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柳：弗格森事件症结——自由主义“宽容的不宽容”

2014年，美国社会在争议、骚乱和不平静中度过。

4月27日，洛杉矶快船队老板唐纳德·斯特林与女友争吵的一段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录音被曝光。事件的导火索是当地时间4月9日，斯特林女友在Instagram上传与“魔术师”约翰逊（NBA前黑人球星）的合照。当女友反问如果和拉里·伯德（NBA前白人球星）照相是不是没问题了？快船老板勃然大怒：“你TM一辈子和他在一起，包养他，和他睡都没问题！别公开！别把他带到球场上！”

7月，手无寸铁的黑人小贩加纳在街头帮忙劝架，警察赶到时却包围了他，指控这个6岁孩子的父亲出售未缴税的香烟，并试图将其逮捕。一名警察采取纽约警局明令禁止的 “锁喉”动作从身后勒住他，令其窒息而亡。12月3日，纽约一个大陪审团在案发后5个月做出裁决，涉事白人警官丹尼尔·潘塔雷欧被免于起诉。另据赫芬顿邮报消息，8月3日，纽约警方确认，拍摄黑人小贩被警方扼死视频的黑人男子拉姆齐·奥尔塔，因非法持枪被逮捕，并受到两项非法持械的指控。

男子被纽约警方怀疑卖走私烟 当街遭锁喉窒息而亡

8月9日，弗格森事件爆发。11月24日，当陪审团做出不起诉枪杀布朗的白人警官威尔逊的决定后，事件演变为骚乱。

这一系列引发国际关注的热点事件突显出美国社会在价值观念上的贫困。顺便提一下，中国艺人筷子兄弟组合与张杰受邀于美国洛杉矶当地时间11月23日晚参加2014全美音乐奖（AMA）颁奖礼，他们虽然获奖，但是他们的表演和颁奖都在AMA的广告时段，电视不直播，观众并没有看到这个画面。针对这连串事件，有人把矛头指向美国的司法体制，或者是美国社会一直存在的种族歧视问题。这些诊断都未能切中要害。

“筷子兄弟”大闹全美音乐奖，表演被“丢”到广告时段

以多元、开放、宽容自我标榜的民主社会内生着一种病菌：“宽容的不宽容”。 上述系列事件就或轻或重地指认了这一病菌。

何谓“宽容的不宽容”？不同族群间在历史记忆、语言、风习、伦常上的差异和冲突以种族歧视、政治分裂（极端情况下以种族清洗）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不宽容在自由民主社会的形式平等、宽容理念的支持下名正言顺地存在。换句话说，任何社会本质上都是一个特殊的或者说是一个封闭的社会，它会针对别的社会来防卫自己，为此，它必须培养一种颇具对抗性的尚武精神。即使一个社会内部的同质化身份建构也无法完全消除历史性的族群认同。

当斯特林事件发生后，NBA前著名球星奥尼尔曾评论道，“有这种观念（指斯特林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言论）是一回事，公开表达这种观念是另一回事”。是否如奥尼尔所言，有种族歧视观念是一回事，在公众场合表达此类观念是另一回事？不！难道私底下持有和表达此类观念就政治正确了？民主社会宣扬的言论自由也否定了这种说法的合理性。是否处以罚款、禁赛、取消球队老板资格就能解决问题？不！斯特林依然是白人斯特林，他还会在别的场合表达他的种族歧视言论。

民主的纠错机制在应对“宽容的不宽容”这一内生性的病菌时显得捉襟见肘、有心无力又自相矛盾。症结在于，“自由民主政制划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将宗教和道德逐至私人领域，以保障个人自由的政治权利，恰恰为极权主义、放纵种族歧视的自我中心主义提供了政治条件”。

处以罚款、禁赛、取消球队老板资格就能解决问题？不！斯特林依然是白人斯特林

有评论者把上述系列事件称为“弗格森现象”。所谓现象，无非是指类似事件在一定时空中的频发。但上述指认“宽容的不宽容”病菌的事件或现象仅仅发生在美国？仅仅发生在当下？绝非如此。

二战期间对日裔美国人的管制、苏格兰与加泰罗尼亚的离心倾向、欧洲右翼对外来移民的排斥情绪、“民主化”之后伊拉克的教派冲突、乌克兰临时政府取消俄语的官方语言地位及至克里米亚的独立入俄……这一病菌在民主社会的首要价值——自由——的光环的映照下一直顽强地滋长。

历史还告诉我们，魏玛民国的自由民主宪政所建立的“手中没有剑”的正义为纳粹政制铺平了道路。正如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霍克海默所言：“喧嚷吵闹着的民族主义仍旧是公民自由的一种扭曲形式。反犹主义的酒窖政治，说明它根植于它曾得以发迹、最后又趋于衰败的德国自由主义的土壤之中。”

在此，自由主义者会搬出斯大林迫害、屠杀犹太人的史实，以及中日之间此起彼伏的民族主义的骂战来反驳：带有民族（中心）主义色彩的种族歧视不是自由民主宪政的内生病菌，恰恰是专制政体或集权政制的必然弊害。

曾经读到袁复生先生发表在《南方都市报》上的《以民族主义扭曲历史，我们真比日本人强？》一文。作者对比“我们的历史观被煽情的抗战电视剧塑造，更被教科书塑造”，在谈及美国学者批驳日本右翼分子在编撰教科书时篡改史实，有些日本作家则坚持历史真相，并“持续对文部省审查教科书发起诉讼，对抗国家叙事”时感叹道，“这两个阵营对日本教科书的影响，对东亚国家来说，感受最复杂的一个启发无非就是：民族主义往往是扭曲历史的催化剂，而民主的制度框架和言论自由，则是他们最有效的纠错者”；在谈到美军教科书隐瞒越战叙事，忽略二战期间对日裔美国人的管制，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主流的美国教科书已经拨乱反正时又不吝溢美之辞，“这是美国的民族主义经过自我的纠错，回归到了事实与普世价值”。

作者似乎有意暗示我们：民主政制与“平等”的政治自由（普世价值）提供了民族主义的解毒剂，在治史方面有助于我们了解真相。

这与笔者的观点正相反对。如果我们坚持认为带有民族（中心）主义色彩的种族歧视是自由民主的内生性病菌，如何回应自由主义者的反驳？回答是：它们是人类不同族群间的生活理想相互冲突（实为“诸神之争”）在政治上的展现。在这个意义上，每个族群（城邦或国家、地域）都是一个相对封闭的集团，逐求属己之善——族群集体的自私自利。犹太人问题是这一“人的问题”的样板。锡安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和自由民主制下的同化主义都不可能解决犹太人问题。而对此反驳的一个简单回应就是反诘：标榜价值多元、宽容、开放的自由民主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开疆殖民、掠夺资源、虐杀异族、围殴弱小，岂非咄咄怪事？难道不正是一种伪装成世界主义的狭隘且不宽容的民族主义或族群主义在作祟？

自由主义者的天真就在于他们以为，基于普世人权的同质的身份建构将消弭或避免人类族群间的“诸神之争”，而他们的愚蠢也因此显现出来：推崇文化多元主义，尊重少数权利，却对当中潜在的族群冲突不解因由；同时，对普遍同质的身份建构是否可能以及随之而来的族群身份认同问题，他们置若罔闻。由此，我们见到这样一番景象：摇唇鼓舌的普世公知们仰望自由之光，誓言播撒现代启蒙精神，春风化雨，启迪民智，对导致自我毁灭的病菌却视若无睹。然而，民主的真正的朋友不是普世公知，而是那些看得见自由光环，又清楚病菌之害的人。

由是观之，所谓“弗格森现象”远不是类似事件的集中爆发，也不是美国社会的一时流弊，说它是美国乃至西方社会除之不去的沉疴毒瘤一点也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