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宁：FTA背后中国经济的深谋远虑

上周五，本届中央政治局举行第十九次集体学习。这一几乎每月一次集体学习的制度性安排始于2002年，至今已横跨十六、十七、十八共三届政治局。故而，对政治局组织最新一次集体学习，社会并不感到意外，但令人有点意外的是，本次学习的议题聚焦于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FTA）战略。

尽管上月北京APEC峰会期间以及随后澳洲G20峰会期间，中韩与中澳相继完成FTA谈判的消息，令国人对FTA的重要性认知再次得到了升华甚至强化，但在许多人看来，FTA毕竟只是国家“三外”（外贸、外经、外资）工作中的一个分支，作为谋大略、抓大事的政治局为此安排专场学习，是不是有点小题大作？

FTZ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自身境内划出一个特定区域，再根据本国法律和市场规则，对外来投资和贸易提供便利化

“带头大哥”舍我其谁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的讲话恰可解答这样的疑问。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乘势而上，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更高水平的开放格局正在形成……机者如神、难遇易失，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我们必须审时度势，努力在经济全球化中抢占先机、赢得主动。”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妥善应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更加需要扩大对外开放。”

习近平还强调，“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争取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的重要平台，我们不能当旁观者、跟随者，而是要做参与者、引领者……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发出更多中国声音、注入更多中国元素。”

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目的正是分析我们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探讨我国加快实施这个战略的思路。

新世纪以降，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贸易安排，成为驱动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的两个轮子。可是，现有为经济全球化服务的全球贸易规制，依然沿用着1994年乌拉圭回合谈判由美国为主、其余西方大国为辅定下的旧规矩。此后20年来，世界经历了“9.11”事件及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全球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和新兴经济体崛起四项重大事件，受其共同作用使然，G20已大部分取代了G7，在此情势下，处于守势的发达国家力图竭力维护旧有规则和秩序，处于攻势的新兴经济体则竭力主张以经济实力和市场规模调整现有规则和秩序。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已六年有余，双方为此展开的市场份额博弈，新兴经济体略占上风；双方就规则制定权包括话语权争夺的博弈，迄今仍处于“战略僵持”阶段，要想在较短时期内打破这一僵局，大力推进FTA战略有望收取事半功倍之功效。而要高举高打FTA战略，我国无疑是当仁不让之“带头大哥”——为自己也为整个新兴经济体乃至整个欠发达经济体！

此外，目前由美国主导的“排斥”中国参与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谈判，以及同样由美国主导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TTIP）谈判若能完成，将构成全球最大的FTA。作为“反制”与“平衡”手段，中方加快实施FTA战略不但极为必要，而且事实上还要与美国赛跑。

我国已拥有充当“带头大哥”的实战经验和运作实绩。我国首个FTA是与东盟建立的自由贸易区。我国与东盟FTA建立初年，双边贸易额才区区68亿美元，至去年双边贸易已冲破4000亿美元。截至上月底，我国已与外国及区域经济组织签署双边与多边FTA协定近20个，正在谈判的还有十几个。

FTA背后的大雄心

需要明确的是，FTA绝对不只是零关税概念，也不仅仅是贸易零配额概念。它是集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传统贸易与新兴贸易、实物贸易与虚拟贸易、对外投资、对外兼并收购、对外工程总包、境外工业园区建设运营、丝绸之路沿线产业集群开发建设、技术贸易等具有广泛涵盖面和新生性的大外贸、大外经、大外资概念。

中央政治局提出加快实施FTA战略之大雄心，其主旨主要有三：

第一，以崭新的大外经和大外资来打破传统大外贸遇到的“天花板”，在大外经和大外资获得充分大发展的同时实现传统大外贸的升级换代和提质增效；

第二，由FTA担当“清道夫”，尽量扫除至少确保部分扫除“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中国服务”“中国成套”“中国标准”“中国货币”“中国规则”“中国理念”“中国文化”在走向世界过程中，面临的“政治障碍”“意识形态障碍”“价值观障碍”“人权障碍”“宗教障碍”“歧视障碍”“国资国企障碍”“技术与标准壁垒”；

第三，真正让周围边及域外国家搭乘我国发展之快（便）车。以利相通实现人相交和情相融，为我国实现大国雄心营造良好国际口碑和域外“群众关系”。

我国实施FTA战略已十数年，之所以这一次中央提出“要加快实施”，凭的不是中方一厢情愿的政治意愿，而是国家综合国力以及发展态势与后劲，的确已经“长大”到足以支撑我国全方位推进大外贸、大外经、大外资之实力。实力就是号召力、感染力、凝聚力、响应力、行动力，中央政治局所做的，就是登高望远、审时夺势、落子布局、营造后发优势、取事半功倍之功。

光有国家实力支撑还不够，FTA战略雄心与实际操作还要有合适的配套准备。“一带一路”建设，金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丝路基金、丝路银行（筹）、高铁“铺轨世界”等，皆系我国实施大外贸、大外经、大外资为主要内涵之FTA战略必不可少的、充分的配套条件。

总之，中央政治局适时提出加快FTA战略，主要是服务于中国更大规模、更广范围、更深程度走向世界的。

上海自贸区大有可为

不过，FTA框架下的对外开放一向遵循对等原则，要让对方向我国开放市场，我国自身也要向外方开放市场。在这个意义上，封关运营已满14个月的上海自贸区试验，无疑具有为我国加快实施TFA战略进行探路试水的特殊功能和责任。正因为如此，笔者注意到，自上周五中央政治局提出FTA战略后，连日来反响最热、关注度最高、议论最多要数上海的网民。

稍严格点讲，上海自贸区与国际上目前的主流自由贸易区（也即FTA）的涵义有很大不同，与国际上现有的自由贸易园区（FTZ）也不尽相同。

FTA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或地区之间签署的自由贸易协议，目的是实现这些国家或地区之间的投资贸易便利化；FTZ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自身境内划出一个特定区域，再根据本国法律和市场规则，对外来投资和贸易提供便利化。

而上海自贸区作为我国在境内设置的一个投资贸易特区，其在设立形式上颇像FTZ。可若从其目前正在试验的诸多内容看，其着重探索以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的投资开放、金融开放和贸易便利化措施，都更接近于国际通行的FTA。

一言概括之，上海自贸区试验与国际通行的FTA不完全是一回事，但又有很大的相关性。这一“相关性”主要寄望于试验成果在国内的广泛复制和推广——也即以整个国家更大程度、广度和深度的市场开放和投资贸易便利化，为中方向外方提出同样的对等开放提供讨价还价之基础。

由于缺乏对贸易与投资两类负面清单管理之经验，我国与欧盟的FTA谈判以及与美国的BIT谈判皆进行得异常艰难。在这个意义上，上海自贸区试验对下一步中欧、中美谈判时，中方合理“要价”及合理“让步”之分寸拿捏显得弥足珍贵。

目前，已有27项制度创新成果在全国或部分地区推广，20多项比较成熟的经验正被加速复制。例如，海关在上海自贸区的23项改革已全面落地，在全国范围内复制推广14项创新制度，包括“先进区后报关”等。

在新形势下，要化解我国经济运行中积淀的深层次矛盾，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要成为世界经济真正的“带头大哥”，加快实施FTA战略堪称“胜负手”，而上海自贸区不仅是试验田，更应成为动力强劲的开放“引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