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嬛嬛访台湾九合一劳动党候选人高伟凯：都在买票，都说没收红包-高伟凯、吴嬛嬛

和高伟凯在办公室坐定时已经是早上九点多了。

作为此次劳动党唯一的县议员候选人，他刚刚从大街上拜票回来，早上六点天还没亮一直站到将近九点。11月下旬的台湾已经有些冷了，还经常会碰到突如其来的大风大雨，选举期间整日奔忙的他有些感冒，就在站街间隙里喝了点药。

“每天这样站街，效果有多大？”

“这是一种比较便宜的广告啦，就是让人家看到我们。今天这个路口比较不好演讲，明天路口的红灯会更适合街头演讲。”

缺少竞选经费的高伟凯只能用站街这种比较便宜的方式来宣传自己

红白包会送到倾家荡产

我们的话题自然从眼下的“九合一选举”开始。

虽然这次争取的是连任，但伟凯坦言还是压力很大，毕竟作为反对党，如果这次落选，一来在议会中将没有席位，二来也说明此前的工作没有做好。

“劳动党是台湾为数不多坚持左统路线的政党，一直致力于劳工运动，在大陆的名气比在台湾高。不过大家都知道劳动党比较没有钱，所以我们就只能靠站街这种方式，红白场什么的我们是完全不跑的。也会有人抱怨，甚至会有竞争对手拼命散播这件事情。”

跑红白场是台湾议员和民意代表经常要做的事情，甚至被有些民众看成是应该做的事情。一个红包的行价在1600-2000新台币（约合人民币350-400元），白包通常在1000新台币（约合人民币200元），快到选举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加码到2000多，基本等于变相买票。伟凯说他这里一个月要收到三十多个讣闻，三四个喜帖。

“这可是一笔不小的开销，要真送起来能送到倾家荡产。”

“所以从2009我第一次参加竞选议员的时候就决定不跑红白场，实际上第二天开票，前一天晚上我们就有得罪人。有个商家的长子送讣闻来，我居然跟人家说我们研究看看怎么办。人家觉得莫名其妙，你应该马上来拈香啊，他们习惯的民意代表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后来我们觉得挽帐还是要送的，但我们还是不送红白包，也不会死一个人要跑三次。”

本次九合一选举劳动党唯一县议员候选人高伟凯

台湾贿选成风，伟凯说，这次选举他们大概能花100多万新台币，这只是别人的三十分之一。一般情况下，议员选举大概得花两三千万新台币，这都算是便宜的了，“立委”至少得4000万起跳。

“你问有没有买票，大家都相信有，但如果问你有没有收到，一百个人都会讲我家没有收到。台湾的选举生态就是这个样子啦。”

投票是很随意的事情

即便是送钱贿选，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送了就有效果的。

“买票也是看关系的，不是站在路上发钱就会选你，譬如这个人一定要刚好认识你的表姑妈之类的，这样买票才会有保障，才不会出事。”

台湾选举看似一人一票公正公平，但整个过程其实很随意，投票基本没什么理性可言。选民很少在意候选人的能力，“比如那个阿伯之所以决定选他当里长，只是因为候选人是他的校友或者仅仅因为长得很漂亮啊。也有人讲的很明白，谁送钱我就投给谁，你没有拿钱来我干嘛投给你？”

“唯一的公正性在于一人一票，其他都很荒谬。”

可想而知，这样选出来的人也是良莠不齐。台湾基层里长很多都是小学、中学毕业，有些直接有黑道背景。有些民意代表大字都不识几个，“校对”的“校”直接念成了“学校”的“校”。伟凯告诉我，他遇到最不可思议的事情是有些议员竟然抱怨为什么议会的提案没有人写，“他的意思是我要写什么提案，你们这些议会的职员就要帮我写出来，其实他是没有能力写的。”

这样的选举自然会选出很多“坏人”来，但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你只要能为我服务，能请得动，就算贪污腐败也无所谓。

“有些人投票给某个人，就是希望自己以后做生意能方便些。譬如说今年教师节送给全县教师的礼品，如果是民意代表建议的话就比较容易通过。而很有可能这个民代说的礼品只有投他的那个人的厂子才做的出来，这样就钻了漏洞。当然也有民代跟我讲，他不是为了赚钱而是觉得很爽，十二点不回家都不用跟老婆报告理由。”

议员基本监督不到政府

然而尽管这些议员当初是自己投票选出来的，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议员的职责是什么其实他们并不清楚。一位开出租车的阿姨就曾讲，“在我的选区里，我只知道县长和里长是谁，至于议员，就知道他们在县政府开会，也不知道开的什么会。”

按照台湾“地方制度法”第36条的规定，县议员有十项职权，但伟凯告诉说，这其实只占了议员实际工作的一小部分，而且对于普通民众来说，36条根本没怎么做的话，民众不会觉得怎样。

更多时候，议员是在做各种非常细微琐碎的服务，比如有民众酒驾被叫进警察局，也会打电话叫议员到现场，再比如想要念比较好的明星学校，结果那里报满了我家小孩进不去。马路坑坑洞洞叫政府来补，很久都没有来，这些情况都会反映到议员这里。

至于议员对政府的监督，伟凯说这很难。“第一，你要专业，譬如要修一座桥，县政府开出预算说要3亿，但涉及到安全问题，你敢不敢说只要两亿五？再譬如修路面，这个水泥加封的厚度够不够，你怎么测，测出来的结果会不会判别，这些事情可能还是必须由县政府工务处的专业人才来做，议员能够做的很少。”

第二，是制度设计的问题，议员只能删预算，但其实大部份民众的需求会涉及加预算，而加预算的决定权在行政权手里，决算的监督权则在监察院手中。“所以在‘立法院’辩论是无所谓输赢的，我的意见跟你的不一样，但是裁决权都在行政那里，最后变成你也不用反对我说的，我也不用反对你说的，因为我们两个都没有决定权呀。”

这样行政机关经常会跟‘立法院’扯皮，也并不害怕‘立法院’会妨碍到自己。伟凯告诉我，他们去年审今年中秋晚会的预算，政府要多加100万元的摸彩瓶活动，“你叫他不要办那么多晚会他说民众有需要，你叫他不要花100万，他又说没有摸彩民众不会来，那到底民众有没有需要？”

“晚会可以让县长多露脸，其实是他需要这个中秋晚会而不是民众需要，但他又不能说破，只能讲一些自相矛盾的话。”

作为劳动党建党以来的第一位县议员，伟凯常常会因为在议会中的反对发言受到各种“拜托”，私下里请他不要讲的太多太过分。“审预算的时候很无聊，没有几个人来开会，但到最后下结论的关键时刻，他们就会拼命动员，预防我会怎么样。”

“因为我们是少数党，表决也表决不过，其实个别议员能够做的很少。”而且本届新竹县议会提案采用的是不表决模式，以避免各种不和谐。伟凯告诉我，他至今未表决过任何议案，每次都是无异议通过。但也为了不表决，多数党就会让他想讲什么就尽量讲，而不会讲到一半就动用表决直接通过。

下午四点伟凯还要出去拜票，“这几天会非常忙，我们也只有选这种大家都下班的时间才开始活动，可以接触到更多的民众。”至于效果有多大，只能凭运气了。