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棋泰斗吴清源去世享年100岁 被誉昭和棋圣致力中日友好
北京时间12月1日，据日本媒体《读卖新闻》报道，对围棋做出革命性贡献、被日本媒体誉为“昭和棋圣”的吴清源大师因抢救无效，在30日凌晨1时11分于日本神奈川县小田原市内去世，享年100岁。
吴清源（资料图）
8天前，吴清源百岁寿辰庆祝会还曾在北京会议中心举行，数百位社会各界人士为吴老先生祝寿，物理学家杨振宁、京剧艺术家梅葆玖、影星张震等到场送来祝福，吴清源女儿吴佳澄到场感谢大家的祝福。聂卫平等中国围棋界众多知名人士也到场祝贺，王汝南代表中国围棋协会授予吴清源围棋发展杰出贡献奖。2014年8月25日，吴清源更因始终致力于中日文化交流，被中国人民对外友协授予“和平发展贡献奖”。
但没曾想到，围棋大师却在30日凌晨去世。根据日媒《读卖新闻》报道，吴清源的家属已经准备在近期为其召开告别仪式，据悉，他的二儿子吴昌树将为他主持发丧会。
吴清源1914年生于中国福建，少时即有围棋天才之称，14岁的时候赴日，投入日本棋院濑越宪作名誉九段门下。第二年被日本棋院授予了三段，1950年获得九段。
吴清源，1936年加入日本国籍，1946年失去国籍，1979年再次加入日本国籍。他作为日本围棋黄金时代的第一人君临日本，被称为日本的“昭和棋圣”，和木谷实一起创建了“新布局”。
吴清源
《读卖新闻》还表示，1933年，吴清源和木谷实五段一起将原来重视边角的布局法改为了更重视中腹的“新布局”，创建了现代围棋的骨架。
1939年，在《读卖新闻》创建的10番棋大战中，吴清源和10名日本的顶级棋手对阵，到1956年为止，吴清源将所有对手都击败，成为世界围棋界的第一人。
今天，新华网刊文吴清源自述为什么三次改变国籍，摘自《中的精神：吴清源自传》，以下为原文：
我正式的名字是“泉”，“清源”其实是我的字。无论是“泉”还是“清源”，都是和水有关系的文字。这或许是因为我出生的那天正好遇上了洪水的缘故。
我的生日是农历五月。在我出生地的福建省，农历五月正好是雨季。在傍晚时分经常打雷。特别是我出生的那一年，据说雷雨特别厉害。母亲是把两张八仙桌并起来，在上边铺上布垫，才生下我的。
母亲特别讨厌打雷。在怀我的时候，一听到雷声，就没有了食欲，什么东西都吃不下去。小时候，我体弱多病，或许与此有关吧。
我出生后不久，我们一家就搬到了北京。四岁的时候，我得过疝气。原因是我和哥哥一起玩，我扮做马，哥哥骑在我身上，他不断地叫我跳、跳。结果用力过度造成了疝气。我的一位亲戚是医院院长，所以，我住进协和医院接受了治疗，协和医院当时是和美国合作的。但是因为我自作主张解下了治疗用的绷带，所以最后疝气没能完治愈。因此，我后来一直都不能进行剧烈的运动。
在北京，父亲经常去上两三个小时的班就赶回家来。与工作相比，父亲更热心于对我们兄弟三人的培养。
清朝奉行科考的选拔人才制度。父亲也是学四书五经长大的。《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四书，《易经》、《诗经》、《书经》、《礼记》、《春秋》是五经。这些都是儒教的经典。
我出生的时候，科举制度已经被取消了。尽管如此，父亲还是很早就为我们请了家庭教师，教我们兄弟读四书五经。当时我还只有虚岁五岁。
在书房里，我们兄弟三人一起上课。为了便于监督，父亲也和我们一起听课。学习是从早上8点开始。我的年龄最小，和大哥相差四岁，和二哥相差两岁。因为年纪小，所以要跟上哥哥们的进度是很不容易的，非常吃力，实在是一件辛苦的事情。
最重要的是背书，就是把书拿在背后，嘴里背出书中的内容。我怎么也记不住，往往要弄到半夜12点才能结束。祖母经常为我说情，说“已经差不多了，可以了”之类的话。
围棋启蒙
我开始把围棋放到围棋盘上是七岁左右的时候。两个哥哥也一起开始学棋。围棋的学习，我的明显比哥哥们快。
因为父亲在日本留过学，所以对日本围棋界的情况很了解——比如围棋发展得很快、也有职业棋手等等。父亲从日本还邮购了许多棋书，有幕府末期的棋圣秀策的百局棋谱，也有“方圆社”发行的《方圆新报》合订本。
围棋的学习也是从早上持续到晚上。一只手拿着沉重的棋书，一只手打谱。一会儿手腕累了，就换另一只手，就这样不停地交换来交换去。因为看不懂日文，解说部分就由父亲读给我听。棋谱基本上摆一遍也就全记住了。
因为长时间地持续拿沉重的棋书，所以我两只手的中指都变形了，略有些弯曲。
再也没有更让人高兴的事了，我不再挨父亲的板子了。因为进步得比哥哥们快，比起念四书五经，学围棋是件快乐的事。
那样的日子，一直到父亲病倒为止。
段祺瑞
父亲是1925年去世的，当时他才33岁。那年我11岁。父亲得的是肺病。虽然在家里调养，但自吐血之后，他很快就去世了。
在父亲身体还没有变坏的时候，父亲带我去过北京的一家名为“海丰轩”的棋社。在家里看见我学围棋进步神速，父亲也许就开始想培养我往那条路上走。我在棋社和当时中国的一流棋手顾水如、汪云峰等下了受五子棋。
顾水如老师那时带我去过段祺瑞的府上。段祺瑞是亲日派的军阀政治家，是北京政府的国务总理。段祺瑞十分喜欢下围棋，每周的星期天一大早，棋手们就都会去他家和他一起下棋，之后一起吃早饭，这已经成为了惯例。
我也和段祺瑞下了棋。我开始并不知道他的棋力如何，只知道他下棋很快。看我是孩子，他就下无理手想欺负我，最后我抓住了他的破绽，赢了那盘棋。但实际上，他喜欢赢棋。大家知道他这个脾气，为了讨好他，就都故意让着他，输给他——没想到却让我这样一个毛孩子赢了他。
输棋之后，段祺瑞的心情大坏，一个人进屋去了，之后再也没有出来。那天早上的早饭也没有和我们大家一起吃。但因为答应过以学费名目给我钱的，所以第二次见他的时候，我直接对他说：“请给我学费。”这样，我拿到了100块大洋。
父亲过世之后，家里没有了收入来源。所以，第二个星期我又去了段祺瑞的府上，但他没有再与我下棋。不过那以后他答应过的学费还是如期如数地给了我。
在父亲去世的前三天，他把我们三兄弟叫到病床前。他把练字用的字帖交给了大哥，把小说给了二哥，交给我的是棋子。这也算是父亲给我们的遗嘱吧。之后，大哥做了官，二哥成为了文学家，而我成了一名棋手，完全如父亲生前期待的一样。
天才少年
我去过段祺瑞府好多次。段祺瑞下围棋最得意的手法就是，打入对方，然后在对方的空中活上一小块。他将这样的下法比喻成“在公园里搭建小房子”。
那时，得到了日本支持的张作霖在满洲建立了军阀体系，一直在各处征战，一会儿将势力扩张到北京，一会儿又撤退回满洲……但最后是日本在满洲建立了伪“满洲国”。
段祺瑞也是亲日派的军阀，但他看见日本在满洲张牙舞爪的样子，这样说道：“搭建个小房子可以，但不能归为己有。”在围棋上，他采用的就是那样的打入手段，这是我长大后才明白的——我认为他很了不起。
在我的亲戚中，有一位名叫李律阁的有钱人，他给张作霖等亲日派军阀捐献过很多钱。听说有一次和张作霖打麻将，就故意输掉了50万大洋。作为回报，张作霖把北京郊外占地极大的南苑“处理”给了我的亲戚。
后来，段祺瑞的地位保不住了，我每月的学费赞助也就没有了。父亲去世后，我们家一直靠变卖家产度日。后来我去了北京中央公园(现中山公园)里的“来今雨轩”下棋。由喜欢下棋的有钱人提供奖品，好多的棋手都去那里下棋。顺便提一句，“今雨”是古语，意思是“亲友”。
我连战连胜，多次拿回了砚台、花瓶之类的奖品——那时我还只有十一二岁。为此，我受到大家的鼓励，有一家北京的报纸刊登了我的照片，报道了我下棋的事。后来在北京慢慢地大家都叫我“围棋天才少年”。
那时，有一位林先生带我去了日本人的俱乐部。以前我的祖父在福建省做盐的买卖，和我们吴家一起合作的就是这个林家。林家是鸦片战争时的忠臣林则徐的同族。那个林家的人看见我们家的没落景象，就带我去了日本人的俱乐部。
在那里我见到了一位名叫山崎有民的日本人，他在北京经营和美术有关的生意——这成为了我日后留学日本的一个契机。
日本人俱乐部
中国围棋在清朝末期到中华民国初期是最差的时候。清朝末期有一位名叫汪云峰的国手——国手也就是日本的名人——但我认为汪云峰的棋力比起他的前任国手周小松要差二子。国家处于战乱中，根本不是下棋的年代。那样的年代持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但在我的少年时代，因为有喜欢下围棋的段祺瑞，还有我那有钱的亲戚李律阁也经常帮助顾水如先生等人，围棋环境勉强说得过去。顾水如有留学日本的经历，那时他和喜多文子下过一盘受二子棋，结果输了。输给女棋手很没有面子，据说输棋后顾水如一下子挥霍掉了他在日本一年的生活费。不管怎么说，在当时的中国，光靠围棋是无法生存的。
那样的大背景下，我在日本人俱乐部和一位日本初段下了一盘棋。那是1926年，我12岁的时候。那盘棋开局的时候我中了对方的圈套，一直是苦战。但进入中盘后我吃掉了对方一块棋，最后我赢了6目。在观战者中就有山崎有民先生。
山崎先生在观看了我的对局之后，在远在日本的大棋士濑越宪作写了封信，告诉他中国有一位天才少年。濑越老师1919年因为围棋交流来过中国，在中国的日本人都知道他。在他们两人之间，开始了关于把我送往日本留学的话题。
1926的夏天，职业棋手岩本薰六段和小杉丁四段来到中国。我和岩本薰下了两盘受三子棋，结果我都赢了。下了一盘受二子棋，我输了两目。和小杉的受二子棋，我赢了。这些对局是为了考察我的棋力的吧。不久之后，在濑越老师和山崎先生之间，有关我去日本的事情进入了具体商榷的阶段。
当时，尽管家里入不敷出，但母亲也没有回福建老家的意思，因为已经从祖父那里分得过家产了。台湾的亲戚劝我母亲说，如果能去日本应该尽力争取。但是在国内的中国亲戚却对我的东渡扶桑持强烈反对的态度——当时中国和日本的紧张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加入日本国籍
加入日本国籍是1936年的事。
如果我一直保持中国国籍在日本继续围棋修业的话，终归怕有所不便。为此，山崎有民先生就劝我加入日本国籍。山崎先生是在北京的美术商，他为我来日本费尽周折和心血。因为中日关系越来越坏，后来山崎先生也回到了日本。
但是，加入日本国籍的手续非常麻烦，花了三年的时间。加入日本国籍要有各种条件，例如要在日本居住五年以上，要有稳定的生活等等。但其中最困难的其实还是要脱离中国的国籍。
当时，因为日本建立了伪“满洲国”，实际是侵略了中国，所以日本对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来说是敌国。
去了好多次在东京的中国领事馆，但总是要被问到为什么要加入敌国国籍，尽管递交了申请，但总是遭到讥笑。
关于加入日本国籍的问题，濑越老师也很烦恼。老师他既不阻止，也不赞成，只是一直沉默。所以我去找了外交官清水薰三先生商量。清水是中国通。清水先生找了中国的外交部，跟他们说：“你们即使留住吴清源的国籍也没有用。”由此说服了他们，使得我终于脱离了中国国籍。
在日本的中国人，被蔑称为“支那人”，受到歧视，也有人受到过实际的威胁，因此，我对自身的安全也很担心。母亲和大哥都劝我回中国，或者去哪个学校上学。但是一边下棋一边读书是行不通的，再说我还要养活一家人。最后我决定一个人加入日本国籍，选择了留在日本。
之后，我改名为“吴泉”。我的正式名字叫“泉”，“清源”只是字。“吴泉”采用了半训半音的读法。因为一直关照我的政治家望月圭介先生对我说：“不能忘记中国。”所以，采用了中文名和日本名各半的读法。
尽管改名为“吴泉”，但大家总不太习惯，结果，1940年又将名字再改回到“吴清源”。
国籍
出生于中国的我，到了日本后的头八年里，都还是中国国籍。后来随着战争的进一步升级，我加入了日本国籍，一直到来战后。
到了1946年，突然有一天，一些在日华侨到我家，并且拉着我去了我所住的杉并区的派出所。他们强迫我放弃日本的国籍。因为他们是让我等在另一个房间里，所以他们是怎么具体操作的我一点都不知道。后来，他们交给了我一本中国的临时护照。
当时正好是我和桥本宇太郎先生的第一次十番棋开始的时候。第一局我输了后，那些华侨又来了，说“输得这么难看，像你这样的人要了也是没用的”，结果他们又把临时护照从我手上拿走了。
后来，拿到正式护照已经是1949年以后了。那一年，中国的国民党战败去了台湾。我去了在横滨的中华民国领事馆办手续，终于拿到了护照。在此之前，我三年没有国籍。
妻子和我一样在1946年失去了日本国籍，实际上一直也处于无国籍的状态。而我们是1952年才发现这个情况的。当时正好刚赢了和藤泽库之助先生的十番棋，就收到了台湾来的邀请函。
妻子去申请护照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竟然是没有国籍的，便一边找律师商量，一边办手续，终于又恢复了日本国籍。失去日本国籍的真相是，1946年那些华侨冲到派出所，杉并区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对他们说：“不是本人的话，是不能办理退国籍手续的。”对此，华侨们怒吼道：“战败国的国民说什么呢!”然后就强词夺理地将我和我妻子的日本国籍都退掉了——那是日本刚刚战败后十分混乱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拿到了护照，决定去台湾。这时周围有人开始担心我会不会是一去不复返，不再回日本了。因为在战时，加入日本国籍的我是曾被人贴出了悬赏告示的，所以这次如果去台湾，很有可能会和我算旧账。
在东京举行了饯别会，作家川端康成先生和村松逍风先生都来了。席间，川端先生还对我说：“吴君，还是不要卷入政治的好。”看得出他很为我担心。
再加入日本国籍
我于1979年再次加入了日本国籍，时年65岁。战前，从中国国籍转为日本国籍，是因为当时是战争年代，受形势逼迫不得已。再次加入日本籍，较之我自己，更多的是考虑到孩子。
小儿子昌树在考高中的时候，碰上了这样的事情——在考场里只有小儿子一个人被叫到一边，不和大家排一个队。具体的原因不知道，但估计是国籍的关系才会这样吧。这件事对小儿子的打击很大。
我和妻子都为孩子的将来着想。在找工作的时候，可以想像如果没有日本国籍，情况会更糟糕。所以我们决定再次加入日本国籍，这也是小儿子的希望。
但是，要说再加入日本国籍，并不是马上就能被认可的。日本是不允许双重国籍的，如果我没有退出中国台湾籍的证明就拿不到日本国籍。为这事，我还去了原法务大臣稻叶修先生那里去找他帮忙。因为这个手续十分麻烦，花费的时间相当长，所以我连母亲的葬礼也没有去。
国籍问题解决了，小儿子从早稻田毕业后，在“日本电气”工作。长子信树庆应大学中途退学后，进了侗朋大学，立志成为音乐家。女儿佳澄从成蹊大学毕业后教初学围棋的启蒙班。
抚养孩子长大都是交给妻子费心的，因为我受的是中国四书五经的教育，所以对日本的教育一窍不通。围棋已经牵扯了我全部的精力，甚至连教孩子们学棋的时间也没有。甚至有孩子说：“非常想到父亲的房间里去，那是个特别的房间。”
大哥在我母亲去世后去了美国，因为大哥的三个孩子都在美国。大哥的大儿子和二儿子学的是物理学，小儿子成为时装设计师。大儿子在航空宇宙局(NASA)工作，后来因为NASA缩减了规模，改学了农业，听说和生物有关。
大哥最后是在美国去世的。我和大哥的孩子们一直有圣诞贺卡的来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