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宁：配合中国“猎狐”，美国为何扭扭捏捏？

今年7月22日，公安部为主发起“猎狐2014”专项行动，在全球60余国家集中缉捕涉嫌经济犯罪的外逃嫌疑人，截至原定本月1日的专项行动结束日，在135天内缉捕428名逃犯。在最高检、最高法、外交部、公安部联合发布“自首通告”所规定的52天内，有173名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本月3日，最高检等再作决定，将“自首通告”有效期延长至本月31日，只要外逃犯罪嫌疑人能在年底前自首，仍可依法享有从轻或减轻处罚权利。

国内经济犯罪嫌疑人出逃海外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公安部开始有组织地进行年度专项追逃始于2008年，到今年6月底的六年半中，累计抓捕回国730名。

拿“猎狐2014专项行动”战果与前六年半累计战果作一对比，人人皆可体察国家海外追逃斗争已呈现出崭新气象。按目前之态势，在未来20多天内，“猎狐”战果很有可能继续翻倍扩大，甚至超过前六年半累计战果之总和也不是全无可能。

海外追逃从步履维艰、进展困难到今年下半年战果出乎大多数国人之预料，定有内在成因起着关键作用。习大大反腐败党内党外、国内国外联动显然也是“猎狐”战果出现“井喷”的重要原因；从追逃力度——即为此投入的人力、精力、财力计，我们可以说国家为此下了“血本”；而更“隐蔽”、但或许更关键的原因是：国家综合国力的极大提升！

先看经济力。2008年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年，那一年中国年度经济总量刚刚迈上30万亿台阶，今年我国年度经济总量登上60万亿新台阶已铁板钉钉。更可贵的不是这七年间中国经济总量之翻番，而是在全球经济迄今未能完全走出金融危机阴霾的情势下，中国经济已然步入了“提质增效”的发展“新常态”。这是海外追逃最坚实的经济基础！

再看军事力。2008年我国年度军费预算刚过4000亿元台阶，今年我国年度军费预算8082亿元，七年间军费增长实现翻番。在军费持续增长之背后，军队现代化建设的综合成效与成果，在2012年以来的黄岩岛危机、南海岛礁主权冲突、钓鱼岛归属冲突和东海海权纷争之“中国立场”和“中国表现”中得到大范围、大纵深、多角度、多层次的立体式展现。这是助力海外追逃最隐蔽的只可意会的“军事威慑力”！

还看外交力。中国外交向世界外交舞台中心大幅逼近，从时间节点看也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从那时起，出现了一个挺有趣的现象——在国际性重大多边外交活动中，先是出现了一个“双中心”——奥巴马与胡锦涛被“共同聚焦”。随后，聚光灯开始更多打在了胡锦涛的身上，奥巴马的“亮度”开始出现微妙的“褪色”。与此同时，多国元首政要在重大多边外交场合与我国领导人的双边互动深度及频次，明显高于与奥巴马的同类互动。

到习大大主政后，中国外交及中国国家元首已双双站到全球外交舞台的“中心位置”。2013年的那些重大“登台表演”就不提了。仅今年下半年的北京APEC元首峰会、紧接着的澳大利亚G20峰会两场重大多边外交活动，中国都是“领唱”的当然“主角”，在“中国元素”“中国态度”“中国建议”“中国倡导”“中国原则”“中国理念”“中国主张”的周围，形成了一个个与会者人人可以直接感受的“中国气场”，而习大大则牢牢位居这一气场的“中心位置”。

7月23日，乌干达警方将我国外逃经济嫌犯押至我国

就中美未来发展态势，中国在强势而稳健地上升，美国在极不情愿又无可奈何地守成。中国之上升，有全国性的至少还能持续20余年的、庞大的城市（镇）化支撑，有结构调整、百业升级成效初显之佐证，有强势反腐和依法治国并行不悖作为政治基础，而“八项规定”对中国的改变也印证社会具有极强“可塑性”，所有这些都在不同层面强化着中国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

国不分大小，没有哪个国家的执政团队看不到中美力量“美消中长”的现状与趋势。在维持与美国关系的同时，大幅度而又小心翼翼（以不得罪或过度刺激美国作为外交底线）地发展对华关系，成为越来越多国家对华外交的基本方略。

截止上月末，与中国签署双边引渡条约的国家已达39个，其中有25个国家与中国签署的引渡条约已经生效。全世界有两百余个国家和地区，相较之下这不算多，但查一查具体的签约时间会发现一个耐人思索之现象，即大多数与中国间的引渡条约签署在2008年之后。

从引渡条约扯开来议论，还有下列一系列现象皆与“猎狐”战果大小或直接或间接相关，也颇值得人们思索领悟一番：

除泰国、韩国、澳大利亚、法国、西班牙等少数国家外，大部分已与我签署引渡条约的国家均为美国的非传统盟国。但凡已与我签署引渡条约的美国传统盟国，大都在经济互补、贸易往来、对华出口、引进投资等领域，已对中国有相当程度之依赖；

美国和西方G7集团对这类国家总体影响力较弱，而中方与它们则因广泛的经贸合作包括相伴而生的人文交往则日益紧密，有的已呈如日中天之势，中国已成大多数对华签署引渡条约国出口的“第一目的地国”。

还有50余个国家虽尚未就引渡条约与我方谈判甚至连谈判都未被提上议事日程，但这并不妨碍这些国家与中国正式建立共同打击刑事犯罪的合作机制，另有百余个国家则与中国建立了程度和效度皆有不同的司法合作机制。引渡条约一时谈不了，抑或说还有各种有形无形之障碍有待逐步扫除，那就先与中方进行形式多样的有限合作，至少是向中方表达出一份善意，为日后最终签署引渡条约并接受中方更多合理回报创造条件。

当今时代炮舰外交早已失灵，“意识形态外交”也越来越不听使唤，经济外交则成为其它外交的媒介与基础。国与国相处，经贸合作是最好的利益粘合剂；一国与多国之多边外交，以及一国与区域性国际组织之合作外交，共同发展、合作共赢是最大的吸引力所在。这又是一种典型的“向心力”，其“心”一定是倡导合作的主要发起国，在当今世界，它一定非中国莫属！正因为如此，仅去年至今，从“一带一路”，金砖银行、丝路基金、丝路银行（筹）、亚洲基础设施银行、中非次区域合作、中拉合作、中国与东盟FTA“钻石版”、皆呈现中方登高一呼应者云集之态势。那就对了——既然周边与域外都想搭乘中国发展之快车，当然要对中国的“猎狐”行动作出“力所能及”之配合。

有人说中国海外追逃困难重重，那是中国死刑制度在作梗，是中外司法制度差异使然，是中外司法程序难以对接之过，更有人将屎盆扣在中国的人权保障上。这些说法对不对呢，除了“人权保障”一项除外，若就事论事看都对，但又都不是根本性障碍之所在。

核心的、通常不大容易为常人所察的“变异性障碍”有三个：一是政治犯、经济犯、贪官三者之间很难有一个国际统一的界定标准，而中方追逃客观上有求于人，这就为对方与中国在政治上（司法合作系典型的政治合作）讨价还价提供了可能，并表现为追逃的一波三折；二是对方国内的反对派和在野党将此当牌打，令对方政府在追逃问题上与我方合作谨小慎微，不敢动作过大；三是逃犯藏匿国以遣返中国逃犯为条件软硬兼施，企图迫使中国政府超越自身发展阶段无底线地向对方开放市场，试图从与我方的追逃合作中获取“超常规暴利”。

这三条都端不上台面，但确系真正的障碍之所在。至于判不判死刑的承诺之类，在西方政治中也只是棋子而已。举个例子，福建“远华案”首犯赖昌星1999年外逃，旋即中加之间开展“遣返谈判”，一谈就是12年，直到2011年加方自以为各种“超常收益”皆得到满足后，赖昌星才被遣返回国接受司法审判。笔者在上节中所归纳的三种“变异性障碍”，在赖昌星遣返案中可谓表现得淋漓尽致。

中国警方与加拿大警方研究境外缉捕工作

中国民众最痛恨的追逃对象是各类贪官。在国际场合，中美皆系高调反腐并主张反腐国际合作的大国，但在背地里，美国对中国的贪腐和贪官，一是利用来作为攻击中国社会制度的炮弹和影响中国青年一代的教材；二是作为要挟中国政府之筹码；甚至骨子里不希望看到中国反腐真正取得实效，乐见贪腐击溃中国。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偏偏美国成为“养育”中国中等以上外逃贪官最多的国家？为什么中美合作打击跨国犯罪多年，中国早就向美国提供首批千余名在美生活贪官名单，而美国迄今只向中国遣返过两名逃美的“苍蝇级”贪官？

从2008年开始每年组织海外追逃行动到“猎狐2014”，已被押解回国内的外逃者大都事发于经济犯罪，真正被押解回国的外逃贪官占比很低。这说明，60个与中方合作的“遣送国”，尚不同程度对遣返更易与“政治挂钩”的中国贪官心存顾虑，还在忌讳某些有形乃至无形的东西。将心比心这完全可以理解。之所以出现这类情况，说到底还是中国目前的综合国力所能产生和集聚的“向心力”，尚不足以完全打消60个合作国的种种顾虑。综合国力决定“猎狐”战果，二者在现阶段呈现明显的正相关性。假以时日，随综合国力进一步强盛，与中方合作追逃的外国政府将持续增加，合作程度会不断加深，海外追逃战果也将继续成倍放大，直到外逃之路被基本堵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