国家当然要跟美苏展开竞争，而且殖民统治多年总算有些“主场优势”。问题是，殖民国家过去的统治名声太过臭名昭著，英国统治期间的印度发生过几次震惊世界的大饥荒，二战时孟加拉地区还饿死了几百万人。英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出卖阿拉伯人的记录，二战后又被人们翻了出来。至于法国、比利时、英国在非洲干的龌龊事，简直就数不胜数，如果依照被美国追打的米洛舍维奇的犯罪标准，欧洲殖民国家从王室到历任班子恐怕得批发转送海牙受审。

诡异的是，日本二战期间对东南亚国家的入侵，成为这些国家战后掀起独立斗争的重要原因。《大国博弈》写道，日本在东南亚占领地区采取了跟在中国、朝鲜完全不一样的政策，让民族主义领袖出任占领地区领导人，鼓励其使用本土语言、建立民族军队。日本此举，使其可以在后来的经济崛起中，成功打破中国和韩国的冷落，争取到东南亚国家的大量订单及政治上的支持。

一大批新兴民族国家组建的不结盟运动，表明美苏两强在全球范围内运用力量还存在局限性。但这些国家各自展开的经济建设，却离不开美国主导的贸易和援助体系。1960年代的时候，经济学界普遍相信，在工业国家的资金及经验注入之后，就可以带来后发国家的腾飞。这一设想被证明过于乐观，东亚之外的多数后发国家在经过多年的扶持后，不仅仍致力于进口替代政策，而且还累积了高昂债务。

后发国家的困境还在于，他们不仅要被动、被迫接受大国博弈的结果，而且还必须学会跟跨国公司博弈，这是建立这些国家的第一代民族政治精英所不熟悉的。跨国公司替代早前的殖民者，让亚非拉新兴民族国家承担原料和初次产品生产的种种外部性，巩固其畸形的经济结构，也最终强化了大国对世界的控制。

超级大国主导世界的时代

《大国博弈》书中前半部分详述了美苏冷战的五个阶段，分别讨论了各阶段之中，两个超级大国及英法中等地区性大国的关系演化。盖尔·伦德斯塔德尽可能完整而客观的引述了各流派冷战理论对于具体事件和人物的观点。这本书还单辟一章来介绍美苏（俄）军备竞赛。

冷战大幕拉开，美国的战略重点放在了西欧，这使其可以容忍苏联在东欧所做的一切，也拒绝蒋介石政府的要求直接介入中国，还撤出了此前驻防的韩国，并再三宣称韩国不在其防御线之内（误以为韩国足以抵挡朝鲜）。美国的表态让斯大林认为有理由支持朝鲜发起的统一战争。盖尔·伦德斯塔德认为，朝鲜战争使得美苏的政策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直接重新包括联邦德国在内的西欧，加大国防预算，停止日本的民主化改造，并开始承揽法国的殖民地越南。

苏联也一改此前将尼赫鲁和苏加诺称作“帝国主义的跟班”的辱骂性语言，开始更热衷与亚洲国家建立合作关系。美苏两国在非洲的角力证明，苏联在远离本土和东欧的地带，仍缺乏足够的动员能力。

美苏缓和始于1950年代，在古巴危机之后步入正轨。正因为此，当东欧国家1968年掀起反抗苏联的运动时，美国官方甚至没有作出起码的响应。两国尊重对方的关键性地区，但在印巴、中东等交错地带激烈博弈。

苏联1975年起，开始强化全球扩张政策，效仿美国那样到处兜售武器，四处游说小国争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在采取了一段时间的退让后，待到里根上台，借苏联陷入阿富汗战局的困境，采取更趋坚决的反制手段。最终，陷入国内政治和经济困境的苏联走向解体，两个超级大国主导世界的格局就此打破。

美国与西欧的关系演变

二战后，西欧诸国邀请美国介入欧洲事务，美国甚至表现得相当不情愿。当时，英国最为担心的就是美国对欧洲撒手不管，然后坐等苏联红军横扫欧洲大陆和英伦三岛。丘吉尔战时鼓吹要把坦克开到莫斯科的话，情怀倒是真有，幸亏英国人民没跟他一起发疯。

欧洲走向联合，既是法德和解的必需，也是美国施加压力的结果。盖尔·伦德斯塔德指出，马歇尔计划背后，是美国提出欧洲贸易自由化的要求，不容西欧各国讨价还价。而在较长时间内，美国对欧洲联合表现出乐见其成的态度。

转折来自1960年代，西欧各国更鲜明的表现出有别于美国的对苏倾向。苏联欧洲部分距离美国本土有万里之遥，却跟西欧的几个大都市只有几分钟的发射里程。对于欧洲国家来说，长期坚持对苏挑衅，无异于玩火。美国推动大批殖民地走向独立，也让殖民大国一个个颜面无存。更主要的原因是，西欧的经济重建在1960年代已基本完成，双方经济相对力量发生了变化，但既有的国际经济秩序是在二战结束时，以美国占据压倒性优势为基础形成的。欧洲1969年提出创立特别提款权体系来稳定市场，并因此替代美元成为最重要的通货，这一策略最终证明是失败的，美国主动废止了布雷顿森林体系。

欧洲在经济领域的合作被证明极富成效，但仍无法解决替代各成员国的民族国家身份认同问题。欧洲政治上的分歧在第二次伊拉克战争期间暴露无遗，再后来的欧债危机只不过进一步扩大了这种分歧。美国的具体做法是，在冷战结束后更多的发挥北约的作用，并设法始终维持英国在欧洲体系中的离心离德。

《大国博弈》，（挪威）盖尔·伦德斯塔德著，张云雷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